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氏军史评论-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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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结合《新唐书》、《唐史演义》和《中国历史纲要》等史学书籍给大伙简介一下庞勋起义这一不太为人所知的，却给唐政权垮台造成致命影响，中国历史上不太多见的由官兵哗变事件演变为武装起义的过程。
当朝廷要戍卒再留戍一年的消息传到桂林，徐州籍的戍卒非常地愤怒，他们终于忍无可忍，牙官许佶、军校赵可立、王幼诚、刘景、傅寂、张实、王弘立、孟敬文、姚周等九人杀了都头王仲甫。推举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不过据说庞勋当时还是被胁迫的，并非自愿加入。哗变的戍卒冲进监军院，夺取了兵器和甲胄。在庞勋的率领下，哗变的戍卒自桂林（当时叫桂州）经湖南返回，“乃剽湘潭、衡山两县”。当时的唐懿宗下了圣旨以示安抚，遣中人张敬思部护送戍卒还乡，但是庞勋感觉到朝廷不怀好意，特别是在潭州（今长沙）政府的监军企图要干掉庞勋，夺取兵权被庞勋识破，庞勋摆脱了名为护送实则另有所图的官兵，走水路沿长江东下，转入淮南，直奔徐州。途中庞勋为了以防不测开始招兵买马，有不少的农民加入到这支队伍中。
十月，当庞勋率领的戍卒队伍开始接近徐州地界时；崔彦曾命牙将田厚简前去劳军；暗中却派都虞侯元密率军埋伏在一个叫任山馆的地方准备要伏击庞勋。但是戍卒在徐州的家属把这个情报暗中通知了庞勋。庞勋派使者去见崔彦曾，表示不敢回来，希望能够就此“解甲自归”，让众戍卒就地解散回家与亲人团聚，并无意造反。但是崔彦曾“斩其使”，派兵去镇压，庞勋等戍卒被逼无路，只得起义，他们击败了前来镇压的官兵，并攻陷了宿州。攻克宿州后“悉集城中货财，令百姓来取之，一日之中四远云集”自旦至暮，就发展到六、七千人。还拥有千余艘战船。
庞勋水陆并进，骑兵夹江而下，直取徐州。崔彦曾说，“我方帅也，奉命守此，惟有死尔。”组织军队守城，并屠杀戍卒的家属。当时的正好是大雾笼罩，庞勋指挥军队架起云梯攻城，攻破外城。崔彦曾退守子城。起义军用柴草堆在城门口放火焚烧，城门被烧坏，义军攻入子城，杀尹戬、杜璋等，生擒了崔彦曾等，首先把崔彦曾关押在大彭馆，有一个姓曹的长者劝庞勋留崔彦曾一条命，庞勋不听，把崔彦曾杀死在床榻之上，并把所有官员及其家属全部杀死。
十一月，庞勋的起义军攻克濠州，杀掉刺史卢望回。唐懿宗下诏组织讨逆大军，由右金吾卫大将军康宗训为徐泗行营兵马都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北面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南面招讨使，起兵征剿。十二月，庞勋又攻陷和州、潞州，杀死潞州刺史高锡望。南到寿、庐；北至沂海、沭阳、下蔡、乌江、巢县都被庞勋攻占，并攻陷了重镇都梁城，切断了江淮运输线。此时的庞勋义军发展到二十万人马。唐懿宗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又调动沙陀骑兵朱邪赤心、吐谷浑、契毖酋长的鞑靼骑兵等少数民族武装协助镇压。
庞勋指挥起义军连战连捷，屡次击败王晏权，并且在都梁山全歼戴可师的3万官兵，击毙戴可师。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开始骄傲自满。手下大将周重曾劝谏他，“自古骄满奢逸，得而复失，成而复败者多矣。况未得未成而为之乎？”因为庞勋的自骄，与他一起从桂林起兵的部下也十分骄傲，发展到连庞勋都不能节制他们的地步。而唐朝政府在失败以后，撤换了王晏权，启用泰宁军节度使曹翔；由天雄军节度使马举替代了淮南节度使令狐绹。唐朝军队重新调整部署，四面围攻，进行疯狂的镇压。起义军占据的城镇纷纷失守。庞勋在与康宗训的作战中失利，唐朝继续增兵，由神策军将军宋留为西北面招讨使，官兵进逼徐州。
