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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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的“改造”又升级了。
副场长的凶残霸道，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对待右派分子并不为过。只是我们这些右派分子是 在十工农场那样的特殊环境里劳动了一年多，才转换了环境，从头开始适应这一切的，许多 人不堪凌辱，都觉得痛苦万分。
在此次放水期间，二站的难友也出了事。这天，一向劳动很泼辣的王杰生带了几个人去放水 ， 不料一处水口子没堵住，水流得到处都是。第二天，梁队长带人送饭来了，看见水口子没堵 住，在水渠那边破口大骂：“日你妈去，水口子没堵住，还吃饭？”王杰生在渠这边还嘴说 ：“骂人是你的权利，我妈没犯错误，你不能骂！”
梁队长暴怒地又骂道：“我就骂你，我还要打你哩！我就不能打你吗？”王杰生在这边仍不退 让，说：“我妈你就不能骂，她没犯错误！”因隔着一条宽水渠，梁队长无法跳过来打王杰 生，王杰生身边的难友拉住他，让他压住火气，再不要出声。梁队长才一路骂着回站上去了 。送的饭里有2两煮干菜被梁队长扣下，没让王杰生吃。
王杰生浇完了地，回到站上，看见梁队长在搭在房顶上的一架梯子下边坐着，就问他：“你 为啥把2两干菜扣下不给我。”梁队长说：“就不给你！”王杰生说：“伙食我是交了钱的， 你为啥扣下不给我！”梁队长说：“把钱退给你！”第二天就宣布让王杰生进了严管队。宣布 其罪行是纵容老婆开饭馆，跑自由市场。王杰生一听，就觉得头涨得有斗大。张露玲为难友 们帮过忙，设法为挨饿的难友用衣物换过吃的，这怎么是“开饭馆，跑自由市场”呢？进了 严管队，还怎么摘帽子呢？
在严管队，上下工都排队，吃饭不能和大伙一起随便吃，也要另排队，晚上不能回家，住的 房门上锁，不许出门大小便，房子当地放个尿桶。行动进一步失去了自由。
王杰生思前想后，想到梁队长是管劳改犯的，多年来就是这么个做法，习惯成自然。“在人 屋檐下，焉能不低头？”到第三天，主动找梁队长认错，表示自己确实没改造好，才有了几 天前不好的表现，向梁队长赔情道歉。张露玲为了使丈夫少吃些苦，更是多次向梁队长求情 下话。这样，到第四天，梁队长才发下话来，宣布让王杰生出了严管队。
少数地位特殊，在这里当了小队长，或手中多少有了点权，如当了炊事班长之类的右派分子 们，也在急速地转换角色，敏感地适应这里的一切，使其更有利于自己地位的进一步改变。 1959年国庆节对少数人摘帽子的事实，也是他们所企盼巴望的，处在阶级敌人即人下人 的地位，同样也是他们所力争要摆脱的。来到四工农场后，他们看见×副场长可以暴怒地 把枪探条凶狠地戳向无辜者靳清义的胸部，而靳清义只能默默地承受，忍气吞声地承受。管 教干部动辄向他们认为不顺眼，有“过错”的右派分子动手打去，或耳光，或猛踢几脚，更 是司空见惯。我的这些手中有了点小权的右派小领导们便很快地接受了这种对自己难友升了 级的改造方式，在一旦有机会可以表现自己的时候，对同派难友也拳脚相加。挨了拳脚的难 友也只能将愤怒埋在心底，敢怒而不敢言。在饥饿难耐中受此凌辱，使很多人的精神 状态濒于崩溃，绝望至极，这就进一步又加重了他们的生存危机。
财务科的张振英文化低，说话粗鲁，属于有点大大咧咧的那种类型，对右派总看不惯，几次 在办公室张口就骂：“ 右派表现还不如‘职工’。”我听了觉得难堪，难以入耳。在报社 ，在十工农场，谁也未曾用这样的脏话骂过我们。他用这样的脏话骂我的难友，习惯成自然 ，并不觉得有何不妥，但我不能为我的难友 作任何辩解，而只能保持缄默。
有一次，张振英从二站转悠回来，说是：“二站的右派把指头粗的长蛆（陕西土话， 读c òu，指一种吃庄稼的害虫）也抓来煮着吃，叫站上 把煮蛆的茶缸子给没收了。这些 右派咋真不讲 卫生，吃死了咋办？”这些饱汉们作出悲天悯人的姿态，好像是为了挽救“
