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随章侃-第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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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宦官之外，皇帝亲信的便是外戚，借助母族之力了，如孙亮曹芳都试图利用外戚的帮助，不过外戚帮忙固然是肯，但是权臣往往是外戚的到是更多一些。至于廷臣，皇帝一来接触少，很难联络，二来谁知其忠于谁，我们现在事后看史书自然明白，但是当时皇帝又怎么清楚，曹髦对三大臣商议诛司马，结果两位跑去报信。
其三：要对其首脑，一举擒之。这也不单是皇帝，其他人也是一样，要在短时间内一举将之擒拿殆尽，一旦失败，便是以皇帝之权威，毕竟刚刚还政，如何比得过权臣盘踞多年的势力，但是假如擒之首脑，使其群龙无首，无法布置，再公告群臣，或拉拢之，或宽恕之，让其站在皇帝一边，只要稳定人心，这权力就基本上可以移交回来了。这其中象曹髦这样公然带兵讨伐的也不能说没有，但是动手的时候都是蓄谋已久，联络多时，一击而发，象曹髦这样事先拉拢群臣时大臣大多数还去告密的事，实在难以成功。
而更有效的就是将召见权臣，让其与护卫分开，再擒之，不过因为这有可能伤到一边的皇帝，而且权臣大都可以带兵器上殿，留兵在外，一旦不成，就可能反受其害，所以会投鼠忌器，不得成功罢了。成功的例子如孙休擒孙綝，北周武帝斩宇文护（当初诸葛恪其实也算如此，只是那时是孙峻主谋。）。一举擒之后便可以联络事先安排好的大臣再动手了。不过这种事一来皇帝要冒险，二来权臣也要上当才行。
不过，说来说去，这皇帝还要搞政变，闹不好还要身死，这做皇帝的风险，实在也算不得小了。
第一百一十四章 在外的臣子
三国随章侃 第一百一十四章 在外的臣子
（演义第一百十四回 曹髦驱车死南阙 姜维弃粮胜魏兵）
上一回演义中说邓艾面临困境，使出了离间计，令人流言给刘禅，本回开始此计就有了效果，刘禅令姜维退兵，从而这次北伐也功败垂成。在诸葛亮北伐时演义也有如此描写，姜维这次只是重复了诸葛武侯的故事，谁让他们在演义中是师徒呢？
不过，这只是演义中的说法而已，真正的姜维乃至诸葛亮都没有因为刘禅的命令而撤兵过，这里要另外说一句，刘禅此人说是明君，肯定不是，说是昏君呢，也算不得太昏，陈寿说他“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这点评价确实恰如其分，当然，对于绝大多数的皇帝来说，都可以这样说，因为皇帝毕竟只是一人，真正做事的还是那些手下大臣，所以选择大臣的好坏和皇帝本人的政绩息息相关。当然，这一点十分难以做到，皇帝也是凡人，没有看透别人心思的本事，那些奸臣说不定在他眼中就是好人，那些忠臣说不定平时根本得不到他的赏识。用人这方面，一方面看皇帝本人的眼光，另一方面也要看运气。
刘禅的眼光好不好呢？还真的很难说好，但是运气倒是很不错，父亲留给他一个诸葛亮，诸葛亮给他留了几位重臣，这使他在位期间，可以将政务交给手下大臣，自己基本上当甩手掌柜。
从蜀汉政治来看，这样的做法倒也算不上糟糕，一直比较清明，没有发生象东吴曹魏那样内部的混乱，这也和所选的几位执政大臣个人品行有所关系。刘禅这种做法很难说好坏，某个时段有某个时段的做法，一些阶段需要君主比较强势，亲历亲为，一些阶段需要君主放手一些，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假如刘禅最终没有成为亡国之君的话，更没有说出那个“此间乐，不思蜀”的名言的话，相信史家的评价会好很多，毕竟对于大臣来说，皇帝除了英明神武之外，任贤用能更为重要。
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来，刘禅不管是否明君，但是对于诸葛亮到姜维这几位重臣，还都是比较尊重的，诸葛亮自不用说，姜维时期虽然宦官黄皓弄权，但是刘禅还是未将姜维罢职过。对于北伐之事，没有干涉过，更没有半途召其回朝了。
说到这里，不免要说起一件事，尽管说刘禅没有让诸葛亮和姜维班师回朝，但是类似演义中的例子却也甚多，那么，那些出征讨伐的大将，还有那些封疆大吏们，朝廷是如何让其听从自己的命令的。
