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的年代-宋朝军事故事探秘-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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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朝廷催战的指令不断下发，并以“逗挠”罪名指责种师中。种师中叹道：“逗挠，兵家大罪，我结发从军，今天老了，怎能忍受担当此罪呢？”于是立即动身，和姚古、张灏另两路人马约好会战太原，由于缺乏准备，辎重也未能带上。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五月，种师中在离太原百里的榆次遭遇了金军主力，而原先约定的姚古、张灏军均未赶到。种师中令麾下队将张俊进战。张俊，字伯英，曾在西军名将刘法麾下效力，后投靠秦桧，参与陷害岳飞，其铁像至今仍跪在西子湖畔。不过早年的张俊还的确是位骁勇善战的猛士，他领兵出击，一阵砍杀，金兵被砍得哭爹喊娘，死伤累累，宋军单战马就缴获了上千匹。张俊向种师中建议乘胜追击，但小种性格比较稳健，所以没有同意，参谋黄友说：“地非利，将三面受敌。”种师中也不听，黄友仰天长叹“大势去矣”。次日，金国铁骑数万，黑压压冲了过来，矢石如雨。宋军由于辎重未行，军赏和粮草不足，且新兵较多，军纪较差，据说不少军士拿随身军器马甲、神臂弓、箭枪牌之类到市肆换取熟食。三日内官府就查收得器械四千二百余件，因此金军主力一冲击，种师中大阵前列的右军和前军就很快被击溃。种师中带领亲军死战，最后身边只剩下百人，身被四创，绝望的他放弃了逃生的机会，选择战死来捍卫种家军最后的荣誉。幕僚黄友被擒后也遇害了，张俊带领数百名士兵，拼死杀开了一条血路，冲出了重围，得以脱险。种师中战死后金兵各个击破了张灏和姚古，宋朝援救太原行动受挫。金朝见宋朝战败，遂以宋朝没有履行和约为借口，再次发兵侵宋。种师道拖着病体，忍受着丧亲之痛继续在为抗金积极努力。他向宋钦宗建议赶紧离开开封，去长安暂避，这一个理性的建议却又再遭否决。面对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面对政治上的失意，身患疾病，操劳过度的老种终于耗尽了最后的一点精力。靖康元年十月二十九日，种家军最后的传奇人物种师道病逝。老种、小种悲剧性的死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北宋帝国的辉煌终于化成了灰烬。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开封被攻破，次年四月宋徽宗、宋钦宗二帝随金兵赴塞外，最后在五国城（黑龙江省的依兰县）度过了凄惨的余生，北宋王朝经历了一百六十七年后宣告灭亡。然而宋朝军民的抵抗并没有停止，岳飞、韩世忠、刘锜、吴阶等新一代优秀将领，脱颖而出，最终力挽狂澜，建立了南宋王朝。
北宋一朝在文化、经济、也包括军事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是一个值得中华民族骄傲的朝代。北宋周边强敌林立，契丹、西夏、吐蕃部落等虎视眈眈，他们之间多次爆发了战争。为了抵御外侮、开疆拓土，北宋王朝涌现了一大批英雄豪杰，他们中不少人的名字在民间以评书、戏曲等方式传颂，激励着后人，比如杨家将、狄青等。也有一些人，他们的名字因为各种原因往往少为人知，比如秦翰、田重进、章楶等。本书介绍的一些人物，可能大家会稍有陌生，但是他们同样值得我们传颂。南宋王朝建立后，又相继和女真、蒙古进行了殊死较量，这其中的故事将在南宋部分中进行介绍。
南宋部分
第十四章 富平之战
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初一，南宋的东京留守宗泽病逝。宗泽是婺州（今浙江义乌）人，出身农家，年少时发奋求知识，年长后发奋得罪人。他先是得罪了主考官，结果考公务员时被置为末等。后来又得罪了当朝皇帝宋徽宗，他明知宋徽宗是个狂热的道教“粉丝”，可奉命建道观的时候不光是消极怠工，还有很多的腹诽，徽宗听闻后龙心大怒，直接把他从官籍中“除名”。直到金国开始全面伐宋，徽宗才想起已是六十八岁高龄的宗泽，把他派到前线河北磁州任知州（今河北磁县）。但宋朝的糜烂，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金军很快攻破开封，掳走了徽、钦二宗，史称“靖康之难”。
