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随章侃-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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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流程,自然,那时或许还小,什么都不知道,自然要大人帮忙去办,但是到了小学懂事便不同了,每年开学都要去登记报到,于是此时你便了解了,人要融于社会,在社会有自己的身份是一定要经过一个流程的。小学报到还算小事,长大了以后更是如此,无论是你市长省长,老板经理,科学院的院士,甚至只是一般的上班族,只要你在社会上有一个位置,便需要经历许许多多不同的手续,这是规矩,谁都不能免俗。古代讲究礼仪,那更是如此,刘备进位汉中王就需要一定的流程。
先是大伙联名劝进,这劝进的人都要有一定的身份,而且劝进的群臣名次都是按着各自的身份排下来的,在演义中对这段描写不详,但是在三国志中记载便很详细了:“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左将军(领)长史镇军将军臣许靖、营司马臣庞羲、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臣射援、军师将军臣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臣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臣张飞、征西将军臣黄忠、镇远将军臣赖恭、扬武将军臣法正、兴业将军臣李严等一百二十人上言”
注意了,尽管刘备亲近的是关张诸葛亮法正等人,但是在劝进时臣子的次序他们还是要排在许靖马超之后,这和他们本身的品级封爵家世声望,还有是否是左将军(便是刘备)下属有着直接关系,而相比起来与刘备的亲近关系就不是那么重要了,这便是一个规则。(演义中隐去了这段,而加入的诸葛亮劝说的描写显得诸葛亮起的是带头劝进的作用,这符合演义中以诸葛亮为首席谋士的一贯作用。)
其实这也就是进位为王而已,若是称帝禅让,那不单要找些文武百官,还要找些老百姓进表来显示民心所向,有时也会加入外族代表,佛道等宗教人士,搞出一些祥瑞来更不是希奇事了。
我们继续说下去,这一百二十人是先进言刘备的,此进言在演义中并未载入,或许是因为其与后来刘备上书汉帝的表其中有诸多相同之处:
“昔唐尧至圣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贤而四国作难,高后称制而诸吕窃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谋,皆冯世宠,藉履国权,穷凶极乱,社稷几危。非大舜、周公、硃虚、博陆,则不能流放禽讨,安危定倾。伏惟陛下诞姿圣德,统理万邦,而遭厄运不造之艰。董卓首难,荡覆京畿,曹操阶祸,窃执天衡;皇后太子,鸩杀见害,剥乱天下,残毁民物。久令陛下蒙尘忧厄,幽处虚邑。人神无主,遏绝王命,厌昧皇极,欲盗神器。左将军领司隶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备,受朝爵秩,念在输力,以殉国难。睹其机兆,赫然愤发,与车骑将军董承同谋诛操,将安国家,克宁旧都。会承机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长恶,残泯海内。臣等每惧王室大有阎乐之祸,小有定安之变,夙夜惴惴,战栗累息。昔在虞书,敦序九族,周监二代,封建同姓,诗著其义,历载长久。汉兴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诸吕之难,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备肺腑枝叶,宗子籓翰,心存国家,念在弭乱。自操破於汉中,海内英雄望风蚁附,而爵号不显,九锡未加,非所以镇卫社稷,光昭万世也。奉辞在外,礼命断绝。昔河西太守梁统等值汉中兴,限於山河,位同权均,不能相率,咸推窦融以为元帅,卒立效绩,摧破隗嚣。今社稷之难,急於陇、蜀。操外吞天下,内残群寮,朝廷有萧墙之危,而御侮未建,可为寒心。臣等辄依旧典,封备汉中王,拜大司马,董齐六军,纠合同盟,扫灭凶逆。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所署置依汉初诸侯王故典。夫权宜之制,苟利社稷,专之可也。然后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矫罪,虽死无恨。”
