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恩仇录-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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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蒋介石被两个侍从扶下车来，身穿蓝色绸袍，戴蜜色呢帽，向欢送人群频频答礼，尔后又由毛帮初将军扶他登梯。这是机场上最大的一架飞机。
飞机在尘土飞扬中扶摇而上，在欢呼中盘旋一匝，转向南京，四架战斗机尾随护航。众人已经散去，又一辆汽车飞驰而至，那是宋子文陪着张学良赶来了。两架绿色战斗机起飞之后，张学良，宋子文那架才继而升空，紧接着，从机场另一端起来七架战斗机，尾随在张学良机后……人们仰首眺望，眺望空际这威严的阵势，聆听云霄里远雷一样的轰轰音响。
军校俱乐部里，正是欢宴四处赶来的军政新闻各界人士，空旷的厅堂里，以前就悬挂着中央各位军政长官的大型玉照，客人们开始举杯之时，都发现那一排大照片里有一张变成了四方空架，异常显眼，这里原先挂的是张学良的照片，早在半个月前，就撤下来了。
洛阳喜气洋洋，西安新城杨虎成的会客室里，却发生了张学良离开的第一场争执。
一大早，杨虎成收到了张学良从洛阳发来的电报，要他释放陈诚、卫立煌、朱绍良、陈调元四人回南京。杨虎成沉思一阵，不想执行。但又转念一想，这不是小事，应该听听东北军的意见。电话打到金家巷，王以哲、何柱国二位军长很快赶来了，他们看罢电话，对杨虎成说：
“把这四位放了，其余十几位留下来反而碍眼，干脆全放走吧。”
杨虎成尚未表态，朱仁堂、孙铭九、卢广绩又坐着车一阵风似的赶来了。
朱仁堂一进门就问：“听说要把南京的大员放走，是吗？”
王以哲答：“是的。”
朱仁堂：“这一封电报可信吗？怎么可以证明是副司令签发的？”
王以哲反问：“倘若不是电报，是副司令的亲笔信，你放不放？”
朱仁堂一时噎住了，答不上来，忽然提出一个问题：
“王军长，即就是亲笔信，在今天这非常的背景下，也要看是不是副司令的本意。昨天，我劝他不要亲自送南京，他对我说：‘中央还有十几大员在这儿，怕什么？’可见副司令放蒋而留下这些大员，并非是因为忙乱而忘记了这些人物，他很明显是有用意的。我们必须按照他的真意行事。”
何柱国捏着电报问道：“不放大员，眼下怎么向副司令回话？”
卢广绩上前说道：“副司令说是三天、五天之内一定回来，可以这样回电：‘我们决意等您回来亲自释放这些大员，以便话别欢送，恢复情谊。’这就等于明告老蒋，副司令不回来，这批人也别想回去。这些人都是蒋介石的心腹，蒋介石不会扔下他们的。”
朱仁堂说：“这些人伤的伤、死的死，回到南京只会给副司令的身上抹屎抹尿，只会起坏作用。副司令不回来，绝不能放走他们。”
朱仁堂又说：“倘若你们害怕副司令回来责备、处罚，我可以主动承担责任，向他说明这是我的过错，与各位将军无关。”
王以哲很不高兴：“你们太多心了！副司令自己都送蒋委员长去了南京，我们扣住这些人还有多大意思！副司令‘送人情送到家’。这电报是直接给杨主任的，又不是给你们的，你们让杨主任夹在中间怎么处？”
大家都盯着杨虎成，杨虎成站起来说：“看张副司令的意思，我们不放，会给他在南京造成困难。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做到仁至义尽，把他们全部放了罢。”
朱仁堂、孙铭九、卢广绩黑着脸孔，只好从命。何柱国、王以哲在边上建议：“索性下个请柬，今晚举行便宴，欢送他们回京。另外，在易俗礼要不要再包一场秦腔。”
风风火火紧张了半个多月，杨虎成忽然想起了十二月九日晚的那场秦腔，那场虚惊，他苦笑了一下，说道：“包戏的事，我看就不必了。”
自洛阳直投南京的飞机正在云层里穿行，各地的电文已是雪片似的落到了南京，全是“欣闻钧座返京，欢庆莫名，谨电祝侯。”“非特天相吉人，实亦中华之幸”，“薄海欢腾，万众欢舞”之类的贺词。蒋介石的飞机在明故宫飞机场着陆时，欢迎的队伍人山人海，锣鼓鞭炮齐鸣，彩旗花带翻舞，欢呼声浪响彻九霄……仿佛在欢迎想往已久、倾慕已久的“大英雄”降落人间。