随后徽宗的儿子康王赵构在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即位，成为南宋的开国皇帝，庙号高宗，赵构即位后，便实行了“划江而治、退避东南”的政策，跑路，成了他和他的朝廷的唯一重心，以至于他和左右两个宰相黄潜善与汪伯彦一路从北方狂逃至扬州，浑然忘了爸爸宋徽宗正穿着青衣给金人上酒，浑然忘了妈妈韦太后正在浣衣局里搓衣，也浑然忘了哥哥宋钦宗正在咬破手指写着血书。开封的防守大任便降到了宗泽的身上，宗泽一边整顿城防，联络两河义军，收编溃兵散勇，创立了东京留守司军，这支军队以后成了南宋军队中的精锐部队。一边不停地上书要求高宗从行在扬州还都，主持北伐大计。
这一年当中，宗泽每个月都按时按量地上两份奏章，一共上了二十四份。面对着这些慷慨激昂的奏章，高宗的应对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不报”，就是不理会，装傻。第二种是“忧诏答之”，就是先敷衍一通，隔天再继续装傻。到了建炎二年的六月，这个月宗泽再没有上过任何奏章，背上毒疽的疼痛尚且可以忍受，但心力的交瘁已经熬尽了他的生命。瘦弱得如一截枯木的宗泽半仰在床榻上，喃喃自语道：“千古之羞，千古之羞。”他混浊的眼睛里滑出两滴清泪，一再长叹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最后逐一环视屋内的部将和下属（当时年轻的岳飞也在其中），大呼三声“过河”，然而他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回音，一个时辰后，宗泽怀抱着满腔的悲愤离开了人世。
宗泽死后，朝廷先将原北京留守杜充改为东京留守。杜充是两宋之交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和宗泽一样，也是哲宗朝的进士，“靖康之难”时正任沧州知州，宋金交战期间，沧州地处前沿，有很多从燕云十六州逃难过来的汉人百姓来奔，杜充考虑到其中有细作，便充分发挥了“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的精神，凡是来奔百姓，统统杀死，不留一个。杜充不但如此严格要求别人，对自己也是高标准、严要求的。金军第二次伐宋时，他负责镇守北京大名府，他四处宣称自己的主张“方今艰难，帅臣不得坐运帷幄，当以冒矢石为事”，可当完颜宗望的金国东路军一来，杜充仍然没有打破自己亲临战阵为零的纪录，后人吕中评曰：“（宗）泽在，则盗可为兵，（杜）充守，则兵皆为盗。”杜充继任后，既不修城，也不练兵，致使两河的义军被金军逐个击破，他唯一的法宝便是开决黄河的堤坝，妄想用滔滔的河水来阻止金军的日益逼近。这非但没有阻止金国东路军，反而淹死了很多百姓。
高宗一伙躲进扬州后，便日日醉生梦死，他大概是吸取了爸爸徽宗的教训，所以在玩乐的同时大力标榜自己的清心寡欲，勤政爱民。他先是要太监把一袋珍珠投到河中，随后又要太监在扬州最热闹的地方把一套高级桌椅给焚烧了，以表示自己是多么的勤俭持家，爱民如子，并用那炉火纯青的演技再三地宣布自家“天生就不喜与妇人相处”，可实际上，就在前几天，便有几位大臣上奏劝高宗不要在民间大选秀女。高宗的回答是直接把他们流放了。到了建炎三年春夏之交，金军左副元帅完颜宗翰派完颜拔速离和耶律马五等军急袭扬州，得到消息的汪、黄二宰相连忙告诉正在行宫中胡天胡地的高宗，高宗当场就吓得魂飞魄散，这次的惊吓，着实威力很大，导致了高宗龙脉的断绝，从此阳痿，没有了性能力。尽管高宗痛不欲生，但逃命仍是最要紧的，所以他又一路狂奔到了杭州。
