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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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儒听得 心酸，也连声说：‘我有力气背你是应该的，应该的！‘像是个奇迹，陶杰竟然坚持到最后 ，活着回到了原单位，回到了家乡武威，直到打倒‘四人帮‘后，问题完全获得平反。
小徐再也没有想到，二站的队长王智礼竟来到场部找到她，要她帮二站造一份工资表。原来 ，二站的统计，那个陕南口音的刑满释放人员或正在服刑的犯人死了。我们在二站时，王智礼有时骂骂嗒嗒地说他是判了10年刑的犯人，所以我不知他究竟已被释放，还是正在服刑， 反正已被释放或正在服刑，在这些管教干部的眼里没啥差别，对他本人也没啥差别，因为释 放了也只能留在农场就业，而不准许回家。二站，原来没有农工，劳动的全都是我的难友。 二站的管教干部执行政策同一站又大不一样，一站在我的难友们到来之后，伙食管理员、统 计、财务等工作，陆续都让我的难友担任。二站则相反，统计之类的工作，一律由就业人员 担任，我的难友们被看得比前劳改犯又低了一等，以上那类工作，一律不得染指。那个陕南 口音的统计，每天早出晚归，出外搞土地测量，这就不必和我的难友们一起出工参与重体力 劳动，自由度相对就要大一些，工作量由他自己随意掌握。但他仍是专政对象，王智礼骂骂 嗒嗒地在我们面前说他是判了10年徒刑的人，是显摆他作为管教干部的威风。在11月全农场 的粮食定量减为15斤后，这位统计肯定再无法出去测量土地了，一个判过10年徒刑的人大多 已跟家里人没有多少联系了，在全民饥饿的日子里，家人也无法用粮食支援他。没有了外援 ，他只能活活饿死。
现在，他死了，每月由他造工资表的工作，王智礼仍认为在二站无相当的人继任，所以到场 部找了小徐。我们在二站时，二站大约有百十名我的难友，这次，由于人员不断死亡，也有 部分调走的，需要造表发工资的只有40多人。小徐很快就把工资表造好，由王智礼取走。没 有想到，没过多久，王智礼又将造好的工资表送来，要小徐重造一份。原来，上次造好的工 资表上，又有许多人死去，活下来可以领工资的只有七八个人了，所以小徐又得重新造表。 面对难友的遇难，小徐倒抽一口冷气，为自己活着而庆幸，为死难者迅速增加，心中无限惆 怅，沉重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这件事，对我们几个女伴，当时她一概都没有说，守口如瓶。
这里，我要对被甘肃团省委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定为坏分子的挚友王思曾，在大饥馑中的 遭遇来追述一番。挚友王思曾被定为坏分子后，处分也是劳动教养。当时，酒泉夹边沟农场 还没成为劳动教养的农场。团省委就把他送往银川附近的一个劳教农场进行改造。他的妻子 许仲菊也随他到了银川，在商业部门当了一名营业员。在大饥馑的日子里，许仲菊设法搞到 了6斤吃食，因当时交通不便，走了一二十里路，送到了王思曾劳动教养的农场。管教干部 考虑到他们的夫妇关系，找出一间空屋让他们住了一夜。这一夜，他们几乎未曾闭眼，一直 说着话。许仲菊带来的6斤吃食，被王思曾一边说话，一边吃，到天亮时吃了个光净。第二 天一早，王思曾喝了一大碗稀糊糊，就和大伙儿上工去了。许仲菊经过一夜，看到自己的男 人实在饿坏了，觉得带来的吃食太少，自己回去后，他吃什么呢？她快步找到场部的小卖部 ，此时中秋节即将到来，她看见小卖部有月饼出售，再一看，小卖部的营业员正好认识，就 给营业员说了说，赶紧买了2斤月饼，追上上工去的队子，喊住男人，把2斤月饼递了过去。 小卖部的月饼，原是给农场的干部家属准备的，许仲菊认识营业员，这才出于照顾卖给她2 斤。这2斤月饼，王思曾在上工去的路上，又吃了个光净。不算早餐时的一大碗稀糊糊，从 头天夜里到上工去的路上，他就吃了8斤吃食。如若不是多日来的饥饿已掏空了身体，8斤食 品又如何在半日内吃得下？吃了，也全部消化吸收了，未出任何毛病。在全民饥饿的日子里 ，这似乎也是个奇迹。1979年后，挚友王思曾的问题也彻底平反。当年整了他的团省委书记 ×××，在十年浩劫中作为走资派也被整得够呛。在王思曾来兰州时，×××特意在家中设 宴热情接待，表示歉意。
