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故事的故事-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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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已为贫宣队搜获，放在她的档案里；后者已发现隐藏机器的地洞，可惜机子已被她转移。审问之下，得知转移到她爱人七宝镇住所。
迅速派人将罪证取回，是一架极普通的四灯管收音机。亨元等人过去到她房里闲坐时也曾见过，岂料它里面还有特殊装置。现在摆在贫宣队办公室，等待专家鉴定。
亦华当时三十多岁戴一付近视眼镜，正怀着几个月身孕。在小将的严密监管下，苦度春秋一年有余。其次子在禁闭室里产下，患先天性心脏病。
她望眼欲穿等待结论，却沓无音讯。得知内情的人告诉亨元：实际上，所谓收发报机早已否定。这架四灯管收音机根本安不上特殊装置。
所谓地洞，经核实，在亦华搬进去前早已存在是冬天放山芋用的。只是密电码从何来，还是个谜，亦华自己也说不清楚，所以贫宣队只好把她挂起来。
贫宣队要撤走了，把案子移交给大多数人来自上海钢铁厂的工宣队。工宣队把已为贫宣队启用，正在调查他人历史的亨元召来，要他掌管各＂牛鬼蛇神＂的档案材料。
亨元得以窥见亦华被打成现行特务的那部分材料。抽出卷宗，一本三十二开的练习簿引起了他的注意。练习薄左上角用大头针别着张小纸条，上书＂密电码＂三字。
翻开练习簿一看，不禁一怔：天哪！这不都是我自己的手迹吗？还是在１９６７年两派学生大闹武斗的时候，亨元等七人做了逍遥派，彼此的宿舍经常走来走去。
闲暇无事，他取一本空白练习簿，每页都画上无数小方格，每四格为一组，表示一句成语。为启示自己的记忆，以拼音字母填入小格。不知哪一天遗留在亦华的小间里，竟成为她未能解脱特务嫌疑的罪证。
于是，亨元迅速向工宣队汇报。开始，他们怀疑他编造故事为亦华翻案。后来听他说得有板有眼，就要他写一份证明材料。亨元将此事的来龙去脉祥祥细细写在另一本练习簿上交给工宣队。
不久，亦华被撤销了隔离审查，但没有平反。工宣队头头解释：本来就没有下结论，谈不上平反。亦华夫妇向有关方面提出了恢复名誉、赔偿损失的要求，得到的答复与工宣队一样。
隔离室产下的婴儿患先天性心脏病，医院里动了手术，一切费用都要自己负担。所幸，他们的两个儿子长大了都很有出息。
大儿子考入交通大学电脑系，毕业留校任教，后来去了美国，在某研究所开发新产品。隔离审查产下的二儿子，智商比哥哥还要高几分，读高中时崭露头角。
毕业前夕为复旦大学新闻系吸收免试入学，毕业后担任某报外文版记者，过了几年也到了美国，住在他哥哥的小镇上，已获得硕士学位。
亦华夫妻俩在文革后一起调往市区工作，辛河当过区教育局长，亦华当过师范学校校长，这在文革中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他俩退休后双双远渡重洋去美国与两个儿子相会，享受天伦之乐。这也许是造物主赐与人类的一种苦尽甘来的补偿吧。
且说亨元和大分教师在团结大队参加三脱离学习班。天气越来越寒冷了，贫宣队毫无将他们撤回学校的意思。亨元过着枯燥乏味的军事化生活，心里牵挂着独守空房的计萍。
突然，一个意想不到的“机遇”降临到他身上。江涛来到团结大队，把他叫去：＂我们内查外调缺人手，经贫宣队集体研究，决定把你从学习班抽出来，参加调查组。＂
亨元和海塘公社来的贫宣队员封锐搭档。封锐是二十余岁的农村青年，中学文化，善于思索。在一起出差外调过程中有时也透露些内幕新闻给同伴听。
他的政治立场左中有右，比较尊重客观事实不盲目迷信、崇拜权威。第一次，他们一起出差无锡，调查江言的出身和政治历史问题。
江言出身破落地主家庭，因为解放前三年还在读书没有划地主成份，而他的妻子，解放前嫁到他家里，四清中却划了地主成份。
江妻也在枫林镇小学教书。计萍曾告诉亨元，小学的造反派把江妻整得很厉害。有时候无缘无故把正在冲厕所的＂地主婆＂叫去，要她背诵毛主席语录，略有差错，一个巴掌打过去，把她脸上的眼镜打落。
