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十大佬的生存智慧-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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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出身于官宦之家,本人科举及第又早,很难理解一般读书人的贫穷,一贯拿钱当王八蛋。他常说:“一个人,身上总得有个二三十两的银子吧?”加上他为人豪放,讲究排场,喜欢搞点文物鉴赏,还经常请人吃饭,送礼更是大方。如此,一年到头结算下来,往往入不敷出,陷于窘境。到年关时手头拮据,之洞便让手下去当铺典质。所以当时武昌“维新”等大当铺有一行情:凡是总督衙门拿皮箱来当,每口箱子当200两银子,并不开箱看内里是什么东西,只照箱数付给银两。开春后银根松动,督署再用银两赎回箱子,当铺则赚一笔可观的利息。总督典质,这在清末官场也是奇闻一桩吧。张之洞的一位弟子傅岳曾追忆说:“张去世后,谥文襄,无遗产,家境不裕。他的门人僚属都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致送赙仪都比较厚重,总计亦不过银万余两而不足二万之数。张家所办丧事也就全赖这笔钱,治丧下来所剩无几。一生显宦高官,位极人臣,而宦囊空空,可称廉介云云。”张之洞爱名不爱财在晚清那是出了名的,不过还是我们心直口快的辜先生说得实在,他说:“他挥霍了一辈子,欠那么多债,自己是潇洒了,后人怎么还?”
1905年,张之洞还与袁世凯等联衔上奏,请求废除科举制度,得到清政府批准。
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病逝,走完了他那无比正确的一生。享年73岁,谥号文襄。
第30节:政坛上的野狼
第六章
荣禄:政坛上的野狼
在政治上,荣禄是一个彻底的冷血杀手,是一匹野狼。与他竞争的对手一个个被他踢出局,他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者,就连袁世凯这个大枭雄,如果不是在最后关头痛哭流涕地出卖维新派,向荣禄表决心,恐怕也早是人头落地了。
在斗争中,荣禄只认一个字-“狠”,任何对他有威胁的人他都要想尽办法弄掉,维新派自然就不用说了,就连李鸿章,最后也被他逼得靠边站。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连慈禧也敢忽悠,慈禧想废光绪另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帝,被他忽悠得只立为“大阿哥”(太子),然后他纵容载漪父子上窜下跳与八国联军对抗,而他却在战争中做小动作,最终载漪父子灰飞烟灭,他荣禄却是护驾有功,更加重用。
荣禄是一个名气小于实力的人。他的面孔模糊,他的形象含糊,他的一切,都似乎是个谜,但没人能绕开他。他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对今天的历史研究者是这样,对读者是这样,对当时的巨头们更是这样。
“诛荣禄如诛一狗耳”,这句抑扬顿挫的话,是袁世凯拿来晃点愤怒青年谭嗣同的,本当不得真,不过老袁却说对了一点,那就是:荣禄确实是条狗,一条很厉害的狗。
在维新派眼里,奕?死后,荣禄这个“后党”是他们最头疼、最痛恨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荣禄狡猾而有能力(用清政府的“正面语言”来评价,是“翊赞纶扉,竭力尽心,调和中外,老成持重,匡济时艰”),总之,是个非常难对付的人物——他要是像载沣那样无能或者奕匡那样既贪财又无能,那事情还好办。因此,维新派认定,荣禄不除,变法势必难成。而且,荣禄还当着康有为的面对光绪皇帝说姓康的不可用,更加招致了维新派们的忌恨。
康有为所谓的“杀一两个一品大员,变法即成矣”,恐怕首当其冲的便是荣禄。然而,造化捉弄人,变法的事儿弄崩了之后,极力平息老佛爷愤怒,保护光绪和维新派人士的也是荣禄。有证据云:“现今风浪胥平,皆中堂保全善领之力。”
而且,荣禄还认为“乱党既已伏诛,而中国一切变法自强之事,亦当择其紧要者次第举行”。而刚毅等人主张新法万不可用,维新党人应屏斥一空,荣禄以中外情势与之反复辩论。(《国闻报》,1898年10月23日。)与顽固派相比,我们的荣中堂,俨然一维新党人!因此时人评价“荣禄是一善恶中间人,其一生黾勉诚恳,以事太后,赞成太后所持之主义,即斟酌与执中主义也”。不过,评价荣禄一生的功过是非、忠奸善恶并非本文的目的,因为荣禄是好是坏跟笔者和读者都没有关系,笔者只想通过叙述荣禄这个晚清特殊人物的一些经历使读者有所感受,有所收获。目的达到那是最好,否则诸位大可一笑了之。
第31节:算算荣禄的人脉指数
(一)算算荣禄的人脉指数
荣禄的官场经历就很有代表性。
古人常号召“任人唯贤”,可荣禄是“中人之资”,他是怎么位居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慈禧倚之如左右手呢?