这时庞勋才接受大将周重的建议，西攻宋州、亳州，想牵制唐朝的兵力。但是庞勋西征以后，大将张玄捻叛变投降康宗训，引唐兵围攻徐州，引诱义军投降。徐州守将许佶、庞举直战死，徐州失守。庞勋西征宋州不克，转攻亳州，预备要折回徐州，但遭遇沙陀骑兵，被击败追杀，庞勋苦战牺牲在蕲县境内。时年是咸通十年的九月（即869年），起义经历一年零两个月最终失败。为了安抚百姓，唐懿宗宣布免除徐州、宿州、濠州、泗州三年的税役。庞勋的余部散居在青、郓、齐等州之间坚持斗争，唐政府不段地派兵清剿，虽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历史界一般都认为庞勋的余部后来加入到了黄巢的农民军之中去了。
唐朝末年桂林戍卒的哗变引发的武装起义给了腐朽的外强中干的唐王朝以致命一击，它就像黑暗之中的一盏明灯，鼓舞和照亮其他被压迫的人民起来斗争。874年，王仙芝在长垣起义，唐朝很快就走到了尽头。
（本文系原创编撰，版权归作者彭志文所有）
自掘坟墓的“海上之盟”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时期不是一个简单的X朝、X朝。很多历史时期都并存在着林立的政权或诸国对峙格局。除了众所周知的春秋战国、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等时期的分裂割据以外，在两宋期间也出现过三个以上主要的政权并存的情况。譬如十二世纪初期，当时除了中原的北宋政权以外，在我国的北方还有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即由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与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在这种相互敌视的政权并立的局面下，各国之间彼此攻伐纷争、角斗不断，战乱频繁，弱肉强食。一个国家或者政权如果在重大决策上失误犯错，带来的后果可能就是亡国灭种严重后果。
北宋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根源就是五代石敬瑭遗留下来的幽云十六州问题。当时的汉族政权北宋是三个政权中最弱的一个，一百多年间不断地受到辽国的威胁。随着阿骨打建立金国的崛起，曾经强盛的大辽衰败下去，颓势毕现。懦弱的北宋王朝以宋徽宗为代表的统治集团萌发了联合强盛中女真一道消灭正在走向衰落的辽国，以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春秋大梦。
宋金盟约的签定本身是一个不平等的屈辱协议。尽管建立这种梦想的联盟存在许多的困难和不利条件，北宋在宋徽宗、蔡京、童贯等的错误决策下，自降身份，从1118年起，派出多批使臣，从山东登州出发渡海去与往辽东，展开了穿梭式的外交，经过经过一年多的艰苦的谈判，与北方强大的金国签定了瓜分辽国的协议，即历史上很有名的自掘坟墓的“海上之盟”。双方终于在1120年2月签订的共同攻辽、瓜分辽国的协议中，宋朝想要得到的是幽云十六州，甚至愿意将本来进贡给辽国的岁币奉送给金国。但是女真只空许了由辽国控制的幽云十四州，其中最重要的平州、营州金并不愿意让给宋朝。所以这个“海上之盟”单从条款上来看实际上宋朝已经是吃了大亏，显然是一个不平等的屈辱条约。
北宋之所以甘心签署这个不平等条约的另一个目的想用对外战争和收复失地来麻痹人民，转移国民对其残暴腐朽统治的注意力，缓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并借机向农民和手工业者增加税收。
北宋不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与虎谋皮。辽国天祚帝愿与宋朝结好；免除岁币；共同抗金。腐朽的北宋统治者被一种很狭隘的复仇意识蒙蔽了眼睛，没有大局观念，也不是真正地懂得政治。实际上这也是封建的世袭制让一个根本不具备政治才能的君主管理国家恶果。辽国其实可以成为金与宋之间的缓冲处，成为北宋的北方屏障。如果辽国灭亡，宋将与金国土接壤，按照金人不事农业生产，热衷于不劳而获的天性，两国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将难以避免。
1122年，宋朝撕毁了宋辽之间相互信守120年的澶渊之盟，由宦官童贯领兵15万伐辽，却被辽国大将耶律大石、萧干在雄州杀败；后又败于燕京。最后溃不成军不得不和辽罢战。北宋自己搞不定辽国只得出钱请金军代劳收复幽云十六州，答应付给金30万匹绢、20万两银，并纳燕京租税100万贯。宋伐辽国不仅遭受了惨重的失败。在宋金共同征辽的过程中曝光了宋朝军队的指挥无方，腐败无能较辽国尤甚。宋朝天朝大国的神秘面纱荡然无存。让金国看清了北宋军队的外强中干的本质；同时也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在与宋作战中损失惨重，力量被削弱的辽国很快就被强大的金国灭掉。