这次到无锡，是因为江言交代了他的传奇式经历而去核实。江在读高中的时候，其表兄在江南组织忠义救国军对抗日寇，偶而也和新四军闹磨擦。
这支部队开拔到江言家乡，表兄吸收他参军，授予少校军衔。从军不到一星期就遇到了新四军打了一仗，忠义救国军溃不成军。
江言在慌乱中急中生智，抢了一个难民的小孩，换上老百姓衣服才得以逃生。外调没有结果，但亨元还是在本校清队成果材料中像写小说一样描述了江言的这一段历史。多才多艺的物理教师顾白还配之以插图，用大字报形式张贴出来，吸引了不少学生观看。
第三十四回
　　　　外调衣裤被盗摇头夸说弟好北方女子亦俏南方贫农身娇
亨元在无锡时买了两篓子油面筋，准备送给上海的丈人家。火车到上海与封锐分了手，说要在上海过一夜，次日再回枫林。他不知道丈人家怎么去法，只听说离新申中学不远。
想起新申中学的晚霞，还有神经病已治好的傅新，不妨先到他们那里，有个落脚点后再去找丈人家。寻到那里，已近晚饭时间，所幸傅新是单身汉，有间鸽子笼式的宿舍在校内。
东大两位同窗相别八、九年后重逢。傅新的声音仍然是发育不全的孩儿嗓和娘娘腔，他喋喋不休地说着自己这几年的情况，自我感觉似乎比晚霞对他的评价好得多。
他热情邀请亨元与他合铺过夜，并张罗着为亨元准备晚餐。房间里挂着刚洗过的衬衫、汗衫、和短裤，狭小的空间弥漫着湿气。
亨元托他把两笼油面筋设法送到东余杭路计宅。傅新表示一定完成任务。次日上午他领着亨元来到教师办公室，遇到几位过去一起在县中搞社教运动的教师，可惜没有见到晚霞。
过了两周，计萍告诉他，她家那天接待了一位尖喉咙的青年男子，提着两笼油面筋，说是计萍从无锡买来孝敬父母的。
计芳不在家，计母以为这就是女儿在枫林找的对象，因为也戴眼镜片子。一问说是新申中学教书的，倒有点搞得稀里糊涂了。这不明不白的油面筋不敢吃，挂在屋顶下，最后发了霉。不久，贫宣队又决定调查一位老教师的政历问题。该人的老家在河北省南皮县。于是，又指派封锐和亨元前往北方调查。
这对别人来说也许是件好差使，南皮就在北京附近，可以借此朝圣伟大领袖脚下的土地，亨元却十分勉强，因为正准备着与计萍成婚。
虽然文革期间一切从简，但是房间和家具都是免不了的。住房问题解决得很顺利，计萍和房管所负责人曾一道在枫林街头画过宣传画，根据优先考虑结婚户用房的政策，计萍提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
新大楼３０２室即亨元和他的同事以前住过的那间公房，配给了这对新婚户。所需家具按当地起码标准，要求二十八条腿：即一桌四椅、大床和五斗橱各一。
哈哈已和平望木业社的男友卜良结合，一起调到震泽。定制家具由他们包了下来，亨元积蓄无几，凑了二三百元钱算材料费。在这节骨眼上，要出差北方，没有十天半个月回不来，心里很不是滋味。
恍恍惚惚上了火车，在车上要耽两天一夜。午夜１１、２点钟时分行至山东境内，亨元坐在东摇西晃的车厢内渐入梦乡，后面座位上刚从符离集上来的几个苏北汉子又么喝着要下车。
么喝声逐渐远去了，亨元倒醒来了。嘴巴里吃的都是面包、并干之类的干货，怪难受，想到洗漱处刷个牙，把手伸向座位下的大包袱，不禁大吃一惊：包袱已不翼而飞。
里面放着新买的棉毛衫裤、球鞋和一应日常用品。所幸放调查材料、介绍信和钞票的挎包因体积较小放在行李架上，没有偷走。
亨元琢磨贼骨头怎么会在自己胯下把包袱偷走的？蹲下身来朝座位底下一望，才知道前后座位之间并无板隔，后座的贼伯伯要偷前座脱下的鞋子都易如反掌。
早晨八时许，列车到达北京终点站。出月台，上车站广场。刺骨的寒风吹在脸上象刀刮一样难受。
第一要务是找旅馆住下来，广场旁虽然有住宿介绍处，排队的旅客一字长蛇阵转了几个圈延伸到广场中心，粗略估计约有一、二千人。
亨元和封锐轮流排队，从上午８点一直等到晚上８点５０分，前面还有４、５０人，而介绍处的门洞却一下子关上了，排队的人群作鸟兽散，大家涌向另一个窗口，那是办理浴室住宿的，速度比较快。
他们拿到一张介绍至某浴室住宿的单子，上面写明：晚上九点浴室业务结束后方可入宿，清晨七点前要离开。尽管条件如此苛刻，两人想总比在马路上过夜强，就搭上电车前往。
