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脚迹-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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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居民房舍建造颇具特色，采用就地取材。在树少石多的地方，房屋几乎全用石料，墙壁用石块筑砌，屋顶用一种青石板作瓦铺盖，甚至室内家俱如桌子凳子炉灶水缸等也由石块凿制。而在林区，整个房屋全用木料，墙壁用圆木排列穿扎，比较讲究一些的人家，则用圆木作架，嵌入木板。屋瓦也用木料，将大树锯成长约1米，用斧劈成厚约10公分的木板，木板逐块排列叠合即构成屋顶“瓦片”。木板之间的固定未用铁丝和铁钉，而是在木板上直接压以石块。这样组成的屋顶在大雨的时候居然滴水不漏，其盖“瓦”技术之高超使人叹服！我曾好奇地问屋主，为什么木板“瓦片”用爷头劈开，若用锯子锯开，则木板厚度一致，叠合起来既方便又美观。屋主答曰：“在用锯子锯时，虽可使木板厚度均匀，但破坏了树木原有的纹路，霖湿以后，水容易渗入木内，天晴再经暴晒，木头朽得快。用斧头劈开的木板盖的瓦，下雨时水沿着树木原纹路下流，木头不易腐蚀，可使“瓦”经久耐用。当然如果有条件，将木头锯成板，刨光，再涂以漆，则这样筑成的油漆木瓦一定美观耐用，但我们偏远闭塞山区那来这种条件，我们连铁丝都弄不到，木板之间的固定只好用石头压着呢！”
有天房东杀猪，小时候我寄读大姐家时，大姐夫杀猪方法我十分清楚，因此我特意在旁观察了他们宰猪的过程，发现没有用通条通猪、吹气、用棒拍打的过程。思想上总以为云贵地区与湖广相比要落后一些，特别在这偏僻山区，因此我就认定他们没有掌握杀猪的全过程，不会那套“吹拍”工艺，便自以为是地充当起内行，在他们面前吹嘘起家乡的杀猪经验。他们听后对我睨而笑之。说我讲的这套吹拍工艺，这里也有人采用，那是一种商业宰杀方法。吹拍以后猪肉变松发脹，增加肉里水分，自然也增加了肉的重量。这种肉越煮越缩小，佐料难以参入肉内；而他们未吹拍的猪肉越煮越膨胀，佐料容易参入，因而味道好吃；另外吹气时，将人肚内废气（二氧化碳）吹入肉内，这是很不卫生的。这次他们杀猪完全是为了自家吃，所以免去了吹拍。他的这番话使我领悟到，我们中国人不论怎样贫穷落后，但吃总是不落后的，讲究吃是我国民族的一大特点。
3．15少数民族风习见闻
在偏僻山区，过去民族之间存在隔阂，强大民族欺侮弱小民族，形成强优弱劣的民族分布格局。在一个大山区里，山麓之间一带平地，田沟交错，气侯温和，属山区中最肥沃的地方，庄稼以水稻为主，往往是汉族占据的地盘，有些好地方回族也聚居，但汉族占有的多。再往高处，环境条件差些，坡缓树多，间有水塘或泉井，属山区中较好地区，聚居一种较强的少数民族，本县主要是彝族，利用山坡地种植红苕土豆之类。再往高处，地理条件更差，山陡石多，地瘠气寒，缺水少肥，聚居较弱的民族，本县主要是苗族，利用石头之间的空隙，见缝插针，以种植玉米为主。有些住在山顶的少数民族，居地没有水源，需到数里之外去背生活用水。
各民族有自己的风俗和生活习惯。如回族不吃猪肉，有时因工作关系不得不落宿回民家，烧饭时我们带去的碗筷不能用。用他们的餐具吃完以后，经过清洗，他们还不放心，好像餐具上还沾有他们所厌恶的猪肉腥味，收回去还要彻底冲刷，使我们很过意不去。因此在野外作业期间我们尽量不投宿回民家庭。
当年彝族女人不穿鞋子，从出娘胎到老死都打赤脚，已经炼就一双铁脚板。羊肠小道，履步如夷；崇山峻岭，攀登似飞。她们的脚虽暴露无遗，而头则包裹得严严实实，男女都在头顶上围扎一条兰色长围巾，又圆又大，远看像戴了一顶兰色草帽。听人讲过一彝族妇女虎口余生的故事。妇女在山中砍柴，不妨一只老虎从背后猛扑过来，张开血盆大口朝头部咬出，结果大围巾塞满老虎一口，吐不出吞不下，老虎只得含着围巾狼狈地跑了，而这位彝族妇女却在大围巾保护下脱险了。