在高台县明水河那边，死人的事在迁场不久就明显增多。管教干部无动于衷。因为早在1958 年秋冬之际，夹边沟农场就出现过大量死人，场领导最初有些紧张，因为在50年代初期，劳 改队死亡率突然增长也是不允许的。他们立即向张掖地委作了书面汇报，而地委书记安振的 回答是：‘搞社会主义死几个人就尻子松了吗？‘有此指示，场领导吃了定心丸，谁也不愿 意为管辖之下劳教分子们的死活再说什么话了。到明水河后，生活条件显然比原来又差了许 多，劳教分子死亡增加，是意料中事，有了地委书记安振两年前的指示，管教干部谁也不愿 表现出自己‘尻子松了‘，死就由他们死去罢。到了11月，口粮一减再减，大部分人已意识 到自己正面临着死亡，再向前踏一半步就是鬼门关，不管你自己愿意不愿意。
为了求生，人们按照各自的智慧及可能采取的方式，作着最后的努力。罗舒群住的地窝子 里，有个大个子四川人朱××，此人爱好文学，手边常有几本小说，颇有学者风度。有段日 子罗舒群被派去拾粪，这算是美差了，而此时的他哪有心思拾粪，自个儿提了小粪筐慢慢转 悠，目光四处搜寻，见到稀少的野菜、芦草根之类，便挖出拣来吃了；如果能抓到一两只蚂 蚱，更是大喜过望，立即找些干草点着烧熟吃，觉得味美非常。在孤独愁闷中，也看从朱× ×那里借来的小说。朱××此时已骨瘦如柴，走路不稳，眼看有今日没明日的了。一天，朱 ××端着一盆像似心肝血淋淋的一堆肉走进地窝子。‘同窝‘的人都注意看，既不像羊的， 也不像猪的，再说在这荒野里，又哪里来猪羊的心肝呢。问朱××，吞吞吐吐，似乎不敢说 。队上领导得知后进行追问，朱××立即承认是从新近死了的劳教分子的胸腔里掏出的心肝 ，自己准备煮熟了吃，并带着队上领导去看了现场。已被草草掩埋了的新近饿死者的坟 冢是被扒开了，胸腔被切得一塌糊涂，血肉模糊，没有了心肝。于是，第二天在一处打麦 场上全队开会批斗朱××。朱××站在中间，其他劳教分子围坐一圈，稀稀落落地坐在地上 大量死人已使队上的劳教分子减员不少。说是批斗，只有队上领导介绍了情况，把朱× ×数说一顿，口气倒是没有了往日的严厉，只是反复地说：‘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咱们 这里再艰苦，每天还有饭吃嘛，还没有到没饭吃的地步，你怎么能这样！‘管教干部的笨嘴 笨舌，语言贫乏，但也足以说明他对大饥馑的真实看法：许多农村断炊已久，这里每天有两 顿饭吃，比断炊了的农村要强，你怎么还干出这等事！围坐了一圈的劳教分子们经历了三年 忍饥挨饿的痛苦，当然理解朱××为什么会去掏死人的心肝。大家都抱着头看地，不忍心抬 头 看一眼朱××，更无一人说话。他们一个个求生无望，离死亡都很近很近。面对为了求生鼓 足勇气要吃死人心肝的人，他们能说什么呢。一个极为沉闷的批斗会，在沉默中结束了。 散会，人们看见朱××站过的地方汪着一汪尿为饥饿所逼要吃死人心肝的癫狂行为也 吓 坏了他自己。两天后，这个热爱文学，但在生命垂危的日子里，为严酷的饥饿所逼迫，企图 吃死人心肝的人，最终还是撒手人寰，跟着许许多多在黄泉路上先行的幽灵们，匆匆赶路去 了。在此期间，还发生过当医生的邓××死后其大腿被人煮食的事，据说吃他大腿的是 个炊事员。明水分站共有三个大队，三个大队先后都出现了企图吃人心肝及吃死人大 腿的事件，也还发生过别的吃死人肉的事件。‘士人‘相食，就这样留在了历史中，留在了 幸存者的记忆深处，永不泯灭。
王志在明水分站期间，认识了从敦煌文物研究所来的画家毕可。此人毕业于东北鲁迅文艺 研究院，他对绘画艺术的热爱，胜过于对自己生命的热爱，在他们从夹边沟农场搬迁到明水 河前，领导上布置，要大家精简行装，只许可带上铺盖及随身穿的用的物品，其他一概不许 带走。毕可违反规定，硬是把带到夹边沟农场的几大本世界名画册又带到明水河，硬是在狭 窄的地窝子里为他心爱的画册找到了容身之地。尽管腹内空空，在有暇之时，毕可仍翻出大 画册，神游在名画的艺术殿堂里，大享精神会餐，直至忘记了一切。毕可告诉王志，他当右 派，是因为自己高傲，看不起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在1957年以前已经 入了党，毕可对×××常顶撞，出言不逊，说什么：‘我参加革命时，你还不知道在干什么 着呢！‘到反右派斗争时，毕可反对党员领导×××，以反党反领导罗织罪名，早早地就送 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他内心当然不服，但莫可奈何。