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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开国大典6小时-第8章

小说: 开国大典6小时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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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修,然后反复进行试验。他们担心刚才那样的事故再次发生。
    此时他们不仅难以相信旗杆,而且难以相信自己。
    林治远、梁昌寿俩人一直忙活了一个通宵。直到10月1日凌晨,他们验证不再有什么
问题之后才罢手。
    但林治远的心病没有因此去除。他怕重大紧要关头旗杆装置再出差错,在经得天安
门国庆工程指挥部同意后,派技术员梁昌寿守候在旗杆下,假如毛泽东主席按动电钮后
国旗升到顶还不停住的话,梁昌寿立即动手切断电源。
    就这样,在天安门整容工程中,成百上千的人们就像修建旗杆一样高度负责、任劳
任怨地工作着。
    为了开国大典圆满成功,为了新中国的门面容光焕发,他们甘愿汗水摔八瓣,他们
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作为一段伟大历史的见证,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旗杆和旗座,如今由中国革命博
物馆收藏并陈列在博物馆院内。
    l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在天安门绽开了笑脸。
    让祖国母亲欢笑,这是亿万中国民众的苦苦期盼。

    4.天安门城楼的超级书法展览

    1949年9月底,两条巨幅标语赫然悬挂于天安门城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标语是用繁体字书写的,每个字都有一个房间那么大,每个笔画上躺下一个人去还
绰绰有余。
    从天安门城楼前经过的人们都驻足欣赏这两幅书法,为它的恢宏气势而惊叹,为漂
亮的线条之美而赞叹。
    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这两幅巨型书法,实际上是一次超级书法展览。
    这位超级书法家,就是钟灵。
    钟灵是醮着延安的墨水,在书写革命标语的过程中成为名人的。
    有一件事足以说明他在延安名气之大。
    抗战爆发后,独生子钟灵一跺脚离开了故乡,瞒着家人逃到延安。时间长了,他也
想家。可是父母都生活在国统区,给他们写信十有八九会惹出麻烦来,他左思右想没敢
往家里发信。父亲见儿子失踪了,着急自不待说,寻找再三没有结果,苦思冥想一番,
猜测儿子有可能与其他热血青年一样,八成是跑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去了,便抱着试
试看的心理,发了一封信,信皮上写道:“延安中国共产党收。”也许他在发信时也明
白自己的收信地址写得太大,叫人摸不着边际,也没抱多大希望。可是,几乎未经什么
周折,钟灵竟收到了这封信。
    在延安,钟灵写字漂亮几乎是家喻户晓。延安城墙上的标语差不多都出自他之手。
    钟灵自幼就爱练字。楷体、宋体、篆书,他都下功夫临摹过。悄悄投奔革命圣地延
安那年,他是一个年仅17岁的电话接线员。到延安后,这位机灵的电话接线员又爱上了
宣传鼓动的有力武器——美术字。
    从此,仗打到哪里,他就把漂亮的标语刷到哪里。
    部队从延安开到北平城,他又把标语刷到了北平城。
    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召开时,钟灵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泼墨挥毫。怀仁堂前的院
子大门、二门、垂花门都是他布置的。
    接到在天安门城楼书写标语的任务后,钟灵的心灵世界真正是豪情万丈。他憋足了