由北宋发起的“海上之盟”，实际上是一种不自量力的自掘坟墓，北宋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及政治上的幼稚在历史留下了一个值得让人深思的教训。
1125年，金兵开始进攻失去了北方屏障的北宋，一路催枯拉朽，大军攻到汴京城下。在北宋军民的强烈要求下，宋钦宗被迫任用李纲为“亲征行营使”，负责汴京防务，同时又密派李邦彦等人暗中进行投降活动。李纲率领军民不断击退金兵，形势好转，但他仍向金屈辱求和，金将斡离不（完颜宗望）提出宋帝尊金帝为伯父，并犒军费黄金500万两、银5 000万两、绢采各100万匹、牛马各万匹，还要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以亲王宰相为人质等苛刻的条件。金兵在所有条件全都得到满足后才退兵。北宋王朝虽然暂时得到苟延残喘，但离灭亡已经不远了！
（本文系原创编撰，版权归作者彭志文所有）
翻越野人山——杜聿明有多大的错？
杜聿明是国民党军队中被公认最有才华的将军之一。他曾成功地指挥了著名的昆仑关战役，此役中国的装甲部队打出了对日作战的军威，重挫日本号称为“钢军”的第5师团，击毙了日军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等多名高级将佐，杜聿明将军因此而一战成名。
抗战中杜聿明还指挥了远征军在缅甸的战役，他于1942年出任了中国远征军副司令，指挥了著名的“斯瓦逐次阻击战”。抗战胜利后，他又积极地投身到内战中去。杜聿明作为东三省的保安司令指挥国军抢占东北，并参与指挥了在东北对林彪元帅的民主联军的作战，国军取得的为数不多的胜仗之一四战四平的胜利。
在国共的生死决战中，杜聿明参与指挥的辽沈战役。锦州战役后，杜聿明成功地将12个师的国军从葫芦岛转移到关内。杜聿明对于战局的正确分析及合理性建议使他迅速得到蒋介石的重任，被国军上下视为 “救火员”。 杜聿明因此成为徐蚌会战的徐州“剿总”副司令（司令刘峙是个草包），指挥了淮海大战。虽然在淮海大战国军最后以失败而收场，除了中共高人一筹的战略战术运用，民心向背以外，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蒋介石过多地干预，瞎指挥，及拒绝接受杜聿明的正确主张。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兵败被俘，结束了他跌宕起伏的军事传奇。
在杜聿明行伍生涯中不太光彩的一仗应该就是在缅甸指挥远征军向野人山的撤退，导致了国军遭到毁灭性的损失。杜聿明本人也曾承认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的形势来分析，还是发现其中有许多情有可原，值得商榷的地方。
当时的中国远征军是初次进入缅甸作战，因陌生异域、与美英盟军在战略上的分歧及指挥不力等诸多因素而导致作战失败。日军的一个师团抢先占领了从保山通往大理的道路，截断国军的退路。因为英美方面要求中国军队以难民身份撤入印度，这种有侮辱中国军人的“馊主意”遭到了杜聿明将军的严词拒绝。在生与死，荣与辱的面前，国军内部出现了分裂，一路远征军由孙立人将军率领，约一万余人按照英美的意思撤向了印度；杜聿明将军率领五万人组成的另一路，则翻越荒无人烟的野人山绕道撤退回中国。
因为对绵延千里，纵深达200多公里，平均在2600米以上海拔的野人山的艰险的估计不足，对大自然的力量认识不深，远征军没有进行必要侦察与探路，甚至没有带足必需的干粮，数万大军就仓促地进入了死地野人山。时值雨季来临，野人山山高林密，无路可行，且湿滑泥泞，举履维艰。很多人染上了疟疾、回归热、破伤风等疾病，每天都有大批的人因饥饿、疾病或是食物中毒而死。沿途尸臭数里，白骨累累。远征军被那暗无天日的原始森林折磨了长达两个多月之久，离开野人山的远征军残部沦落到了人鬼难分的地步。原本是怀着良好愿望的撤退，因为没有考虑地形、气候等因素，造成了事实与愿望的巨大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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