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回忆录-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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阱看来，这次战争的实质并不在鸦片本身。
1842年12月，当美国总统泰勒得知《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后，立刻派出众议员顾盛前往中国交涉，争取和英国一样的待遇。美国人比英国人还要狡黠，他们甚至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英国人辛苦获得的同样成果，甚至更多。当然，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也同样享受好处。
顾盛为了显示美国的先进和强大，给天朝带了不少新鲜的玩意：地球仪、航海地图、手枪、步枪、蒸汽战舰模型、气温计、众多的科技书籍等，这些本是战败的中国最需要的，但却被依旧傲慢的天朝视为“奇技淫巧”给拒绝了。
令顾盛没想到的是，他的致命武器居然是他携带的“国书”。他从天朝官员闪烁不定的言辞里看出，这些人非常不愿意让他这个洋鬼子前往北京面圣，在他们眼里，如果众多洋人都要面见皇上的话，皇上的面子何在？天朝的威仪何在？谈判的官员甚至一再威胁说，如果坚持进京的话，就停止谈判。顾盛当然很好的利用了这个“威胁”，他的真正本义是在通商条约，而不是什么面见皇上。
这是何等奇特的利益观，完全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实际上就是天朝礼仪和国际惯例的战争！这个战争，在乾隆时期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就已经开始了。鸦片战争只不过是英国人在用武力方式迫使帝国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如果还改不过来，那就是帝国自己的悲哀了。
最后，天朝的谈判官员主动屈尊去了澳门，在澳门旁边的小村子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天朝官员的前提条件是顾盛交出国书，答应不去北京面见皇上。而在这个条约里，美国人比英国人更进一步的获得了完全的领事裁判权，从此，各通商口岸的洋人，都不再受到中国政府的司法管辖，成为了中国领土上的特权人士。
但让天朝大员们诧异的是，法国这个对华贸易还不及英国零头、每年来华船舶还不超过十艘的国家，居然也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舰队前来中国谈判签约。也许是在鸦片战争后，法国人亲眼观看了天朝官员和英国人签订条约的全过程，所以他们当然不想错过这次盛宴。
被英国人教训过的天朝大员们，很难分清这些白种人的差别，他们的办法就是干脆“一视同仁”，甚至早就按照英国人的样式把条约拟好了。
法国人显然继承了路易十六的堂皇和气派，他们的排场很大，比起美国人只有一艘军舰的“穷酸”来说，他们的表现简直就是暴发户，法国使团一共来了八艘军舰，500多人。不过，据说他们从美国人那里学到了和天朝官员打交道的技巧，那就是要在合适的时机威胁说要去北京面圣！最后，在达到了所有目的后，法国人把签约仪式搞得漂漂亮亮、然后风光回国。由此，外国传教士可以合法的来到中国传教了，而这给后来的中国外交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后叙。
最搞笑的莫过于1871年中国和日本的修约，两个对近代外交一窍不通的国家居然签下如下条款：双方相互开放通商口岸、相互拥有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双方军舰均可以自由进入对方的通商口岸等。
这些可都是对彼此都不平等的条款哪，这也就是当时全球化之外的亚洲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是1881年和巴西签订的条约，双方各有最惠国待遇并取消协定关税，而这已经是近40年后是事情了。
《南京条约》签订后，天朝再也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天朝了甚至它想要平等的时候，已经是不可求了。
帝国终于戴上了条约的枷锁，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还有很多不平等的条约在等着签字画押。