原来在大清这样的“宗法氏族”专制体制下,“任人唯贤”有猫腻。什么叫“贤”?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是当权者说了算。所以你得有机会向说了算的人证明自己的“贤”,你得进入当权者视野,让他给你机会办办差,历练历练。否则,大清国好几亿人,凭什么就让你当这个官?到最后,“任人唯贤”只能是“任人唯亲”,即任用亲者中的“贤”人。
因此,你如果自认为是个“贤”人,想干一番事业,首要任务就是必须和当权者“亲”起来,找到机会,否则只能被讥笑为“眼高手低,不切实际”。康有为,搞搞西方那一套还成,搁大清,就差得不是一点点了。他就不明白这一点,不亲近当权者不说,竟然一开始就要改革官制,摆明要将荣禄他们扫地出门,其失败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要接近当权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算是旗人,也有好几百万,也不是个个都能接近当权者。方法之一是你得有个“好”爹,而荣禄不仅有个“好”爹,还有个“好”爷爷。他的祖父在镇压叛乱中捐了躯,父亲在围剿洪秀全的马仔时捐了躯。这个躯可不是白捐的,是有血酬的——皇帝赐修“双忠祠”作为纪念,荣禄也以此弄了个好出身,属于朝廷信得过的自家人一类。
咸丰曾亲自召见“忠烈之后”荣禄,询问其父辈殉难情况。询问就是关怀。皇帝是一脸的慈祥,一脸的亲切;荣禄是一脸的感激,一脸的自豪。世代忠烈,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祖辈勋业的光彩,照亮了荣禄仕进之路。凭这个,得给荣禄的人脉指数打60分。
荣禄旧照但“忠烈之后”也多了去了,弄个处级干部一般没问题,要想往宫殿里爬,还得想点儿辙。于是,荣禄又有了另外一招:“结亲”,说白了,就是走枕头风路线。诸位看家,一定要切记啊,枕头风永远是世界上最彪悍的风。
荣禄有两个妹妹,一个嫁给晚清旗人中唯一的状元崇绮,另一个嫁给宗室昆冈。崇绮是前大学士穆彰阿之子,穆彰阿晚年降官,但他积累的关系却对荣禄不无益处。昆冈到光绪末年成为大学士,对荣禄大有助力。就凭这俩妹妹,就得给荣禄的人脉指数加10分。(这招虽然很俗,但是屡试不爽,实在不行,没有妹妹可嫁的话,给人做媒也行。)
荣禄不仅有妹子,还有两个女儿,一个成了礼亲王世铎的儿媳,一个是醇亲王载沣(即晚清最后一位摄政王,光绪皇帝之父)的福晋。好,给老荣再加10分。
荣禄不仅有妹子,有女儿,还有老婆。他找了个老婆也牛得很,是大学士灵桂的长女。再加10分。
这一下子,荣禄靠着老婆、妹妹以及两个女儿,都拴在宗室亲要王公贵族的门楣上。人脉指数一路飚升,90分!剩那10分在哪里呢?呵呵,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10分,没这10分,你这壶水,就开不了。
剩那10分,就在于“经常走动”。
没有前面那90分,你连权贵的面都见不着,一切想法都只能是“意淫”。而有了这些关系,还得走动走动,只有多结交掌握权贵,有好事好差才能轮到自己,有坏事才能逢凶化吉,不至于一辈子不得翻身。荣禄非常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在官场结交甚多。他与两朝帝师李鸿藻换帖,结金兰之好。李鸿藻之同派中人、满门桃李,荣禄借此拉上了关系。牛人办事,总是找最直接最省力的办法。
荣禄下基层锻炼期间,就是请帝师写信给陕西巡抚鹿传霖,两人才得以和睦相处。庚子那年,鹿以江苏巡抚勤王而入军机,荣禄是出了力的。鹿传霖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姐夫。张与荣禄的关系,既有鹿的帮衬,又有李鸿藻这层关系做过渡,交情就不同泛泛了。两江总督刘坤一与荣禄交好,刘对荣禄的堂叔奎俊的江苏巡抚工作评价就格外看好。对礼亲王世铎的外甥等,荣禄就是通过刘坤一在两江予以安插的。看到这里,我们应该为荣禄编织人际关系网的能力惊叹了。
清朝官场讲究的是官官相护,大家都是在皇帝家做官,虽说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扬威,风光得很,但也不无风险,说不定哪天就下来了,因此得“互相帮助”“相互照应”,而“交情”也就在这样你来我往中形成了。当然,这种交情也得你自己有本钱才能建立,你手中要是没有资源,不能为别人办事的话,那么也不会有人愿意和你玩。只有手中有资源,能够使众官锦上添花,大家才会认为你有能力。