我们来看这劝进书:先举各种各样的例子如唐尧周成之事,(为何举这些人呢,便是因为这些人虽然在位国家有难但是都是好皇帝,这也是为了说明这天下大乱并不是献帝的错,要是举什么商纣之事那就等于是在骂献帝了。)然后再说明现在的状况,董卓曹操之事,再谈刘备种种,表达决心,再说到爵号不够,不足以收揽群雄,并举出窦融之事作为旧典来说明进位为汉中王是有旧例可循的,自然,毕竟这是擅立,要告罪一番。
劝进之后便是设坛,(所谓天地君亲师,中国对于祭祀上天和祖宗两事极其注意,皇帝登位,拜大将这些大事都要设坛以告天地,就好象西方喜欢叫教皇加冕一样。)诸臣众将观礼,加王冠。这还没结束,目前只是汉中王,所以这必须要上告天子才行,演义中的那表和史书中相差无几,主要是改了几个字,于劝进表不同,群臣劝进是站在群臣角度说自己为何要劝进刘备,而上书给天子的是在刘备角度谈自己为何答应此事,所以上书表是先谈及自身之事,再提及群臣劝进之事,再表达自己匡扶社稷的决心。(就好象现在各国官员无论是总统总理首相主席还是州长市长甚至是科长上任都要这样说几句。)最后是交还之前的左将军宜城亭侯印绶。(这点在演义中没有提到,在此事之前刘备虽然也有和刘璋孙权一起相互封官,但是实际上还是以当年在许昌的左将军一职为尊,开府也是以左将军这名义,此时才去掉,代以大司马一职,相对的汉中王也代替了宜城亭侯。)
在众臣劝进书中有一个词“旧典”,这与上书表中的“古式”一词相同,便是以前的例子。这个“旧典”十分重要,曹操当初进爵为公为王,现在群臣劝进刘备为汉中王,曹丕日后得汉帝禅让,都是遵循的这个旧典。为何?
我们对一件正确的事往往会怎么说?“合理合法”,在我们的常识中,只有合理合法的事才是正确的,假如背离了这两个原则,那我们便视为错误的。合法的事比较好理解,有黑纸白字作为证据,一清二楚。我们现代的社会号称法治社会,大部分的事都是构建在法律基础上,古代也是如此,皇帝即位是因为他是前任皇帝的合法继承人,大臣升官是因为他的考评出众资历足够受到上司赏识,大将受赏是因为打了胜仗。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事都是建立在一个有法可循的状况之下。但是一旦没有法律可循呢?比如想破例提拔一名官员,想免去本该获罪的犯人,严重点的在乱世中做皇帝,这些都是违背正常情况下的法律的。
为了改变这一点,便需要另一个法宝了,便是合理,尽管不合法,但是只需要让他显得合理,就可以上升为合法,便也可被视为正确之事,但是这谈何容易,合理的条件有时甚至比合法还要苛刻,一个时代的道德观念比法律观点更为保守乃是常见之事,要让自己的事变得合理,就不得不请那些士人才子们,来作为道德法律的解释。
而士人才子们也不能凭空造出一些理论来,否则还是不能为世人接受,只有在已经为众人接受的理论之上加以解说才行,这也便是孔孟之道在历代被重复注解的缘故。而有了理论支持也不牢固,只有寻找出一些旧典故事作为论据才行,这些旧典故事作为循例,做事便显得理直气壮了。刘备进位汉中王是遵循群推窦融故事,而日后曹丕得献帝禅让则是著名的尧舜故事了。(曹丕倒也有意思,在《魏晋春秋》中记载曹丕做完那禅让手续后,下来便对群臣说: “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其实这也不奇怪,人对未知的事物都有恐惧感,不到万不得已便喜欢守旧。而只要说之前有这样的事,人的恐惧感便会消失大半,而假若当时的状况与现在越象,而行使的结果越好,便越容易被人接受,于是众人在行事前便喜欢在历史中寻找经验,来减少自己的错误。(创造历史固然伟大,但是从历史中寻找经验教训,少走点弯路也是很重要的。)
当然,在找旧典循例时千万要学习历史,别把王莽商纣这样的事作为例子举出来,那不被人骂死才怪。所谓文史不分家,古代官员在学习儒家经典的同时注重历史的学习,便是因为为官要从经典和历史中寻找自己做事的依据,现代也不例外,成功的例子作为日后法律或者变革的依据乃是家常便饭了。
所以,学习历史,有时也不光光是为了听一个个好听的故事。
第七十七章 错综复杂的宗教
三国随章侃 第七十七章 错综复杂的宗教
(演义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关公显圣 洛阳城曹操感神)