苗族女人不穿裤子，穿的裙子又大又长，里外数层。苗村没有厕所，妇女在外行方便，可以随时蹲在地上，将裙子撒开，不会露出下身的任何部位，既方便又雅观。
解放初期，山区一带社会不甚安定，加之深山有虎狼出没，为了安全，小组除2位武装测兵外，后来还从当地驻军中分来一位战士。来我组增援的是一位苗族战士。闲聊中他向我讲述了苗族青年那个年代谈情说爱的故事，详细而生动。
“每年的正月十五、五月初五和八月十五等这些传统节日的前后，是苗族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时节。在每个苗寨里设有一间草屋或利用旧窑洞供他们谈爱。苗族青年平时打听到那些村里有些什么姑娘，这时来到村外，高声唱歌，村里苗女听到歌声出来答歌，唱答完后就接待这位苗男到草屋内交谈。这时如果村外又来了苗男唱歌，苗女就要先来的等着，再去接待新来的苗男。答歌以后同入草屋。如果又有新的苗男来，她仍要去接待，都引入草屋交谈。女方问其中某苗男的情况，他彬彬有礼地回答。对于那些漂亮能干的姑娘，远近闻名，追求的苗男多，有时她要同时接待好几位，任她挑选”。苗族战士说到这里便停下来，朝着我发表了一通感慨：“要是你们汉族就要打架了，几个男的同时在同一室里追求同一女的，就像一个笼子里关一只母兔但同时又关着好几只公兔，这几只公兔便会舍命地追逐撕咬。而我们苗族青年却规规矩矩，从不争风吃醋”。我急于要听他的下文，没有反驳，也的确无辞驳斥，只好点头默认。接着他说：“苗女了解了几位苗男情况后，便挑选其中条件最好的作对象。对于不满意的，她明确表态。如果被选落的苗男要走，她亲自送行，不走也不驱赶。肚子饿了，她回到家里捎些玉米饼、蒸红苕之类的食物，与选中的和选落的一起吃。最后她当着众人的面将定情物如缝制的钱包、香袋或背心等送给选中的人。这种谈爱方式有时需经过数次，有可能苗女对她所接待的都不满意，有可能今年看不上明年就看上了。如果某苗男多次外出谈爱而未被选上，则家中认为此苗男无出息。”
“被选中的苗男拿到定情物高高兴兴回家，告知家里做好结婚准备。结婚那天，请客吃酒，吹笙跳午，办得很热闹。三天之后新郎要紧紧盯着新娘，提防她逃走，如发现外逃则可追回。追回后新娘可再住一段时间，但最多也只个把月，最后新娘总得回娘家。2～3年之后，当新娘在娘家怀胎生了小孩，新郎再将她们接回来正式成亲。”听到这里我便打断了他的话，慎重指出：“你们苗族家庭中第一个小孩都不是自己的，是吗？”他点头同意。接着我又声言：“我们汉族就没有这么大方，大方到容许自己的老婆公开偷汉子！”然后又再问：“你们为什么结婚后要让新娘逃回去，让她在娘家做丑事？”“因都很年轻，特别女方，结婚时只12岁左右，无法正式同房，结婚只是一种形式，相当于获得了法律上的认可。她回娘家过几年后，长大成熟了，可以和村子里别的男人发生关系，怀孕生小孩证明她已有生育能力。”结尾时他说：“所以那不是做丑事，那是我们苗族的一种风俗习惯。”
3。16外业人员的家庭问题
地形队中的留用人员除两位工程师可随身带家属外，其他人的家属都不在身边，被安置在南京。在我培训快结束离开昆明前，他们知道我将回南京的单位，都纷纷写家书买礼品，托我带给他们的家属。到南京后我按地址去了一个小胡同。家属们听说他们的亲人带来了信件和礼品，都围拢过来，他们以为我是地形队派来的领导来看望他们的，有几位老人及年轻妇女两腿一软“噗咚”一声双膝跪在我面前，向我倾诉他们因儿子或丈夫长期不在身边所带来的不幸和痛苦，涕泪交流。我深受感动和同情。只有再三声明我不是地形队派来的人，是由南京派去实习的，请他们赶快起来，然后将信件和物品逐件送交他们。自我去地形队，两年之内，那些家属不在身边的留用人员转战南北，应该给予团聚的假期又被开展反胡风运动占去，使他们长期不能团圆，其间苦楚可想而知。但当时尚未成家的我，对此体会不深。后来自己元配去世，与续弦长期分居，才深深感受到个中苦衷。当然他们的情况后来得到了改善。1956年后地形队选定了固定驻地，每次外业后都回驻地休整，与家属们过上一段团聚的日子