确实，所谓山高皇帝远，离得京城越远，京城的影响力就越见下降，而且兵法还常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对于这些在外的臣子将领，该如何使其服从中央之令呢。
实际上，尽管说有“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之类的话，也真的有如此的将领，而边疆大吏造反的也屡见不鲜，但是若将其计算成数字，便会发觉这实际上只占了很少的一个百分比。那些造反的边疆大吏或者在外出征的将领，成功的更是少得可怜，到是只身逃亡者居多，这是为何呢？
其一者：质也，人质问题我们在很多章节都有谈及，在古代社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为了表达诚意或者恭顺，派遣或者交换人质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孙权当年向曹操曹丕父子献好时，曹操曹丕都有提出让孙权遣子入朝的要求，这便是要求孙权进献人质以表达诚意。而孙权都找了借口回绝，这实际上便是拒绝了臣服。而诸葛诞在造反时便遣子入东吴为质，这一下就引得了东吴的信任。那些在外镇守的封疆大吏，在外出征的将领，都有人质在中央，一旦其起兵作乱，这些人质就性命难保。
当然，这并不能遏制某些人的野心，就好象安禄山叛乱时，其子安庆宗便在长安为人质，安禄山起兵后被杀。一个人野心降临或者面临危机时，人质的安危便是次要的了。
为此，朝廷往往会采用其他的办法，使将领亲属为人质是让其不想反，而更多的办法是让其不能反。如以一般将士家属为人质，虽然同样为质，但是限制的方法便不同了。
历代之中，往往有这样的做法，就是异地法，比如异地为官，一个人若是当官后往往不能在自己的家乡作官，而是要跑去外地，这是怕引起本地势力盘根错节，尾大不掉。而除了作官外，还有一种异地就是异地当兵，比如边兵往往不是本地招募，而是内地招募派遣而去的，这样做除了与异地为官同样的因素外，很大的程度便是让这些普通将领和士兵有所顾忌。异地为兵，家属都在内地，则即便将领想造反，下面的兵士无心作乱，那也兴不起什么风浪来。毌丘俭文钦在淮南的叛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士兵的家属多在内地，生怕受其牵连，大都无心造反，结果毌丘俭文钦等人不得不招募淮南的农民为兵，这样的新兵战斗力可想而知，最后毌丘俭身死，文钦只能逃亡东吴。
其二者：财也，尽管说异地为兵是个好办法，但是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一来边疆大吏大将们可以收买人心与死士，甚或许诺更好的前途，让兵士为已所用，如诸葛诞就养了无数死士，为其赴汤蹈火。二来时间一长，所谓异地为兵往往流于形式，为了节省费用，招募边人为兵常常成了更好的选择，尽管用边人为兵无论是从费用还是效果上都很不错，但是也会形成尾大不掉的边疆军事集团。唐朝藩镇割据，也就是往往从此开始。
为了限制边兵的造反能力，于是控制财权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尤其是在唐朝藩镇割据外，认识到兵权和财权一体的恶果，后世便将其分开，这种分开不单是说各加一个官职，委派一个官员，而是更为具体的措施，比如说这个镇守边关的将领，要军费补给是应该直接向朝廷要的，而不是向地方上要，即便地方财政有钱，也要先经过朝廷一道，再回到边关将领的手中。（当然，实际上有时是可以便宜行事的，不过理论上还是要走一道手续的，此外，一般来说，边地的财政也很难支撑边关的军费开支，需要其他地区税入的补助。）不过这样的做法也就主要限制边将的造反能力，防止出现藩镇割据的情况。后勤补给都掌握在朝廷手中，你有造反之心，也没有造反之力。
这一招对于那些出征时想“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将领最是限制的好办法，你不奉命，便断了你的粮草补给，看你奈何。所以那些不受君令立奇功的将领要不就是得到了其他人的支持解决了后勤问题，要不就是快刀斩乱麻，在粮草没有用光前，解决问题。
