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6小时-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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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政治局讨论做出决议，少数服从多数，毛泽东只得搬进了中南海。
周恩来把丰泽园的菊香书屋让给毛泽东住，自己搬到中院居住和办公。不久，江青
要搬来，周恩来又让出房子，迁到前院的东厢房。可这里屋少人多，长住下去也不是办
法，只得另寻地方。这样，周恩来往到了中南海最西北角的西花厅。
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一住就是27年。
周恩来在西花厅也一直住到去世。
毛泽东搬进中南海以后，很喜欢这里的自然景致。院中的遍地小草给了他幽静恬淡
的心境。有一次，周子建安排工作人员打扫院中杂草。忽然，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
音说：“莫拔莫拔，莫伤了无数生命。”
就这样，被毛泽东保护下来的小草日夜簇拥在菊香书屋的四周，为彻夜操劳的领袖
置换新鲜的氧气。
10月1日下午，毛泽东就是踏着这些小草，走向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庆典的。
4．“就是耶稣也不坏嘛！”
新中国一建立，无可回避地涉及到如何纪年的问题。
关于纪年，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们在讨论和座谈时意见分歧较大。
有人认为：应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元。
有人主张：从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开始。
还有人提议：从几千年前黄帝即位开始。
这些纪元方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只是中国传统的道理，囿于民族历史的道理，仍然
是划地为牢的道理。中国应当走向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际上已经走向了世界。
因此，纪元问题也应适应世界潮流，不应再以“天朝上国”自立门号。
工作小组成员和专家们展开了紧张的调查研究工作，结果发现，世界上采用本国纪
年的只有少数国家，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公元纪年。
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采用公元纪年比较好。因为这是国际上通用的纪元，
既统一，用起来也方便，而且各解放区早就开始使用公元年了。
于是，形成方案上报。
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协商国旗、国歌等问题会议时，专
门提到了纪元问题。大多数人表示同意用公元纪年，但有人反对，认为“我们采用公元
纪年，老百姓也可能同时采用其他纪年，传统常常是不可抗拒的”。
这时大家议论纷纷，情绪十分热烈。毛泽东同意公元纪年，也发表了意见。
毛泽东说：“老百姓要用其他纪年，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制定法律去处罚他
们。过去用中华民国年，老百姓用甲子年，他们学会用了。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是要有
个决定：采用哪个年号。”
黄炎培发言说：“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有人说采用公元纪年是以耶稣降生之年为
纪元，是基督教国家的年号。据我们调查了解，其实许多非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也采用公
元为纪年。现在公元纪年已成为国际习惯通用的年号。少数国家采用本国纪元，但在行
文写到本国纪年时，常常还要加注公元多少年，麻烦得很。”
听了黄炎培的话，毛泽东风趣而幽默地插话说：“就是耶稣也不坏嘛！耶稣和今天
某些国家借推行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并不一样。”
经过热烈讨论，大家一致鼓掌同意采用公元为新中国纪年。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
年为1949年。
5．谁为开国大典留影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开国大典是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庄严日子。
那伟大的瞬间，有多少颗激动的心，有多少张欢乐的脸埃特别是天安门广场上那盛
大的场面，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庄严宣布开国时的情景。
如今，当我们打开历史画卷的时候，一幅幅精彩的画面历历在目。是谁摄录了开国
大典的伟大瞬间？是谁拍照了开国大典的不朽辉煌？
在为时不长的记录片中，我们只看到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字样，没有找到
为共和国诞生录像者的名字。据说参加摄录的有中国艺术家，也有苏联的同志。所以没
有属下名字，可能是当时的人们还不大习惯突出个人。
在数不清的历史照片中，我们找到了为共和国诞生摄影的记者的名字，她叫侯波。
现今所能见到的开国大典的照片，主要出自她闪动的快门中。
自1949年起，侯波担任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随行摄影记者达12年之久。在那4000多
个日日夜夜中，她拍摄了成千上万张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共和国年轻时代的风貌。
她感到这些照片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前夕，领导人十分忙碌。
9月21日，新政治协商会议隆重召开，30日晚8时胜利闭幕。侯波一直负责会场的拍
摄工作。当时不难看出，领导们是紧张的，面孔是疲劳的，而仍然精神饱满地与各界人
士讨论和制定着国家的根本大法。
侯波也一直处在兴奋之中。回忆起自己是个苦孩子，14岁到延安，是“吃延安人民
的小米长大的”，知道老百姓所受的苦，也体会得出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那真是千千
万万个先烈的鲜血换来的。过去“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没人看得起自己。现
在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反动统治，中国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就要扬眉吐气地屹
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值得欢欣鼓舞的大事，怎不使人兴奋，怎不令人
激动！特别是千年盛典的拍照工作由她承担，在这种可遇不可求的良机面前，侯波振奋
异常。
庆典的准备工作是紧张的。
