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四卷 命运的关键-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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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十一时，我们都到了克里姆林宫，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译员接见我们。于是，一次最不愉快的讨论开始了。
斯大林递给我一份文件。当译员翻译它的时候，我说，我要用书面答复，而且他必须了解，我们已决定了将要遵循的方针，责备是无用的。此后我们大约争论了两个小时；他在争论中说了很多令人不愉快的话，尤其说我们过分惧怕对德国人作战，假如我们像俄国人那样试一下，我们就会感到并非如此；他又说，我们违背了关于“痛击”计划的诺言；又说我们没有把答应给俄国的军需品送去，只是在满足自己需要之后，才送去少许剩余物资。他的这些怨言显然也是说给美国人听的。
我直截了当地驳斥了他的争论，只是不带有任何辱骂的字眼。我原以为他不惯于一再遭受批驳，但是他毫无怒容，甚至也不激动。他反复说明他的意见，说英美在瑟堡半岛登陆六个师或八个师的兵力应该是可能的，因为英美已掌握了制空权。他觉得，如果英军像俄军那样对德作战，就不会这样害怕德军了。俄军，实际上还有英国空军，已证明击败德军是可能的。假若英国陆军与俄国同时作战，英国陆军也同样能获得胜利。
我插话说，斯大林在谈到俄国陆军的英勇时说的一番话，我不计较。向瑟堡登陆的建议，没有充分考虑到英吉利海峡的存在。最后，斯大林说，我们不能再争下去了。他必须接受我们的决定。然后，他突然邀请我们明晚八时出席宴会。
我在接受邀请后说，我将在后日，即15日黎明时乘飞机回去。约大叔对此似感不安，问我是否能多留些时日。我说，当然，倘若能起一些良好的作用，我总是想多留一天的。于是我又大声指责他对待我毫无友情。我千里迢迢到这里来为的是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曾竭力帮助俄国，而且将要继续帮助下去。我们曾经完全孤立无援地对德国和意大利作战了一年。现在三大国既已结成同盟，只要不发生分裂对立情况，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我说这番话时有些激动；我的话经翻译之前，他说了一句他爱听我发言的声调。此后会谈便继续在不那么紧张的气氛中进行下去了。
他专心一志地谈论俄国两门发射火箭的迫击炮，说它们的效果是毁灭性的；他建议，如果我们的专家们能等候一些时日，可以表演给他们看。他说，他要让我们获得迫击炮的全部情报，但是否应以某些东西作为交换呢？应否订立一个关于交换科学发明情报的协定呢？我说，我们将无条件地给他们各种情报，只是有些新发明，假若经由飞机运载，而在飞经敌方战线时有被击落的危险，因而使我们轰炸德国更加困难，就要另行考虑了。他接受了我的意见。他也同意，他的军事当局应同我们的将军们会见。于是便安排在当天下午三时会见。我说，他们至少需要四个小时，以便详细讨论涉及“痛击”、“围歼”和“火炬”等计划的技术问题。他立刻指出，“火炬”计划“在军事上是正确的”，但政治方面需要更审慎些——就是说需要更仔细地处理。他不时提起“痛击”计划，颇有怨言，当他说到我们没有坚守诺言时，我答称，“我反对那样的说法。我们已遵守了每一项诺言。”我把给莫洛托夫的备忘录指给他看。他表示歉意，说他吐露的是真诚的意见，我们之间没有猜疑，只是见解不同而已。
最后我问到高加索的形势。他是否准备保卫高加索山脉，用多少兵力？谈到这里，他叫人拿来一个立体模型，并以坦率的口吻、明确的知识，说明这条防线上的兵力。他说现在正准备二十五个师的兵力。他指着各个关口说，这些都会守得住。我问，这些关口是否都已设防了呢。他说，“当然。”俄国的战线（敌军尚未到达那里），就在这条主要山脉的北面。
他说，他们一定要坚守两个月，两个月后就大雪封山了。他说他自信他们完全能够做到这点，然后又详细介绍了集中在巴统的黑海舰队的力量。
这一部分会谈是顺利的，但当哈里曼问到通过西伯利亚运送美国飞机的计划时——美国一再催促这个计划，最近俄国人才同意执行——他敷衍地回答说，“战争的胜利不是靠计划来赢得的。”在会谈中，哈里曼完全支持我的意见，我们两人谁也未曾让步，也未曾说一句刻薄话。
我离开时斯大林起身行礼，并向我伸出手来。我同他握了手。
我在8月14日向战时内阁提出下列报告：