军乐声中，何应钦、林森代表军政各界向蒋介石鞠躬致慰，冯玉祥、戴季陶、居正、张继、孙科、陈立夫、李烈钧、朱培德、陈公博逐个儿致礼问候。张学良、宋子文的飞机晚到个把小时，机场上除了宋子文的侧近和一些军政部接待人员之外，地上余一层纸花、足迹，有些冷寞，有些凌乱。曾几何时，张学良带着卫队和随员晋京显的那番威势，已是不复存在了。
蒋介石还在洛阳，他的心腹文人陈布雷就和温文灏商量：“我们应该预先为委座准备一份文告，飞机一到南京，便可公开事变真象。”他们苦心孤诣，终于拟就了一份。一降落，陈布雷他们赶上去鞠躬之际，蒋介石却很快将一份文稿交给了陈布雷，要他迅即发表。蒋介石这份文稿，就是昨晚与夫人在灯下炮制成的《对张、杨的训词》。
《训词》很快发表了，军政大员们等待读了之后，纷纷称赞，认为：“其语重心长，有如一片春阳，无人不照，仁者胸怀，威而不猛，真是主心明严，气象高旷，聆者莫不动容。”有的则认为，这是“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的又一新开端。当然，也有少数明眼人不这么看，军政要员张治中，觉得从表面文字看，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尊严，但细细揣摸，字里行间却潜伏杀机。张治中这个看法，与远在西安的杨虎成是同一个感觉。所以张治中在赶往北极阁看望张学良时，紧紧握手，神情极度不安。
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对“训词”进行了剖析：“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么，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经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
驾返南京，千头万绪，有几宗区区小事，蒋介石却安排有序。
一是颁发纪念章。为鼓励忠贞人士，凡在西安事变同时蒙难之人，一律颁发西安蒙难金质章一枚，上面镌有：“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联语，正中铸有蒋介石的肖像。有两位人物勋章特异，与众不同，一位是端纳，营救有功，由国民政府颁授大绶采玉勋章一座，一位是那个“双十二”凌晨架飞机落在临潼野地里的蔡锡昌，特颁五等宝鼎勋章一座，以彰忠勇。
二是召集同难人员到官邸摄影留念。包括侍从将领，连同几位女眷，总共二十二人，大伙正绕着委员长喜洋洋地列队时，“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和绥署政训处长曾扩情急忙忙赶来了，正想站入队列里，没想到蒋介石突然伸长手指指着他俩，怒色满面，厉声喝斥：“你两个滚出去，给我滚出去！滚！”当晏、曾二人红着脸退却时，蒋介石迅速要来一片纸，用红铅笔写道：“晏道刚无能，曾扩情无耻，永不录用。”写下这道手令交给了身边的侍从副官，才正襟危坐，开始照像。
晏道刚曾任过侍从室主任，是委员长身边的人，后来特地安排到张学良身边伺察动向的，可西安有这么大的“阴谋”，晏道刚却没有一个字向蒋介石报告，当然是“无能”的典范。曾扩情退出委座官邸时，却十分冤枉。周恩来要他为维护委座安全而对南京广播，他也就大声呐喊：“奔车之上无仲尼－黄埔同学一定要信赖张学良副司令，万不可各走极端，鲁莽灭裂，反而危及委座安全。“爱护领袖，喉咙都嘶哑了，委员长非但不奖赏，反而认为叛军张目的“招降广播”这岂不冤枉。
