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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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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孔孟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既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既有《论语》,则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史记》说:“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今人冯友兰,也把孔子比做苏格拉底,孟子却可以比做柏拉图。
但是我们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不同的地方。最明显的,《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所以大成至圣能够以“君子坦荡荡”的风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态度去保持他的悠闲。孔子令门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赞许。而曾皙所说的,大致等于我们今天的郊游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月,咏而归”。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饭菜不做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而且“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等辞句也经常出现在他的嘴中。
孔没有直接的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之中,“仁”之一字,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的说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
孔子对“礼”非常尊重。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颜渊厚葬;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孔忆虽不值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齐国的吊丧正使,出使滕国,却始终不对副使谈及出使一事。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虽不能确定,但是他最活跃的时间,也是战国时代的前中段。《孟子》一书开场即提到他见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事,距离战国开始已67年,又115年之后秦才灭六国统一中国。在春秋的时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以前各小国各自为政,里面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也就是说,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之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义出之。纵使叛逆篡位也还要邀请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这时的战事还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离散。
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点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不为己甚”是当时的一般趋势。根据原则,在某种情形之下,不追击敌人。在某种情形之下,不向主敌射击,不设险以谲诈取胜。既已给敌兵第一下的创伤,不乘势作第二次的戳刺。头发斑白的人,不拘为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古的骑士精神很相仿佛,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战时间短促,参战的人数受车数的限制。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性。但战事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
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以恢复。他有时也发牢骚,说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和“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针的时候,他的办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复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
孟子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答道:“定于一。”襄王又追着问:“孰能一之?”孟子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说过“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
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战国七雄,已经准备长期间的大厮杀。虽然这时候的战事还没有像战国末季的那样剧烈--凡是年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所以这时已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为什伍”,即是以一种军事组织的原则,加之全民。在战场上骑兵既登场,步兵人数也大量增加。“斩首六万”,“斩首七万”,已经开始见于各国的记录。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这段话可能反映着当日各国备战的情节,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日国君草菅人命的一种控诉。他所说的“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不可能是无的放矢。
在宋朝以后,《孟子》成为《四书》之一,实际上它占《四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既为各朝经延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无可形容的影响。而亚圣以慈悲为怀的心肠,为民请命,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有感情性,有时尤任直觉,例如“见牛未见羊”,“君子远庖厨”。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生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了。这关键处有如卢梭之论自由。他的低水准平等思想--例如“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罚,薄税敛”,在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里,被奉作经典,同时也符合事实的需要。可是今日我们读《孟子》和《四书》全部,却不能一体视之为政治哲学,一定也要考究他们的历史背景,有时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说的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
为什么孔子和孟子之间会有这样一股距离?为什么春秋阶段与战国阶段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别?为什么中国会如此早熟--在纸张都未发明,文书尚用竹简木片传抄之际,即出现至圣亚圣,而且与孟子同一世纪即出现了秦始皇,且对此后的中国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上述诸问题的背景,前人已经说过:是因为华北黄土地带,耕耘容易,农业既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业开始通有无,社会这流动性大。加以铸铁技术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间,影响到农具和兵器等等。这些解答都有根据,但是却没有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历史地理的特点。春秋战国间剧烈的变化,百家争鸣,最后又以暴力完成统一,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其经过应在下节提到秦始皇的时候追论之。
02、秦始皇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个令人寻思的人物,他在公元之前,就经过贾谊的责难。迄至近代,既受过章炳邻和萧一山的恭维,也受过顾颉刚和郭沫若的批判。可是我们的好奇心不能因这样的“褒贬”而满足。假使我们撇开嬴政的个性与作为,单说中国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庭,仍以统一为职志),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我们也可以问,以欧洲人才之多,何以不曾在公元前后,同样由一个地方较偏僻,交通也不是顶便利的国家(有如波兰或保加利亚)作主,以几代的经营,打败英,德,法,意,奥和西班牙的联军,并吞他们的领土,断绝他们各国皇室的继承,并且将各国文字划一为一种共通的书写系统?这事不但在两千年前不可能,即使两千年后的拿破化和希特勒都不敢存此念头。由此可知,中外历史之不同,不光是人才和个性的问题。
1974年之后,“秦俑”出土,这更增加我们思考的机会。这批陶器塑像据估计约为六到七千个,个个不同。从脸上的表情,还可以看出各人的年龄和性格。有时一人面目紧张,贴邻一人则轻松而微笑,士兵的头发,好像根据“规定”剃束,但发辫之间,既大同又有小异之处。他们所着靴鞋的鞋底有圆钉。所穿的甲,铁片以皮带穿贯,都根据实物丝毫不苟的模制,步兵和骑兵的制服也不同。并且这几千个塑像带着战车和兵器构成战斗队形,又能大概一致保存艺术和技术上的同一标准。这些地方,也使我们对秦始皇的为人,另有超过以往历史评价的感想。
比如说,以今日科技之发达,我们要重新塑制这几千个(也可能几万个,因为现在出土之秦俑,尚只有骊山陵墓东部带北的一角)陶俑,也势必要组成委员会,由军官,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集思广益的研究设计,才制造得出来。秦始皇既为一个“焚书坑儒”的专制魔王,为何有这样的耐性?他为什么不以军事形式的雷同划一为原则,将几千个人像以模型翻砂式的套制,有如波斯大流士宫殿前的装潢,又有如罗马的康斯坦丁上在的侧面人像,成排结队的出现,既不必讲究生动,也毋须在艺术角度上斟酌?又很多人指摘秦始皇的迷信。像在陵墓附近配置陶俑就有迷信的嫌疑。可是他如果信神权的话,为什么不采取埃及的办法,将人像塑成几丈高,又设计为鸟头人身,或照印度的办法,造成三头六襞?而偏偏像希腊雅典一样,保存了集体作品之个别的美感?
这些问题,尚待研究。可是从新发现的资料来看,我们也敢确定中国初期早熟的政治统一,造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是一种有历史地理性的组织和一种带群众性质的运动,有如陶希圣和沈任远的提议,我们应从秦始皇的后面,看清战国时代的社会经济因素,认识农业技术的进步,商业的兴起,客卿在各国政治的地位,以及游侠的活动情形。这些因素,促使中国在秦的领导之下统一。
最近几十年来地质学,气象学和考古学的发现,也可以连贯到中国初期早熟的统一。中国文化发扬于黄河流域。黄河通过黄土地带。黄土铺盖着华北几省的广大地区,土质松疏,经常有100尺到300尺的深度,因之黄河夹带大量泥沙,随时有阻塞河床,冲破河堤,淹没人畜,损坏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无济于事。本来世界主要河流夹带泥土4%或5%,已算很高,南美的亚马逊河夏季能带砂10-12%。然而1940年间在陕县附近的观测发现,黄河夹砂以重量计达46%。夏季其中三个支流的夹砂量从42.9-63%。由此也可以看出这问题的严重和庞大了。
因为人口增加,农业技术之进步,所以即使是春秋时代,各小国在黄河附近筑堤也已经妨碍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国家,还恶意的将灾害加诸邻国。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在各种古籍之中纪载略有不同,有的是“无曲防”,“毋曲堤”,有的是“毋雍泉”或“无障谷”。到战国期间,这问题加紧,公元前332年,赵国与齐魏作战即曾将黄河河堤决溃以浸淹对方(见诸《史记》)。又《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亚圣自己就对白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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