我们曾问自己，应该怎样解释昨晚这种表现，以及前天晚上取得良好结果后又发生了变化。我想，很可能是他的人民委员会对我所带去的消息的理解与他不一样。他们掌握的权力或许比我们所设想的大得多，但知识很少。或许斯大林是想为他们自己的将来获得极大的利益，也可能是为了发发自己的牢骚。卡多根说，艾登在圣诞节开始会谈以后，第二次也曾遇到同样的僵硬情况；哈里曼说，这种手法也曾在比弗布鲁克代表团访问的初期使用过。
我经过考虑后认为，斯大林的内心——就他的内心来说——是明明知道我们是正确的；明明知道，为执行“痛击”计划而登陆的六个师，在今年并不能使他得到什么好处。而且，我深信，他的稳健而敏锐的军事判断力肯定会使他坚决地支持“火炬”作战计划。我认为他有可能向我们道歉。我对这一点抱有希望。无论如何，我深信这样明白道出比任何其他方法更好。他们从来没有不继续作战下去的意思，我个人认为斯大林对于胜利是深具信心的。
当我为了四十架“波士顿”式飞机而向斯大林致谢时，他作了一个不屑一提的姿势，说，“它们是美国飞机。等我给你俄国飞机时，你再感谢我吧。”他说这些话，并没有轻视美国飞机的意思，而只是说，他重视的是自己的力量。
我很体谅他们正在经历着极紧张的局势。最后，我认为，他们对这次访问是需要大事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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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斯大林交给我的备忘录：
1942年8月13日
由于今年3月12日在莫斯科交换意见的结果，我已确知，英国首相丘吉尔先生认为在1942年不可能在欧洲组织第二战场。众所周知，1942年在欧洲组织第二战场是在莫洛托夫逗留伦敦期间早经决定的，去年6月12日所发表的经过双方同意的英苏公报并已宣布了这项决定。我们还了解到，组织第二战场的目的，是使东线的德军撤往西欧，并在西欧建立抵抗德国法西斯军队的重要基地，从而缓和1942年苏德战线上苏军面临的严重局面。不难了解，英国政府拒绝在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将使苏联全国舆论——舆论正把希望寄托在开辟第二战场上——遭受极大的打击，使战场上的红军面临的形势复杂化，并妨碍苏军的指挥计划。且不谈由于1942年不开辟第二战场给红军所造成的困难，无疑会使英国和其他盟国的军事形势受到损害。我和我的同僚们①认为1942年存在着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最有利条件，因为几乎全部德军，并且是最精锐的德军已调往东战场，留在西欧的德军为数不多，战斗力也不强。至于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的条件是否将如1942年那样有利，就难说了。
①着重点是我加的。——丘吉尔
因此我们认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特别在1942年，是可能的，而且是有效的。我为此事曾力图说服英国首相先生，不幸未收成效，而美国总统代表哈里曼先生在莫斯科会谈中则完全支持首相先生。
次日，即8月14日上午，我经过充分休息之后，在帝国总参谋长和卡多根协助之下，准备了下列我认为恰当而明确的答复：
1942年最好的第二战场以及从大西洋开展的唯一可能的大规模的战役是“火炬”作战计划。如果它能在10月间实行，将比任何其他计划对俄国更有帮助。它也为1943年的战役铺平道路，并且具有斯大林总理在8月12日会谈中所提到的四大优点。英美政府对此已下定决心，并且正在以最大的速度进行一切准备工作。
2．英美方面用六个师或八个师的兵力袭击瑟堡半岛和英吉利海峡的岛屿，同“火炬”作战计划比较起来，是一次冒险而无益的军事行动。德军在西欧有充分的兵力，足以在这个设防的狭小半岛上阻滞我们前进，并会集中所有在西欧的空军对付我们。英国海陆空军当局的意见，都认为这样的军事行动只能以灾难告终。即使我军占领了这些据点，也不会使德军从俄国战场撤出一师兵力。这个计划对我们的伤害将远比对敌人的伤害为重，我们并将毫无意义地耗尽1943年真正战役所需要的重要兵员和登陆船只。这是我们确定不移的观点。帝国总参谋长将同俄国司令官具体地交换意见，所谈范围根据双方愿望确定。
3．英国或美国都没有违背诺言。我是指1942年6月10日我给莫洛托夫先生的备忘录第五节说的。该节明确指出，“因此我们不能作出保证。”在冗长的会谈之后所提出的备忘录非常清楚地说明，采取这样一种计划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好几次会谈都已记录在案。