劲,决心使出自己全部看家本领,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地方好好露一手。
    他没有使用什么尺子,一步一步丈量了天安门城楼的长度。
    天安门城楼的红墙那么长,看来标语上的每个字都应该有房子这么大。他从来没有
写过这么大的字。他喜欢向自己挑战。
    这两幅标语是写繁体还是简体字呢?虽说解放区已经流行简化字,但北平刚解放,
大多数人还习惯于使用繁体字。为了照顾大多数,钟灵决定仍用繁体字书写这两幅标语。
    在做书法家之前,他先要充当“裁缝师傅”。他操起剪子,用布剪出宋体字。然后,
他又充当木工教练,指导木工按照比例锯好木板,钉成字盒,外面装上一层毛玻璃,里
面安上电灯泡。这样,使得标语挂上去并通电后,即便是夜晚从远处看,也能一清二楚。
    延安攒下的经验,使他驾轻就熟,获益匪浅。
    但是,两条标语的字数不一样多,一条是9个字,另一条却只有8个字。写出来挂上
去则两边应当是对称的。如何使它对称?这叫钟灵大伤脑筋。
    他在实际步测中发觉,天安门的九间门楼其实宽窄不是等同的,实际上门楼的中间
部分最大,四六间稍宽,三七、二八、一九间依次递减,但在人们的视觉中,却感到左
右四间是对称的。这肯定巧妙地运用了视错觉原理。五百多年前的城楼设计者竟有这样
的智慧!
    有人考证,天安门设计者是蒯祥;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设计者是蔡信。
    蒯祥生于明洪武年间江苏吴县一个木匠家庭。他父亲就是逻迹闻名的大木匠。子承
父业,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蒯祥到而立之年时,木工艺术造诣就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永乐十五年(1417年),明成祖朱棣征集全国能工巧匠云集北京,大规模兴建宫殿。
蒯祥以其精湛手艺而入眩因蒯祥具有“两手握笔画双龙,合之如一”的绝技,深得主持
工程的建筑师蔡信、杨青的赏识。
    永乐十八年(1420年)宫殿盖起来了,论功行赏,蒯祥被提升为工部营缮所丞。正
统年间,蔡信、杨青等相继去世,北京许多营建工程,如重建三殿、修南池子一带、改
建诸司衙门于承天门前两侧、新作西苑殿亭轩馆、兴建裕陵,特别是景泰年间营建大福
隆寺等,均由蒯祥主持,作出了重要贡献。所谓“正统以来,凡百营造,祥无不预”之
说,确实不是言过其实。他在建筑上的超群技艺,赢得了“蒯鲁班”的赞誉。现在南京
博物馆的北京宫殿样图,还把蒯祥画在上面。
    因蒯祥后来定居北京,长期担任建筑宫室的官吏,官至工部侍郎,建筑方面卓尔超
群,名声赫赫,因此都认为是他设计了天安门。
    但据年近古稀的故宫博物院古建筑高级工程师于倬云先生讲,天安门的设计者应该
是蔡信。实际上永乐十五年紫禁城宫殿已进入施工高潮,当时蒯祥才随明成祖从南京来
到北京,主持宫殿施工,在此之前,故宫和北京城的规划、设计均已由蔡信完成了。
    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不管是谁,其高超的建筑艺术水平充分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
聪明智慧,对钟灵写好两幅超级书法作品,也是巨大的激励和鞭策。
    天安门设计的智慧之光,也射进了钟灵的心灵:两条标语的字距不也可以利用视错
觉原理进行安排吗?
    一个难题从理论上得到了完全解决,拿了一个高分。但因为时间太紧迫,不容钟灵
细细琢磨、再三推敲,标语写出来后,钟灵觉得尚未达到自己的理想程度,主要是字距
不够均匀,从远处细看,“政府”两字显得过于紧凑了一些。
    接着,天安门城楼重檐中间,也就是后来悬挂国徽的地方,挂出了一个巨幅红布,
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17个大字,这也是钟灵的书法杰作。
    不管钟灵的大名后来是否被录入各种各样的书法名人辞典,他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展
出的书法杰作,使他当然地拥有不朽的声誉。
    钟灵的超级书法,是共和国诞生史诗中一行美丽的诗句。