御营前军军官苗傅和刘正彦随着高宗东躲西逃，早就窝了一肚子的腹诽，在杭州后还要陪着笑看那些皮肤白皙，体态臃肿的宦官们射鸭，最主要“美官”老没自己的份。随后在钱塘观潮那天，各领着兵爆发了。他们以三国时期的袁绍为榜样，围住了皇宫，“凡无须者皆杀之”，杀得仅留下了十五个非常有福气的宦官，苗、刘同时逼迫高宗下位，把隆祐太后请出来垂帘。这次政变，震动了朝野上下，当时的礼部侍郎张浚正在平江府督兵，闻变后立即联络武将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发兵勤王。苗傅和刘正彦便派了一个深明大义、义字当头的好刺客去刺杀张浚，张浚是进士出身，从小也没练习过黑砂掌和轻功水上漂，打不过，亦逃不了，遂准备引颈就戮，刺客便说：“我知你是好官，今夜不是来杀你，而是特意来警告你，我走之后，你应该多招聘几个保镖，苗、刘二人还是会继续派人来杀你的。”刺客的话音刚落，便“摄衣登屋，屋瓦无声”地飞遁了，足可知是一个武林高手。
章回体的小说中，经常说办大事的人是一计不成，眉头一皱，又生一计，可惜苗、刘不是这类型的人，刺杀一计不成，眉头皱又了又皱，皱得一塌糊涂，却再也生不出另外一计，两人对坐互相埋怨了半天后，便领兵出城逃命去也。可惜跑路的能力又远不及高宗，没逃多远，便被韩世忠捉到了，上了刑台。张浚等人进城后亲至后宫中把高宗请了出来，高宗先是抓着韩世忠的手大哭了一番，随后又满腔哀怨地把自己手上被开水烫伤的伤痕给张浚看，大骂苗、刘二人不光虐待了自己的肉体，还摧残自己的精神。
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年仅二十三岁的高宗便经历了丧失性能力、政变、追杀等人生惨事，受到了非常沉重的打击。建炎三年的六月，他终于下了一到罪己诏，向全天下臣民承认“朕躬凉德，未经远图”，接着把张浚提升为知枢密院事，这年张浚才三十三岁，宋朝自从寇准之后，就再没出现过如此年轻的执政。当时南宋的国运已经跌倒了谷底，退逃到东南地区的南宋朝廷甚至连一个暂时安稳的容身之所都没有，为了救国，更为了保命，当时无论是抗战派还是主守派都提出了很多的主张，比如有人提出要宰了黄潜善和汪伯彦，这样军队的战斗力便会大大的提升，有人提出杜充是一个强大的硬汉，把抗金大任交给他一人便足矣，有人提出且战且避，有人又提出了边战边和，有人提出了迁都鄂州，有人又提出了要迁都杭州，总之吵吵闹闹，莫衷一是。
平定苗、刘之乱的张浚，已经获得了高宗最大的信任，一跃成为抗战派的领袖人物。他集中了大多数抗战派的主张，提出了经略陕西，从侧翼出击金国，以缓解金国对东南的直接压力的主张。高宗正在担忧金军对东南即将发动的攻势，所以对于这个主张便很快地同意了，并给予大力的支持。命张浚为宣抚川陕，并拥有便宜行事的大权。
富平会战（三）
在宋朝人的眼中，陕西是出精兵良将的地方，南宋初期许多的名将，如韩世忠、吴家兄弟、刘琦、杨政、李显忠等都是陕西军出身的，陕西的兵，被称为“西军”，所谓西军，是指在北宋中后期，由于和西夏的连年交战，朝廷在陕西一带前后部署了兴军路、鄜延路、环庆路、秦凤路和熙河路等六个军区，使得陕西成为宋朝精兵健马汇集之处，西军也渐渐取代河北军与河东军成为宋朝最精锐的部队。
金军攻击陕西，是从建炎元年开始的，金帅完颜宗翰亲率西路军强渡黄河，攻克洛阳，随后分兵以完颜娄室率领西路军近一半的兵力进攻陕西。完颜娄室先率部驻于河中府，自率万余骑兵趁夜踏冰过黄河，攻下了京兆府，陕西大震，一些大将和守臣纷纷投敌，但泾原路的将官曲端却在这时脱颖而出。在南北两宋之交的乱世中茁壮成长的曲端，身经百战，有丰富的临阵经验，也有着非常出色的战略眼光和战术素质，可惜他的大部分精力并没有放在抗金救国上面，他每天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的事情便是如何广结善缘，保存实力。他挤掉了中央的特派员王庶后，吞并了地方义军和许多山贼，经过几次陕西军政官员的大洗牌之后，他不但没有被洗掉，反而越来越强大，实际上已经坐上了陕西大军第一把手的位置。张浚到来之后，便马上让曲端实至名归了。
张相公陕西之行，用赵鼎的话来说，是“半天下之责”，赵鼎这话略带着酸意，后来他自己去主持川陕政局时，要钱没钱，要人无人，气得他破口大骂：“张浚入蜀时就可以拿那么多钱，我今天连一分钱都拿不到，这不是让我像个叫花子一样入蜀吗？”赴任后的张浚马上在川陕政局展开了一轮大洗牌，他把川陕的钱粮兵马都交给有经济大才的赵开打理，让他作后勤部长，接着先后罢免了熙河军区的长官张深，环庆军区的长官王似，提拔了一大批西军中的少壮派，如名将刘仲武的儿子刘锡和刘锜，曲端手下的爱将吴玠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