马克思曾对晚清的中国作过这样的评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总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早在1861年，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就曾沉痛地说：“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郭嵩焘日记》（一）第469页）
“怕、诈、蛮、蠢”四个字，说尽了当时晚清办理夷务的这些满清官员和决策者的可悲可恨之处。盲目自大，所以使蛮，如僧林沁格之炮轰蛮干；敷衍推诿，一味使诈，如叶如琛不战不守不和；落后挨打，浑身害怕，有如靖逆将军奕山让出广州；不懂规则，办事愚蠢，如耆英之黄埔、望厦的签约。
摒弃愚蠢的蛮干，认真学习和了解国际规则和惯例，并以此来处理同外国和洋人的关系，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胜败本是兵家常事，但是，如果失败只产生愤怒而不是发奋，这样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失败；如果失败感到耻辱而不知道耻在何处，那才是真正的耻辱。
茅海建先生说，“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越早结束越为有利！”说这句话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战争结束以后，国人应该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呢？是自我反思、自我更新，还是仅仅激于道义，痛斥那些侵略者？
遗憾的是，国人一提到这场鸦片战争的时候，似乎还在继续“激于道义”，并继续义愤填膺，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尽善尽美的幻想”，一种“悲歌”呢。
1．8、逃难到热河，火烧圆明园
热河行宫，也就是后来的承德避暑山庄，离北京大约有二百多里，周围群山起伏，树木郁郁葱葱，更有热河蜿蜒流淌，山色风光，可谓是美不胜收。
这个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经屡次扩建后完工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花了近90年的时间修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时候，就是在这里接见过远道而来的英国使团。清朝的皇帝们也往往把这里当成避暑的胜地，消闲度夏，但谁又曾知道，“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却在热河中？”（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
弹指一挥间，从英国人打破天朝的大门后，又近20年过去了。在这20年间，帝国却已经是四脚朝天，几无宁日。吝啬的道光帝在1850年撒手西去，留下的是一个偌大的烂摊子。
咸丰本是道光帝的第四子，他承继皇位并不是一帆风顺。道光帝本来有九男十女，但很不幸的是，前面三子都在他之前先后去世。幸好1831年道光帝连得两子，即皇四子奕泞（即咸丰）和皇五子奕誴；而1833年皇六子奕䜣（恭亲王）的出世，让道光帝很是头疼不已。
到底该立谁为皇位的继承人呢？
晚年的道光帝为这个事情很是犯愁。当时道光帝的六个儿子中，后面的三个年龄太小，基本可以被排除在外，而和咸丰同年出生的皇五子奕誴相貌粗陋，举止浮躁，道光一向不喜欢，后来干脆过继给已去世八年且无后的三弟惇恪亲王绵恺，奕誴由此也被排除在皇位继承人的范围之外。
据野史上说，皇五子奕誴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相传他的酒量极大，又好恶作剧，有一次请人吃饭，却不许人家吃菜，只准饮酒，谁要是受不了问饭吃，就给特别准备的韭馅包子，极为辛辣，难以下咽，目的就是以捉弄人为乐。
这样，道光帝可选的继承人就剩下奕泞和奕䜣兄弟二人了，但这两兄弟让道光帝一时难以取舍。
按传统，长子如无大过，应该立奕泞；可要说相貌和聪明程度，奕䜣则要远胜奕泞。奕泞因为一次骑马摔成骨折，脚有点跛，但在老成稳重方面，奕泞又胜过奕䜣，倒有点道光帝的风格。
据《满清外史》上说，相比而言，道光帝还是比较喜欢奕䜣，甚至几次把他的名字写进了立储的密匣子，但道光帝又考虑到奕泞是长子，又无大过，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
奕泞的师傅杜受田，对道光帝的心思非常了解。有一次，道光帝命诸子到南苑去打猎，行前杜受田悄悄的跟奕泞说：“阿哥到了围场，只管坐观他人骑射，千万别发一枪一矢，你手下人也不准捕一猎物。要是皇上问起来，你就说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之长与诸弟竞争。这样一定能讨得皇上欢心。”