右派”于死地，才有了没收茶缸子、制止吃蛆的举措。可我的 难友如不是饥饿难耐，谁会到麦地里抓绿蛆吃呢？这种指头粗的浅绿色长蛆，我在十工农场 的地里也见过，那时，大家肚子都吃得饱饱的，谁会想到去吃它，就是想到吃它都会恶心， 然而，在目前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里，想出吃这种虫子，实际上也是出于自救的一种智慧， 这智慧竟被粗暴地扼杀，连同茶缸也被没收。如今我们都已清楚，许多昆虫的身体都具有丰 富的蛋白质，我的难友在吃麸子面肚子饥饿的时候，想到煮虫子吃来补充瘦弱的身体所需要 的蛋白质，这一奇想是多么正确！应该说是一种可贵的智慧，这智慧如若不被“悲天悯人” 的饱汉们粗暴地扼杀，在当时还真是一种自救的好举措，补充蛋白质对饿极了的难友没有坏 处，而且简便易行。
有一天，韩书谦等人突然由站上通知，去场部有事要办。韩书谦他们到了场部，才得知，原 来场部成立了个临时法庭，要审理他们的离婚案件。离婚申请当然都是由女方提出的，他们 的妻子都是工作干部，在丈夫当右派两三年后，经济上承担了养活全家人的重负，她们已觉 无奈，特别是从四面八方扑来的政治压力，更难以承受。作为阶级敌人的妻子，同事、邻居 都向她们投来鄙夷的目光，悄悄议论：“她就是右派分子××的老婆，看那个倒霉样！”这 些议论常会传进她们的耳朵。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后，她们惊魂甫定，丈夫送去劳动改造去 了，她们自己依然背着骂名，处处抬不起头来。有的人，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就直截了当 地要她离婚：“你自己又没啥问题，你替他背黑锅图了个啥，离了婚就啥事都没有了，你是 你，他是他，各走各的路。”就这样，犹豫再三，踌躇再三，她们终于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申 请。就这样，四工农场便成立临时法庭，审理他们的离婚案件。因为离婚的当事人是男女双 方，韩书谦他们便被传唤到了场部临时法庭前。韩书谦态度坦然，当法庭指出他妻子已提出 离婚，他的回答是：“同意。”别人并不都像他那样痛快，有的人就不同意离婚。有个酒泉 银行的干部，从临时法庭回来，就对王杰生说：“我们原来感情一直好，划为右派是政治上 的问题，并不影响我们的感情，我坚决不同意离婚，我在法庭上就这样说的。”因为已是近 40年前的事，王杰生只记得这位难友说过的话，没记住这位难友的名字。
过了10天，临时法庭的判决就下达了，无论男方同意或不同意，法庭的行文一律判决为离婚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阶级敌人的表态不顶啥用。
这个判决又使我想起了1958年在十工农场经历过的一桩离婚案。那是当年秋后发生的事，曾 学过园艺在三大队务瓜菜的张经国，一次拿出一个“可可齐”瓜请我和陈明品尝的他，在婚 姻问题上遇到了麻烦。他妻子从张掖长途跋涉找到安西十工农场提出要和他离婚，说是办完 了离婚手续，就要到柴达木去找工作。当时柴达木油田建设甫始，正在大量吸收工作人员。 这事惊动了场领导，记得邹士杰亲自出面和小张的妻子谈话，介绍了小张工作和劳动上的种 种优点，还谈到摘帽后的前程，左说右劝，要小张妻子不要离婚。当时，记得领导上还要我 也去劝她打消离婚的念头。小张妻子的模样，至今我还有个印象。她，中等个儿，圆圆的脸 ，梳着小辫。小张妻子最终还是去了柴达木，是否办了离婚手续我已印象模糊。
同样是离婚案，两个农场也是两样对待。
小张作为园艺方面的人才，十工农场在迁场时未向四工农场交名单，他在玉门黄花农场顺利 地渡过了大饥馑的难关。
在十工农场已摘了右派帽子的彭镜辉，原共青团员、省供销社干部，毕业于东北财经学院的 高才生，现任一站管理员兼站部财务，对站上右派分子打右派分子的行径极为不满，他愤怒 地说：“右派打右派，这是以毒攻毒。不管怎么着，动手打人，开口骂人，是野蛮的土匪行 为，是人性不纯的表现。”