这是一家老式浴室，一个大统间里有四十余张靠椅。中间一个大火炉，火炉旁边放置煤块和铁锹。两人在嘈杂声中和衣而卧。
不一会，亨元觉得身上奇痒难忍，解开衣服发现黑油油的臭虫正在身上爬行。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用不着浴室工作人员催促，两人象逃跑似地离开了这个地方。
北京的深宅大院固然是给文革中的新贵享用的，但像封锐，亨元那样层次的人，因“公”出差连一个能睡觉的地方都不给，未免有些不公平了。这是亨元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看到穿梭似的豪华轿车时发自内心的感慨。
次日，他们前往落址清代某王府的交通部，找那位老教师的姐夫。听说他是抗战时期入党的干部，解放后担任交通部的一个局长。部里的接待人员说此人已离休，在家属大院可找到他。
老教师的姐姐和姐夫热情地在接待了他们。听说要了解其兄弟解放前的情况，面孔酷似乃弟、说一句话要摇几次头的老太太，用标准的普通话竭力夸赞他兄弟，把他说成具有爱国思想的优秀青年。
在北京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材料，决定当天就离开。告别北京前，两人到那个有名的广场游了一圈。近在咫尺的故宫博物馆（紫禁城）有解放军驻扎，闲散人等不得入内。
两人找到广场上的摄影摊，各在城楼前照了一张毕恭毕敬的＂三忠于＂照片。
亨元头戴翁玉处借来的棉军帽，身披蓝布棉大衣，手捧红宝书至心口，脚穿陈旧的蚌壳棉鞋（那双新买的球鞋未穿上就被贼伯伯偷去享受了。）
交了款、写上通讯地址，等亨元出差回枫林，照片也差不多同时寄来了。在那个年代，老百姓经常斗私批修，因而做生意的很少有欺诈行为。
近傍晚的时候，两人乘火车去沧州，这地方并非调查目的地，可是到南皮县必须在此耽搁。沧州虽是个中等城市，但还比不上南方县城的繁华。
那里的年轻女人倒长得唇红齿白，很俏丽，尤其是旅店内登记住宿的那姑娘两条乌黑的大辫子、一双勾人心弦的大眼睛，实在漂亮。
亨元猜测：古代沧州是朝廷发配犯人的地方，犯人中不乏高层次人士。如水浒传里的林冲，不是因为妻子长得美丽而被高衙内陷害到过沧州吗？
由此推论，沧州的居民可能很多是落难的官宦富贵人家的后代，且来自全国各地，故有别于北方其他地区居民的粗陋。
过了一夜，凌晨五时许，北方天还没有亮，两人就赶到了汽车站。买了去南皮的车票。一个钟头后，调度员遥指雾色茫茫中开来的一辆汽车，说：这是去南皮的，快去排队上车。
大家蜂涌而至，原来是一辆赤膊卡车，只是在车斗内放几张长条椅而已。旅客们毫不介意“客车”已被偷梁换柱，有序地上了车。全部坐满以后尚有不少人象日本兵那样排着队站在车斗里。
车子在凹凸不平的沙泥公路上飞驰，迎面扑来的寒风把两爿面孔都冻麻木了。受了近两个小时的罪，才算到了南皮县城。
直奔档案馆查日伪档案，果然查到那位老教师是新民会里的一名普通会员。但是，以前军宣队廖参谋在谈到新民会时，曾郑重其事地说过：
“那是个铁杆汉奸组织，八路军凡见到新民会会员都是格杀不论的。”两人在敌档里查到他的名字也算不虚此行了。
最后一站是南京，调查数学教师任重其父任仕的问题。任仕是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要员，解放后携小老婆逃台。
大字报揭发任重对在台湾做大官的老子仍然念念不忘。这次到南京就是找任仕的原同僚核实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罪行。
两人在南京师范学院找到了这位知情人的下落，因有历史问题，早已被赶下讲台，现在是该校的监督对象。蛰居在家属院破旧、简陋的一个小间内，吸着八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
谈起任仕，使他不得不回忆国民党掌权时代他们这些人的荣耀，原本暗淡的眼神有了些光彩。他还记得任重小时候的形象。
任仕在上海有别墅，金屋藏娇，原配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