战争尚未结束，北京解放不久，经济条件十分有限，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打扮庄严的
天安门城楼和广场首都人民以高度的热情清除了天安门两侧和长安街等地的垃圾，拔掉
了杂生的荒草，把天安门及广场打扫得干干净净。虽然没什么装饰，却也朴素大方，八
盏红红的宫灯给城楼增添了无尽的喜庆气氛。
背景的确是很不错的。
10月1日下午3时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宋庆龄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
人物走上天安门城楼，整个天安门广场沸腾了。广场上奏起了慷慨激昂的国歌，一面
“血”染的五星红旗在礼炮震天动地的响声中冉冉升向高空。
毛泽东向全国各族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庄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这一切，都在侯波的镜头里闪过。
侯波从照相机的镜屏上看到，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双含着莫大幸福的眼睛和数十万
双充满感激的手，朝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欢呼万岁的情景，看到毛主席不断地扬起双手向
大家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心里异常激动，按下了一个个快门，抢拍
了一个个历史性镜头。
当时天安门城楼的围墙不像后来那样有栏杆，只覆着光秃秃的琉璃瓦。侯波拿着一
个120相机，捕捉着每一个珍贵的瞬间。
那时能得到一些胶片是很不容易的，必须节约着用，拍一张是一张。因而当时拍的
照片，几乎每一张只有一个底片。
中央领导多数不喜欢上镜头，侯波的相机对准他们的时候，总是说“给群众多照些”。
几十年后，侯波还记得拍摄开国大典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那张照片时，周
恩来正好站在侯波面前，忙过来拉住侯波的衣角，还不住叮嘱她，别紧张，小心一点。
总理的关怀，使侯波激动极了，她无比兴奋地按下了快门。
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有许多人都看见过，但却极少有人知道有这样一个使侯波终生
难忘的情节。
在侯波的镜头面前，屹然站立着的是一群时代的伟人。他们的伟大，就在于他们来
自于人民，理解人民，惦念着人民。他们的衣着、举止是那么的平凡，但他们的人格、
胸怀和气魄却是无与伦比的伟大。
开国大典从下午3时一直持续到晚9时多，毛泽东一直在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到
晚间已有些支撑不住，就弯腰伏在围墙上。
为了取到最好的镜头，侯波站上了围墙，两个同志扶着侯波的腿。当时她只想着把
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人这段历史记录下来。
侯波曾拍摄过一张毛泽东宣布共和国成立时的照片，毛主席的嘴是张着的，周围站
着其他领导人。
40年后，侯波和徐肖冰办展览时，不少群众一定要在这张巨幅照片下留影，说是可
以感受到当年激动人心的气氛。
6．礼炮为何鸣28响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时，广场上30万人一齐脱帽肃立，
抬头瞻仰五星红旗。
这时，大地震动，炮群长啸，齐鸣28响。
礼炮声如同报春的惊雷，在天宇间回响激荡，震动着每一个人的心，把开国大典上
伟大、庄严、团结的气氛进一步椎向了高潮。
开国大典的礼炮队来自一支英雄的部队。
1949年8月1日，聂荣臻代表中央军委，把第一面八一军旗授给了他们。
国外一些国家在举行庆典活动时，一般都鸣礼炮21响，就是最高的礼仪。开国大典
为何要鸣28响呢？
这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
在政协一届会议上，一位代表提出质疑：“在国外，最高礼仪是21响，我们为什么
要鸣28响呢？”
当时没有人回应。
会议休息时，毛泽东见到负责开国大典筹备工作的华北军区作训处长唐永剑话题很
快进入开国大典的礼炮鸣放问题，毛泽东问小唐：“你说，放28响有没有道理呢？”
唐永健是个文采横溢、学识渊博的才子，他一下就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马上说：
“主席，我起草一个关于礼炮28响的说明吧。”
毛泽东微笑着默允了。
很快，简明扼要的28响说明报告递上来了，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横空出世到1949年，
刚刚28年。28响礼炮就是28年党史的赞礼，这不是极有道理吗？
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后，在上面用铅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开国大典上，礼炮队由108尊山炮组成，分为两组，一组装填，一组发射，轮流作业，
以缩短每响之间的间隔时间。所以，人们习惯上仍称54尊礼炮。
108尊礼炮一字形摆开，背倚天安门广场，靠在一截古墙边，位置在前门附近。
两分半钟之内，28响无头空炮全部送入空中。
鸣礼炮时，站在观礼台上的华北军区文工团团长刘佳与身边的几位代表兴致勃勃地
数着礼炮。40年后他说，不够28响，有时两发之间的距离很远，有漏响的。
负责组织礼炮工作的特种兵司令员高存信说，决不可能漏响，瞎炮肯定有，但不可
能两发炮弹一起哑巴。
礼炮队员们十分自豪，因为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都听到了他们代表新中国发出的呐
喊。
建国之后，在开国大典上鸣放过的山炮大部分销毁，有两尊被收藏到中国革命博物
馆作为陈列的文物了。
7．苏联顾问建议：最后一项议程放礼花
开国大典的议程安排中，开始没有放礼花这个项目。
在北京的苏联顾问根据苏联的国庆经验，向大会筹委会建议开国大典最后一项仪程
应放礼花。
施放礼花能使新中国的第一个夜晚五彩缤纷，当然很好。但礼花是什么样子，没有
几个人知道。
不知道也要上马。
任务下达给华北军区的一位叫张桂文的作战科长。当时，他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他
不仅不知道怎样制作礼花，也从来没见过礼花，但他通过苏联顾问找来了苏联十月革命
节阅兵的记录片，知道了放礼花是怎么回事。
直到40年后，苏联施放的第一层礼花仍是信号弹，张桂文这才明白礼花与作战科的
关系，所以开国大典上的礼花全是苏式信号弹。
张桂文立即组织了礼花小分队在辅仁大学广场上进行了严格的训练。
开国大典那一天，当夜色低垂，举着五星灯笼的群众游行队伍接近尾声时，天安门
城楼休息厅里临时开通的总机接到了大会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电话，他要求立即接通位
于东华表内侧的一个分指挥部，通知张桂文开始施放礼花。
张桂文接到命令，马上也抓起桌子上的麦克风，充满激情地连续喊了三遍：“各位
注意，现在施放礼花！”
然而一点回声也没有，麦克风坏了。
指挥部的工作人员都替张桂文捏了一把汗。
张桂文的脸仅仅白了一下，他还有两套应急方案。
40年后，住在空军东西门干休所的离休干部张桂文说：“我搞作战的，总是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