曾扩情这样的主张和平解决者碰一鼻子灰，南京那些主张诉诸武力者，后果也不佳。照完像，将介石与几个主要军政大员说道：“我想停止复兴社的活动。你们各位考虑考虑，这个提案是否可行，改日一起商量。”复兴社在蒋介石被扣以后很活跃，桂永清是何应钦的侄女婿，他率领教导总队自南京开到前线，配合空间在渭、华－带轰炸扫射，企图进攻西安，因为遭到东北军的有力阻击才作罢。依照复兴社那一套行施下去，蒋介石认为纵然是激不起张、杨杀他，起码也要被南京方面的飞机、大炮埋葬在那个高公馆内。所以摄影完毕，蒋介石有那么个提议。
在声势煊赫的军政大员里，宋子文很得意。事变之前，宋子文想用财政限制蒋介石扩军，同时又想增加税收，郎舅二人闹得不可开交。这次西安之行，彼此矛盾消释，宋子文在仕途上又将转入鸿运。戴笠更兴奋。他把自己西安之行同蒋介石当年于永丰舰护卫孙中山相比，说他是“冒死而去，乘祥而归”。何应钦则做了一场“讨伐军总司令”的幻梦。有恨无人省，有气没处泄，虽然委员长已回南京，他对西安仍是咬牙切齿，恨不得一下子炸平。
蒋介石表面不动声色，举措方面似乎不缓也不急，而脑海里却转得很快，总在思考着如何进一步求贤求圣，神化自己，从一度挫折中再补涂上一层超英雄的釉彩。以完成自己的历史形象。所以他一到南京，便向中央引咎自请处分。中央一再慰留，并准许给假一个月，以资休养。蒋介石便利用这个“休养之机”，先把陈布雷安排在溪口文昌阁里，精心凑编了《西安蒙难半月记》，初稿完成后，蒋介石看过多遍，陈布雷八易其稿，然后才付印发表，公诸社会。
在这个半月记里，着重夸奖冒着生命危险的前往西安的宋美龄，仿佛是这位“女神”的镇静、坚毅的人格和定力，加上她那双温柔灵巧的手，才解开了西安与南京间的死结。时隔不久，又发表出一篇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以委婉的笔调，透露出何应钦、戴季陶一伙的作为、见解，竟然不及她一个妇女，对主战派进行了含蓄的讥讽。戴季陶看罢宋美龄这个回忆录，气得大动肝火，在家里用指尘把一个漂亮古雅的花瓶打得粉碎：“宋美龄不足道，她终究是个女人家，可委员长怎么竟容许她把这样的文章拿出来发表！”在一夜的风中，消瘦得只剩下叹息。
四 审判 无名圈套
四 夜凉 审判无名圈套 争论 囚禁
蒋介石使尽浑身解数给自己脸上贴金，才不理会别的军政大员怎么哭笑，怎么闹情绪哩。
“钱大钧那个事，处理得怎么样了？”蒋介石追问。
一回南京，伤势未愈的钱大钧就被投进了牢狱，蒋介石要人查明：“临潼我那专列的火车头是怎么开走的？钱与张、杨是否有所预谋？”
一位副官连忙拿出卷宗向蒋介石报告：“钱主任为人实诚，他是中了张学良的计策。有背部中子弹从右肺斜出的血衣可为验证。”接着又呈报了审查详情。
蒋介石想了想，下令道：“那就放了他罢。”晏道刚、曾扩情、钱大钧已分别经受到了审查和诉斥，张学良下一个会是怎样的前途呢？曾扩情那天被撵出摄影镜头，很快就有这样的叹息：“张学良现在南京，他纵然是死罪可恕，恐怕也活罪难逃。”
河北省政府主席黄绍雄有一天去看望蒋介石，蒋介石在长沙发上，对西安事变的原因、过程只字不提，却说下这么几句话：“这回出下这事，是由于我这个领袖的德威不能感化人。可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是最难感化的。”张学良是张作霖之子，顺理成章，自然就是“出身不好的人”了。
冯玉祥有一天去看望蒋介石，言谈中，蒋介石漏出这么一句：“我的哥哥蒋介卿，他可是为西安事变而死的了！”事情是这样，双十二事变的消息很快传到蒋介石的故乡溪口，这天晚上，蒋介卿正在武山庙看戏，一闻讯惊骇过度，中风跌倒，翻于凳下，立即不省人事，抬回家不到三天就死了。那时蒋介石还关在西安，蒋介卿被草草入殓，棺柩停于家中，设奠守灵，冯玉祥听到蒋介石说这样的话，估计张学良放宽不了。
针对张学良，南京的步调来得很急骤，也很周密。二十六日蒋介石到京，二十七日中央党部开会欢迎委员长平安返京，会上就决定组织高等军事法庭会审张学良，二十九日国民政府下令李烈钧为本案审判长，朱培德、鹿仲麟为审判官。李烈钧是国民党元老，辛亥革命前后追随孙中山，曾任大元帅府参谋总长，张作霖当年就是通过他与孙中山进行联络的，张学良一直把李烈钧视为长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