4．然而，关于今年英美军队要在法国海岸登陆的各种传说已使敌人产生错觉，因此敌人已在英吉利海峡的法国海岸上驻扎大批空军和军队。假若对这个计划引起了公开的争论，那就要损害大家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俄国的利益；因为在这场争论中，英国政府将不得不把它所想到的不宜于实行“痛击”作战计划的有力论点向全国公布。这样就会使寄托希望于这计划的俄军普遍地颓丧，而敌人也会自由地从西欧撤出更多的军队。最巧妙的办法是用“痛击”计划来掩护“火炬”计划，而在“火炬”计划开始时宣布这是开辟第二战场。
这是我们自己打算采取的行动。
5．我们不能承认，同莫洛托夫关于第二战场的会谈已成为改变俄国最高司令部战略计划的任何根据，因为，对这次会谈我们早已提出了口头和书面的保留条件。
6．我们再次重申，我们决心用一切实际可行的方法援助我们的俄国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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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我们出席了克里姆林宫的正式宴会，约有四十人参加，包括几位司令官、政治局委员和其他高级官员。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诚恳而亲切地招待我们。宴会进行得很长，从一开始就相互举杯祝酒，简短致词。过去有许多天真的故事描写苏联宴会上竞赛喝酒的情形。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元帅和他的同僚们始终用小玻璃杯敬酒，每次只是抿一口，可是，我却是按照这种传说锻炼起来的。
在宴会中，斯大林经由译员帕夫洛夫的翻译，很愉快地同我谈话。他说：“若干年前，萧伯纳先生和阿斯特夫人来访问过。”阿斯特夫人建议邀请劳合·乔治先生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为什么要请他来？他是干涉我们的头子。”
对这一句话，阿斯特夫人回答说：“那是不确实的。是丘吉尔使他误入歧途的。”斯大林说：“不管怎么说，劳合·乔治是政府的领袖，属于左派。他应对这事负责。我们宁愿喜欢真敌人，而不喜欢假朋友。”阿斯特夫人说：“哎，丘吉尔这下完蛋了。”斯大林说：“我不能肯定就是这样。假如大难临头，英国人民或许还要求助于这匹老战马。”他说到这里，我插话说，“她说得很有意思。我是干涉的最为活跃的人物，我不希望你有不同的想法。”他露出友好的笑容，因此我说：“你已经宽恕我了吗？”译员帕夫洛夫说：“斯大林总理说，这一切都已过去了，过去的事应该属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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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在同斯大林进行会谈时说，“比弗布鲁克勋爵曾经告诉我，当他于1941年10月间出使莫斯科时，你问过他，‘丘吉尔在议会上说，他曾就德军即将进攻苏联的事向我提过警告，他的意思是什么？’”我说，“我当然是指1941年4月我给你的电报。”我拿出这份克里普斯爵士很晚才递交给他的电报。当人诵读并翻译给斯大林听时，他耸耸肩膀。“我记得。那时我不需要任何警告。我知道战事一定会来临，但我认为或许还要推迟六个月左右。”为着共同的事业，我克制自己没有问他：如果我们一直向后撤退，而他却给希特勒大量有价值的物资、时间和援助，我们大家会落得什么样的结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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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可能快地把关于宴会的更正式的记述，报告给艾德礼先生和罗斯福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副首相和罗斯福总统 1942年8月17日
宴会在极为友好的气氛中和常见的俄国仪式中进行。韦维尔用俄语发表精彩的演说。我敬酒祝斯大林健康，卡多根举杯咒骂纳粹必然死亡和毁灭。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