从十工农场二大队来的沈潮，在1959年春节的舞会上，他曾和我跳过两场舞。当时我们的处 境不错，我们只是愉快地跳着舞，并未深谈什么。以后，我们再一直没见过面。沈潮来到了 四工农场一站，面对强权，面对升了级的改造。他内心的烈焰并未熄灭，他对挚友高仲君说 ：“整风运动中，我说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普通公民该说的话，就被卷入右派的泥坑，成 了阶级敌人。他们早有预谋，撒下了大网，‘引蛇出洞’，我们才落到了今天的下场。但我 坚信，历史总有一天会作出无情公正的裁决！”他语气坚决，面对强权，面对野蛮凶狠的管 教干部，面对急速转换角色的右派小队长，他胸中怒火燃烧，仍坚信真理和正义不在那些人 一边，历史最终会作出无情公正的裁决！他是1954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原山丹银行的副行长 ，一个铮铮铁骨的男子汉，此时年仅28岁。
我在十工农场四大队一中队的难友方正儒，此时和妻子王月英及两个孩子全家也都来到了四 工农场。在四工农场期间，他以另一种战术为生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方正儒原是高台县委的农村工作部部长，老家就在高台县黑泉。1957年开春，方正儒回到 老家，发现村里的耕牛因为无料吃，乏得无法耕地播种，乡亲们饿着肚子，乏得也干不成活 。关心群众疾苦的他到县上向县委书记汇报后，经县委书记批准，向他的家乡回销了几万斤 粮食，解决了乡亲们的口粮困难。但到了当年10月中旬县上开党代会时，反右斗争进一步扩 大 化，当时叫作“加深加宽”，在党内又大抓右派，他为帮助乡亲们解决口粮困难向县委书记 反映情况，经县委书记批准向黑泉回销了几万斤粮食的问题，竟成为他的“罪行”，说他主 张“黑（泉）人治黑，高（台）人治高”，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开党代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党 内抓出一批右派来，方正儒既被认定为目标，就当定了右派。他先是被送到十工农场劳动改 造。老婆孩子在农村依旧挨饿，他的乡亲们再不可能享受回销粮。十工农场是一个特殊的农 场，全体职工，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的下放人员都能吃饱肚子，这样，他后来就把老婆孩子都 从高台黑泉接到农场。我在四大队一中队当统计时，他老婆王月英在四大队食堂当炊事员， 她相貌端正，圆圆的脸儿白里透红，透露出青春、健康、欢快的气韵，很讨人喜欢。1959年 底农场的变迁，使方正儒全家又来到了四工农场二站。二站的炊事员都是刑满就业人员，这 从一个侧面也说明，站上的领导对刑满就业人员更信任，王月英理所当然地不能再到食堂当 炊事员。一到四工农场，方正儒全家就尝到了饥饿的滋味。方正儒从亲身经历中知道自己的 乡亲们早就在挨饿，还不许声张，不许求援，援救挨饿的乡亲们使自己由农村工作部部长变 成了阶级敌人。作为阶级敌人的现在的自己，为了全家人的生存，绝不能束手待毙，在困境 中的他得自己救自己。为了自救，他最初采用的方式很简单，将一件新工作服私下偷偷送给 一个炊事员，其意义是明白的，不用他多说。炊事员当时每月的工资收入只30多元，一件工 作服得10多元才能买到，自然是一份重礼。此后，方正儒打饭时旁边无人，就可以不交饭票 ，旁边有人，就可以用两张票打两份饭。后来他们又商定，由炊事员在附近的树下偷偷放两 个馍，打饭时，炊事员略有表示，如挤一下眼睛，方正儒打了饭到树下去看，就能拿到两个 馍。有这些补贴，方正儒的肚子就略略比别人饱些。王月英在天气转暖时，就常带着孩子到 地里挖各种野菜填充全家人已饿得瘪下来的肚子。这比没带家属的难友们又强多了，那些难 友们采摘到了野菜，也无法把野菜煮熟。就说那位用茶缸煮绿蛆的难友，如果有妻子在身边 ，他有煮熟的野菜可吃，未必就会去抓绿蛆来煮。或者，抓了绿蛆也可以在家里煮食，而不 至于因吃绿蛆被队上抓住，被没收茶缸。到了80年代，张贤亮写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 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句话被广为流传引用。在四工农场的特殊境遇里，男人有妻 子在身边，有了同妻儿相聚的权利，他便有了比别的难友多许多的自由，他的一大半的生命 就有了保障。随着季节的变迁，春种秋收，地里有了各种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