    5.中日美术家联手制作大红宫灯

    开国大典临近之日,天安门城楼上,突然挂出了8盏大红宫灯。
    宫灯硕大无比。每一盏至少3个大人才能环抱过来。这些宫灯在随风飘荡的黄色流苏
的衬托下,显得愈加红火。
    人们很难想到,这8盏宫灯是中日美术家联手制作的杰作。
    1949年9月30日,北京有家大报报道说:“天安门城楼顶上金碧辉煌,栋梁也粉刷一
新,栋梁中间分悬着8个巨大的红灯。”这篇现场报道描写和叙述得过于平淡。实际上,
这8盏宫灯是颇有一番来历的。当时,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把城楼的布置装饰任务,下
达给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
    宣传部长张致祥对此很重视,亲自到天安门考察了一番,又把大红宫灯的设计工作
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舞美队。
    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建国后改名为战友文工团。
    当舞美队长苏凡从张致祥部长那里受领任务时,距举行开国大典只有20天时间了。
    张致祥感到时间紧迫,问苏凡对完成任务有什么困难。苏凡显得不慌不忙,好像早
有准备,胸有成竹似的。
    苏凡虽是搞舞美的,成天乐呵呵,但接受任务时的表态决不是盲目乐观。
    他在部长面前没有和盘托出,有意打了一些埋伏。原来他手下有两个身份特殊的
“才子”:一个叫肖野,年纪40开外;另一个叫森茂,年龄30开外。他们俩人原来都是
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对城楼的布置装饰来说,称得上是科班出身。
    肖野是一位左翼美术作家,30年代日本法西斯统治日益猖獗,他遭受迫害,被迫漂
洋过海,逃亡到中国避难。他踏上中国土地不久,先在北平日伪满电影公司找到了一份
美工师的工作。没多久,他与北平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撇下那份工作,通过敌工部分
配到张家口人民剧院工作。这个剧院实际上就是抗敌剧社,“张家口人民剧院”是为工
作方便对外称用的化名。肖野在剧院干得很出色,相继为《战斗里成长》、《戎冠秀》、
《白毛女》等戏剧画了场景,还为剧本《战斗里成长》作了舞台美术设计,被行内奉为
经典之作。
    森茂走出校门以后,穿上了军服,当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宣传部的一名士兵。上司给
的任务是绘制反共宣传画,规定不准他阅读马克思、毛泽东的著作。这反而激发了他的
好奇心。结果,他心甘情愿地当了毛泽东著作和共产主义理论的“俘虏”,最后投奔了
八路军。
    两位喜爱绘画艺术的日本美术家,发挥自己的专长,在八路军队伍里积极从事中国
的反法西斯正义事业。他们成为八路军队伍里的一员,不论到冀西小村,还是到冀中原
大地,他们都走到哪里画到哪里。
    科班出身,长期的舞台美术创作实践,再加上汲取了中国北方农村风俗的丰富营养,
使他们在进行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的美术设计,能够得心应手,灵感勃发。
    他们分秒必争地分头忙碌着。张致祥和苏凡拿出大皮尺,到天安门测量各种需要的
数据;肖野和森茂则开动脑筋忙于构思。为确保设计的准确性,两位日本美术家对一些
重要的数据和尺寸,往往还要亲自前去测量。
    为提高工作效率,两位日本美术家的工作室,就开在天安门里面的西厢房。乍看上
去,这里显得忙碌而凌乱,各种数据、资料和图纸都汇聚、堆积在这里。肖野和森茂不
分白天黑夜地干着,很快设计出了20幅各式各样的宫灯草图。
    张致祥连夜把这些草图送到周恩来办公室。
    深夜,在柔和的灯光下,周恩来审阅着一幅幅草图。看着看着,周恩来的眼睛不禁
为之一亮,露出了欣赏和赞美的神情。张致祥一直观察着周恩来的表情,现在他那颗悬
着的心总算放下了。果然,周恩来看上其中的一张图案:8盏太阳般宫灯的设计。
    周恩来端详了一会儿,拿起笔,对这幅图案的局部作了一些删改。
    他一边抹去金水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一边对张致祥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
就行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
肃庄重的气氛。”
    周恩来的一席话体现他的大智慧。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就事论事。他所把握的基调,
就是整个开国大典的基调。
    末了,周恩来要求张致祥,一定要在开国大典前两天就把8盏大红宫灯挂到天安门城
楼上。
    张致祥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周恩来亲自下达的任务。
    开国大典前两天就要把8盏大红宫灯高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就是军令状。
    宫灯设计已经得到周恩来首肯了,下半篇文章还很艰巨。宫灯叫谁去制作呢?
    舞美队长苏凡这些天享受起了宣传部长的待遇,他坐着配给张致祥的那辆小车,在
整个城里满世界地跑。一嗅到一丝线索,他就坐车轰轰地赶过去,登门求才。然而,一
次次的希望变成了失望。人家一听说这么大的宫灯就惊惊咋咋的了,见都没见过,更甭
提制作了。
    一天接一天地跑。但总是一个希望后头跟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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