在死人大量增加的日子里， 有一天晚上，王志有事到办公室里去，看见几个干部在火炉上搭锅煮着什么吃的，只见几个 人从几本厚画册上不断撕下画页塞入炉膛充当燃料，王志一眼就认出撕扯的正是毕可心爱的 画册，他立即断定毕可已不在人世。听见他们撕扯画页发出的清脆的‘嘶嘶‘声，王志的心 被震颤了。他觉得那‘嘶嘶‘的声音是那样尖锐刺耳，以至他看到那几个干部冷漠无情地继 续撕扯画页的手的动作，竟突然萌发了一种应把那几只手砍断的奇想。毕可是他内心非常敬 重的难友。毕可在艰苦的劳教生涯中经历各种难以想象的磨难，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依 然执著于他热爱的绘画艺术，他伟大的人格力量超凡脱俗，可他的血肉之躯无法超越人类生 命的极限，他依然只能饮恨离去。在他视为比自己生命更为珍贵的艺术瑰宝，在失去了他生 命的卫护后，就成为了管教人员煮食羹汤时的燃料，灰飞烟灭，变作了灰烬。
20多年后，王志以自由之身去敦煌文物研究所参观，见到了此时的所长段文杰。在此时期， 全国经过拨乱反正，全国原划右派分子99。98％以上都已‘改正‘平反。王志不能忘记早已离世的难友毕可，便向段文杰问起他的情况，段文杰的回答使他大为吃惊。段文杰沉重地说： ‘毕可根本不是右派分子，我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原来，当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将毕可定为右派分子经过批判斗争之后，便急不可耐地宣布了开除公职的处分，作为极右分 子将他送往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同时，也按规定将其材料报请省上有关领导部门批准 。过了些日子，送往省上的材料发还回来，批文认为毕可只是对×××个人有严重的不满情 绪，其言论尚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故不能定为右派分子。批文到达所里时，所里 对毕可的处分决定早已宣布，毕可早已在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多日了。为了维护所长××× 的面子，所里将错就错，将批文压下，对毕可不予召回平反，直到毕可历经磨难含冤离世， 他自己并不知道省上的批文早已给他平反昭雪。×××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创建者和缔造 者，他早已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功不可没。可当他登上了权力的宝座后，就容不得一个对他 出言不逊、态度不恭的后辈论年龄、论艺术资历，毕可都不及他，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 ，使私欲膨胀的他有了充分发泄和报复的机会。作为所长，他又是党的领导的化身，按照当 时的思维模式，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稍加引导，就将自己视为眼中钉的 毕可打翻在地，使革命资历比他更早的毕可成为阶级敌人，即使后来未得到上级领导的批准 ，他仍一不做二不休，将发落在酒泉夹边沟农场的毕可钉死在那里，以至在3年后将其置之 于死地。如果不是20年后中国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对55万多含冤受屈的右派分子甄别 改正，省上未批准毕可为右派分子的材料依然沉睡在档案袋里，几经人事变动，一般人已不 知有一纸对毕可的批文躺在档案袋里。此时的所长已更迭为段文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 迫害，复查1957年的右派冤案特别认真，所以才出现了毕可的沉冤大白。
在死亡的阴影下，有个董坚毅的故事，惨绝人寰。董坚毅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硕士（或博士，因年代久远，介绍情况的人已记不清），妻子顾晓颖也是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