奕泞听后，如计行事。
奕䜣好表现，复命的时候捕获最多，而奕泞这边却一只猎物都没有，大家嘴上不说，暗地里都窃笑奕泞无能。道光也非常奇怪，问奕泞是怎么回事，于是奕泞就把师傅教给他的话说了一遍。道光帝听后果然大喜，说：“是真有人君之度矣。”
野史记载未必真实，但在老成稳重或者说保守呆板方面，奕泞的确有老爸的几分风采。道光一朝最为保守平庸，道光帝最宠信的大臣曹振镛就是明证。有一次曹振镛的门生问做官之道，曹振镛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以此标准来看，奕䜣就过于聪明活跃而不够稳重了。
最后，道光帝选择了奕泞作为皇位的继承人，也就是后面的咸丰。
后人常以奕䜣没有承继皇位而感到遗憾。以奕䜣的能力和变通，肯定比平庸好色而短命的咸丰强很多，至少也不会有后来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把持朝政近半个世纪！而在这半个世纪里，正是中华民族最为屈辱的一段时期。
咸丰登上皇位时，年方二十，风华正茂，但他又是一个极其不走运的皇帝，从做上皇帝开始，就没有过上一天安宁的日子。1851年，也就是咸丰元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席卷了整个大江南北的太平军起义，一直到他死，都没有任何平息的迹象。
咸丰开始临政时也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后来发现天朝积弊已久，内乱外患，远非他的能力所及，后来也就心灰意冷，只顾沉湎于美酒和女色了。据说咸丰常在宫中酗酒，酒醉后经常发怒，身边的宫女和太监往往也难免皮肉之苦。
《清代野记》上曾记载过这样一件趣事。“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其时有雏伶朱莲芬者，貌为诸伶冠，善昆曲，歌喉娇脆无比，且能作小诗，工楷法。文宗嬖之，不时传召。有陆御史者，亦狎之，因不得常见，遂直言极谏，引经据典，洋洋数千言。文宗阅之，大笑曰：‘陆都老爷醋矣！’即手批其奏云：‘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不加罪也。”
这位和臣下争风吃醋的皇上还写过一首关于酒的诗，意境不错，比他太爷爷乾隆的诗强多了，试录如下：
“一杯冷酒千年泪，数盏残灯万姓膏！”
咸丰的郁闷，可能和他身体不好有关。野史上说，咸丰患有肺痨，听人说喝鹿血既有利于肺，又可以壮阳，于是咸丰就在圆明园里养了大群的鹿，甚至逃难的时候也想把鹿带上。
说起逃难，那是因为英法等国的修约问题所引起。《南京条约》后的第12年（1854年），英国按照约定，向清政府提出了18项修约要求，其中的头一项就是要求派公使驻京，这种严重侵犯“夷夏之防”的“无理”要求，当然遭到天朝的断然拒绝。
但英国仍不死心，1856年又联合法国和美国提出要派遣使节驻京，并建议中国派代表分驻伦敦、巴黎和华盛顿，但再次被天朝严拒。
这下英国人火了。他们想起了小斯当东的话，“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已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尝到甜头的英国人，这次决不会善罢甘休。
英国人这次非要让天朝彻底的低下高傲的头颅不可。他们不但要派公使驻京，而且还要对“夷人”的蔑称说“不”。他们要证明的是，他们不是时代的怪物，天朝才是。
如果把镜头倒回一个半世纪，在公使驻京的问题上，天朝的确和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了。
从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威斯特里发里亚和约》开始，欧洲各国互派公使已经成为通常惯例，而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也对外交人员的地位和权利作了详细的规定。至少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社会里，谁也不会为互派使节这样的问题大动干戈。
但这种在欧洲极为寻常的事情，对天朝来说却是无法接受的。
他们想象中的互派公使是，让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随意觐见皇上？这不意味着高高在上的天朝从此以后就要和这些夷人平起平坐了吗！？夷夏之防断不可开！
但英国人终归是有办法的。后来他们觅得一个借口，这就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
这艘亚罗号船，船东是中国人，船长是英国人，但水手全是中国人。该船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