在本回演义中,关羽死后玉泉山显圣遇到老僧普净,这也是当年过五关斩六将时遇到的故人了,这也是三国演义中不多的与佛有关的几处。三国演义将关羽与佛教牵涉在一起自然有他的道理,日后关羽神格化,成为关帝君就与佛教有着莫大关系,佛教可是将关羽化身为护法神的,三国演义中几次不多的佛出现的地方总与关羽连上关系也就很自然了。(当然,为关羽神话贡献更大的还是道教。)
不过说起三国志中的佛教则就少得可怜了,就是在刘繇传中谈到笮融时说他一度好佛。相比之三国志中道教的影子就多的很了,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的发起者太平道本就是道教的一支,而日后割据汉中的诸侯张鲁是五斗米道的教主,这也是道教的一支,而且是日后道教的主流天师道正一道的前身。此时的道教势力是佛教远远不能比的。在之后几千年中,这两大宗教一直争斗不止,或许可以说,中国宗教史基本上可以说是这两大教派在唱主角。
其实假如我们将时光拨回几百年前的西汉时代,那我们就会发觉此时没有什么道教佛教,此时的中国虽然有对祖先和如五帝等神灵及其上天的祭祀,也有方术卜巫一类的活动,黄老之学,阴阳五行也颇为盛行,但是都没有形成一种如日后佛教道教的正规宗教。无独有偶,在此时的西方古罗马时代,也是混杂了希腊神话故事的传统神话与原始宗教占据着主流。
直到东汉年间,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才开始传入,一般来说,说起佛教传入,都会说起汉明帝遣使迎佛的故事,这一般被认为是佛教初传中国的标志,但是也有许多观点认为在西汉时期,佛教便就传入中国了,甚至有说战国和秦代传入的故事,但是主流观点还是以东汉年间为主。与之差不多的时期,西方的基督教也离开了起源地中东向罗马帝国内部传播。古代传教者不远万里,不辞辛苦,传播自己的信仰,其意志坚定实在非常人所及。
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内迅速传播并由罗马皇帝确定为国教从而取代了古罗马原始宗教不同,东汉虽然佛教传入,并得到部分人的认可,但是此时的佛教活动还是以翻译佛经为主,而士大夫也只是把佛教看做与黄老之学相近的学说,把佛看作如老子等一般的神灵而已。在此时,一个融合了儒家佛家中国神仙传说黄老思想的宗教开始兴起,这也就是道教。本土的道教虽然晚于佛教,但是因为其教义更接近于中国本土的思想,所以很快得到广泛传播,甚至佛教也被认为是道术的一种,还有西域僧人为传法将自己称为道人的事。(在传教初期,传教者往往借用本土宗教的身份行教,在天主教传来时也有如此情况。)在东汉末年,其教大盛,形成太平道与五斗米道两大流派,这两大流派与三国的关系在上文已经提到了,而此时的佛教远远不能与道教相比。
然到了三国时期,形势开始一变,太平道发动的黄巾起义受到了巨大打击,太平道也为之削弱,虽然张鲁投降曹操后五斗米道在北方广泛发展起来,但是佛教也乘时发展,曹魏时期,佛教戒律传入中国,至此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沙门,此时佛教还是专注于翻译佛经,但是对道教的传播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西晋时期,道士王浮撰写了《老子化胡经》,成了日后佛道之争的一段著名公案。(《老子化胡经》的大意:当年老子出函谷关后在史书中不是不知所踪吗?书中说老子是去了天竺,去干吗呢,点化那些胡人,那些胡人是谁呢,便是佛教徒了,由此将道教置于佛教之上,日后的道佛大辩论,这件事总是要拿出来辩一辩的。佛教徒为此日后也杜撰出三代就有佛陀,佛教在周代就传入的故事。在封神中也可以看到老子化胡故事的影子)
不过此时佛教势力尚未能与道教相比,直到东晋时期,天下大乱,五斗米道孙恩等人在东晋起义遭到镇压,势力大衰,而佛教却在佛图澄道安等人的传播下得到快速发展,其中以佛图澄劝阻石勒杀戮为起点,佛教得以大昌。(宗教的发展总离不开乱世,在乱世中人们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更加需要信仰,一旦此时的宗教表现出他的能力,就能获得极多的信徒,当年罗马主教劝阻匈奴王攻罗马,从而为罗马在西方教会的地位甚至在整个西方社会的地位奠定了极大的基础。)
等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