当然,这层关系网中自然少不了我们的大内总管李莲英李公公了。李公公作为慈禧最宠信的太监,天天陪伴在慈禧的周围,因此对老佛爷的脾气和她对某人某事的态度非常了解。对于大臣们来说,这种态度非常重要。因为,大清朝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老佛爷的看法,就是最大的法。老佛爷也是情绪化的动物,如果没有像李莲英这样的局内人的指点,偏偏在她心情不爽的时候说了她不爱听的话,那就不是官有没有得做的问题了,搞不好脑袋就要和身体说拜拜了。所以荣禄对李莲英非常巴结,送了不少银子。如此一来,荣禄便是朝中有同党,宫中有耳目,皇帝家里有亲戚,如果这样还做不好官,那真是无能弱智了。李鸿章认为天底下就数做官最容易了,如果连官都做不好,那就是无能的表现了。笔者猜想是李鸿章多年为官,已颇有心得,自认为已颇有“领导艺术”了,故有此说。不过像荣禄有这么好的外部条件,要是还做不好官,那可真是不可思议了。
第32节:荣禄的B面
(二)荣禄的B面
荣禄的维新态度也很有意思,说实话,在晚清做领导干部,面对内忧外患的“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没有点“领导艺术”是不行的。直接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既能保住官位又能使大清帝国强大起来。平心而论,谁不愿意有一个强大国家做后盾,在洋人面前能够抬起头来做人。
这时候,衡量晚清官员优劣的尺度就出来了。那就是,有的官员,像李鸿章、张之洞、荣禄等,认为能够处理好既得利益和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倾向于循序渐进进行改革,以图有所作为;而有的官员,像刚毅等,害怕自己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损害,因此拼命反对改革。有时候要想改变既得利益比要某些人的脑袋还难。
有学者认为,满清的守旧大臣们反对改革是因为思想转变不过来,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太过于草率。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慈禧当政直接违背了“三纲五常”中的“母以子为纲”,但是大臣们谁不是乖乖地承认这一现实,拼命巴结慈禧。为什么?因为这样才能保住荣华富贵。因此,就算是慈禧想进行变革,也得考虑这个问题,利益格局根深蒂固,想改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要不然,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早就成功了。
荣禄为什么要改革呢?
这跟他当时的处境有关,众所周知,虽然荣禄最后把李鸿章排挤掉了,但是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大清帝国的大事几乎都是他一手操办,哪一点都比荣禄强。荣禄是因为“只知有后,不知有帝”才当上首席军机大臣的,太平天国是曾国藩、李鸿章打的,外交是李鸿章办的,实业是李鸿章搞的,他荣禄干过什么?作为一个首席军机大臣,官至宰相,却没有任何能拿得出手的政绩,危机感可想而知,而且,作为“忠烈之后”,荣禄还得考虑下自己的“历史地位”问题,因此他必须做点什么。
荣禄的变法思想,核心部分在军事,这是一扬长避短之举,因为荣禄先后担任过神机营翼长、总兵、步军统领、将军、兵部尚书,并参加过指挥作战,有多年军事实践的基础。因而,荣禄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折,请设立武备特科,参酌中外兵制造就人才。为什么要设武备特科呢?荣禄认为当时武科考试出现了如时文试帖一般的弊端,要选拔折冲御侮之才,并做到“稍裁各国狡焉思逞之心”,武科考试非改不可。
荣禄拿出了周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