其三者：监也，虽然说可以限制财权，但是确实也有那些不受君令的将领存在，他们可以用其他办法解决补给，而真要造反的那些人，造反都不怕，以抢掠补充军用更是常见之事了，所以前两者也主要是对付那些没有造反之心的，真要对付那些有造反心思的，只有用到监军。
说到监军，似乎总让人想起那些宦官和不懂军事的文臣，总之都是一些陷害忠良的坏人。其实倒也并非如此，监军古则有之，多以皇帝亲信担任之，宦官文臣武将都有任为监军者，甚至太子也有可能任为监军，这些监军并非都不懂军事，也不光只是会杀主将和捣蛋而已。在一些时刻，他们也往往会做出不错的决定，当然，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节制主将，以防止其做出叛逆行为。如卫瓘在对待钟会一事上，就起到了监军的作用，让钟会没有起事成功。
当然，杀错，捣乱，起到反作用的情况也不少见，就算监军懂军事，不乱插手，也有麻烦，毕竟兵法上就要求权在一手，而监军虽然不是主将，却往往有着否决权和节制主将的权力，等于是两个主将，所以行事总是有着那么的不方便。因此在很多战役中监军尤其是那些不懂军事的监军要担负着很大的责任。
只是，假若不设监军，一旦那些无人约束的将领造反，也是一种麻烦事呢，毕竟没有了约束，谁也不知那些掌握重权的人会不会象钟会那样作乱，毕竟，权力这种事，没有约束下，很容易就发芽膨胀，不可遏制呢。
也是因为如此，那些在没有约束的权力面前保持清醒头脑，控制着野心的人才值得尊敬吧。
第一百一十五章 为何不伐
三国随章侃 第一百一十五章 为何不伐
（演义第一百十五回 诏班师后主信谗 托屯田姜维避祸）
本回之中，司马昭决定征伐蜀汉，这在当时并未得到朝臣的支持，许多朝臣纷纷反对，便是邓艾起初也持异议，不过钟会力劝之，而司马昭也欲立功业威名，借此篡位。所以最终司马昭还是下令大举征伐蜀汉，并斩杀了反对此事的将军邓敦以杜绝众人之口。
蜀汉灭亡之后，曹魏也被司马炎篡夺，天下只有晋与东吴两国，司马炎意图伐吴，但是和上一次征伐蜀汉一样，朝臣中又多是反对者，其中不乏如贾充这样的老臣，最终司马炎发了脾气，在张华杜预等人的支持下下令讨伐东吴。
应该说当年司马家的运气实在好得没话说，两次征伐两次完美成功，司马家一统天下可说是历代中最容易的。只是，本章讨论的不是司马家的好运气，而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臣子反对征伐呢？
三国中曹魏及其之后的晋朝与蜀汉和东吴乃是仇敌，长年征战，按理说，征伐灭之乃应该是得到众人支持才对，但是为何那些司马家的臣子一个个提不起精神呢？
当然，这并非是司马家的特别问题，实际上各代都有这样的毛病，往往一国立国之时或是被迫迁移之初，东征西讨或者还复旧山河的征伐都很多，也得到了众人的支持，但是时间一长，往往那些臣子就懒散起来，反是皇帝和少数几人热心，大多数人都好象少了建功立业的心思，这点在那些偏安之朝若说还不明显，在统一的中原王朝就显得十分的明显，那些臣子当得知皇帝要远征某国，肯定会纷纷劝谏。
有一种意见说，这是儒家思想在作祟，正是这些儒家大臣们不欲进取，不喜欢征伐才会反对的，更有甚者，将日后中国没有扩张，没有赶上地理大发现，殖民热潮的事都归咎于儒家思想了。
这实在冤枉的很，主张和平的那是墨家，这儒家可从来不是什么和平主义者，鼻祖孔夫子就是带过兵的人物，后代孟子荀子等大师对于战争也并非是排斥，而是主张战争的目的必须是仁义为本或者说正义。所谓出师要有名，无名之师是不能出的，当然，这要打仗，理由总是能找到的，就好象近代西方那位说的“律师总是能找到的”一样。何况三国及其各代乱世，恩怨交织，要为他们之间的征伐找名义太容易了。
实际上，要是儒家是主张和平不主张征伐，那当初汉武帝也不会独尊儒术了，儒家在中国两千多年占据着统治地位，要真是那些和平主义者当家，中国这么大的疆土莫非是靠嘴皮子说来的？
儒家这么多年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诸多的儒家信徒，都能文能武，王阳明的例子不用多说了，八股做的好未必打仗就不行了。只是在后人眼里，自动把那些武将和儒生排除开来，而只想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