勘测人员常年四处奔波，居无定所，食无定餐，早出晚归，日晒雨淋，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这样的人找对象的机会少，来找他们的对象亦少，既使成家以后，要维持一个圆满幸福的家也较困难，因为工作需要，他们无法像正常家庭那样获得正常的天伦之乐。
在我离开地形队后，一位平时表现优秀的年轻军官李，就因对象问题而栽了跟头。李测校毕业，工作十分出色，不怕苦不怕累，年年超额完成任务，多次立功受奖，加之出身贫苦，曾被树为测绘系统中的一位标兵，将其放大头像及事迹贴于测绘院校的宣传栏内，作为新学员的学习楷模。随着年龄的增长，求偶之心越来越迫切，李开始出现一些越轨行为。李在多次批评教育后仍未改正，与武汉某工厂女工婚前同居了。现在来看这纯属个人私生活的事，但过去则认为是作风不正，违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李被开除党籍和军籍。离开部队后，李便与女方正式结婚，利用他多年的积蓄，带着爱人去东北老家，打算长期定居。住不到一年，南方人过不惯北方生活，便又双双带着出生不久的小孩回到武汉。这时女方因长期脱离工作岗位亦被工厂作自动离职处理。两人失去工作，没有了固定收入，原有的一点积蓄全部花光，生活陷入困境。幸喜女方在汉口有住房，否则只有流落街头。
大约在1972年某星期天，我到汉口去购物，见一位中年人在街边摆个地摊，作修理瓷碗、瓷面盆的小生意。互相打个照面，感到面熟。李接我到他家，倾诉了他的不幸遭遇。悔恨自己在恋爱婚姻上犯了急躁毛病，当时有些居功自傲，以为自己多次立功，领导的处理不会重，但结果使他落得如此下场，生活面临绝境。为了求生，他打过各种零工，拉过板车，做过挑夫，还干过最苦最脏的地下水道临时修理工。
3．17宋老师的民主箱
1956年我们研究室开始由南京迁武汉，至1958年才初具规模。在此之前分配来的年青知识分子好多都派往外地学习。因此，我实习结束后，1956年又派往武汉某学院进修。1957年下半年，我在航测系与教职员工一起参加了党的整风运动。政治运动，势如雷霆万钧，压倒一切。因此学院停止了一切教学活动，全体师生员工都集中精力搞运动。开始，领导在动员大会上号召大家提意见，为充分发扬民主，采用大鸣大放写大字报的形式。广大群众都认真投入运动，特别那些积极分子，包括一些党员，带头走在运动前列；一些民主人士，发挥相互监督作用，也积极投入。到高潮时几幢教学大楼每层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地方不够，又在学校几条主要通道两侧架设芦席棚架。群众被发动起来了，将意见或批评写到大字报上，大字报一层又一层。领导认真收集意见，将每张大字报编号并抄录入册，在讨论会上的发言都作记录。看到领导发扬民主，又严肃对待群众意见，整顿和改正自己的作风，人们更加敞开思想，畅所欲言。
在航测系的教职员中以民盟成员宋老师表现最热心。宋原为我母校清华大学土木系的讲师，向我讲过课，全国院系调整时调来武汉。运动中他除自己积极在系的会上发言外，还在校内设立民主箱，声言其目的是让群众将一些不便用大字报形式表达的意见，写成小字报投入，他再转达给上面。
全校谁也没有料到运动的性质会发生变化。当运动进入高潮群众被发动起来，意见都基本提出的时候，风向突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