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大汉奸之死-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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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他来到父亲的办公室，想征求父亲的意见。没想到他的话还没说完，便遭到父亲一顿斥责：“你小小年纪，有多大学问？想当议长，还想当参谋！你如果想做一番大事，就应该先去读书。为人要有知识，要有学问，这才是你以后为人做事的根本。否则，这议长、参谋将会害你一生！”
陈公博听从了父亲的劝告，进入广州政法专门学校读书，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1920年夏，陈公博从北大毕业回到了广州。
当时的广州，各种进步思想传播很快，特别是社会主义学说，得到很多人的赞同，革命形势不断发展。在广州进步思潮的影响下，陈公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与北大同学谭平山、谭植棠等人一道，成立了广州共产党支部，由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分管组织，陈公博分管宣传。
二号汉奸—陈公博北平之行（2）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谭平山是广州党支部的负责人，应出席中共“一大”。但当时他正在协助陈独秀为办广东大学筹集经费，脱不开身，再加上陈公博主管宣传工作很有成绩，于是经陈独秀提名，支部大会通过，由陈公博代表广东党组织出席党的“一大”。
陈公博以度蜜月的名义，带上妻子李励庄经香港转乘轮船来到上海，住进了大东旅馆。
“一大”会议先是在上海法租界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召开。在会议行将结束的时候，3名法国巡捕带着4名中国侦探闯了进来。在此之前，参加会议的代表已抢先撤离出去，陈公博与李汉俊留了下来。
巡捕进屋后，翻箱倒柜大搜查。然后，把李汉俊与陈公博分开进行审问。
巡捕上下打量了一番陈公博，用英语问道：“你是不是日本人？”陈公博头一抬，回答道：“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你懂不懂中国话？”警察不相信陈公博。“我是中国人，当然懂中国话！”“你从什么地方来？”“广东。”
“你来上海干什么？”
“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学校放暑假，我来上海玩玩。”“你在上海住什么地方？”“就住在这里。”
陈公博不敢告诉他真实的住址，因为大东旅馆他的皮箱里还有几本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和广东共产党支部的文件。要是这些书籍和文件被法国巡捕搜去，后果将十分严重。巡捕没有找到什么证据，悻悻而去。
巡捕走了一会儿，陈公博下楼准备回旅馆。出门后，他回头发现身后有人盯梢，正好一辆黄包车过来，他便坐了上去。那人也招来黄包车，紧跟其后。
陈公博要车夫把车拉到大世界游乐场。进了大世界后，他东走走，西走走，先去听了一会儿评弹，接着又去看电影，趁电影场人多光线暗，陈公博摆脱了密探，然后雇车赶回大东旅馆。一回到房间，陈公博关上房门，打开箱子，把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书籍、文件拿出来全部烧了。
当天晚上，天气闷热，陈公博躺在床上难以入眠。下半夜好不容易进入梦乡，忽听一声枪响，接着便传来一个女子的惨叫，陈公博就再也睡不着了。
天亮后，茶房告诉说，隔壁房间的一个女房客被人枪杀了，旅馆已经报案，巡捕马上就到。
陈公博一听，担心受牵连，马上带着妻子离开了大东旅馆。经过这一连串的惊吓，陈公博再也无心参加会议了。当天晚上他与妻子乘车去了杭州，也没有出席在嘉兴南湖游船上举行的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
参加党的“一大”回到广州后，陈公博的政治热情开始下降，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
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陈公博公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陈公博的行为遭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可他拒不认错，还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指责党干涉他出国留学，并声明，绝不受党的约束。不久，在广州党支部的会议上，陈公博宣布他不再履行党员义务。由此，陈公博脱离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陈去了美国读书。
陈公博北上慰问前线军队，见到军队溃退如潮，反而被吓破了胆。北平之行，陈公博由一个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入侵中国，举国上下发出了坚决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怒吼。
刚开始，陈公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表示愤怒，积极支持抗战，当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时候，他曾与李济深携手北上，带上从阎锡山那里弄来的10万颗手榴弹，送给十九路军，鼓励他们抗战到底。
1933年3月，中国军队在长城古北口抗击日军。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日军出动飞机对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多次发动进攻。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反击，重创日军，前沿阵地上尸体如山，血流成河。
当战役打得最为惨烈的时候，刚刚就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命令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鼓舞士气，了解前线战况。当天晚上，陈公博便乘坐北上的列车出发了。
陈公博到达北平时，古北口之战已经失败，各路军队纷纷退了下来。一天，陈公博来找军令部部长何应钦，一见面，何应钦气急败坏地说：“我军古北口失利，损失很大，主要是我们的军队不执行命令，各自为政，危急时刻，擅自撤退，最后溃不成军，这实在是太丢人了。”
陈公博本来还想了解一下古北口战场的具体情况，见何应钦情绪不好，也就没有多问，坐了一会儿，便告辞了。
下午，陈公博从下榻的六国饭店出来，没走几步，就遇到几个伤兵骂骂咧咧地迎面走来。其中一个瘦高个，头上缠满绷带，另一小矮个一只胳膊没了，还有一人拄着拐杖，一走一瘸。陈公博停住脚步，伸手拦住了他们：“请问几位老兄，是从古北口战场上撤下来的吗？”
那瘦高个两眼一翻：“怎么，老子是从古北口阵地上撤下来的，与你何干！嫌老子挡你的路了？老子头虽受了伤，手还管用呢！”说着，挥拳打了过来。
小矮个拉住了他：“老哥，这位先生也没说什么，何必发这么大的火。”
陈公博连忙道：“几位老兄前方受苦了，这仗听说打得很惨烈啊。”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没有开封的香烟，递给了瘦高个。一听这话，那拄着拐杖的伤兵往地下一蹲，呜咽起来：“我们连百十号人，就剩下俺仨。狗日的日本鬼子，仗着武器好，又有飞机，连日对阵地狂轰滥炸。我们67军，坚守阵地5天，只听见炸弹惊天动地，天昏地暗，不少弟兄连鬼子的影子还没见着就见了阎王。剩下的弟兄个个都是好汉，扔完了手榴弹拼刺刀，宁死不降。我们村一共出来的十几人，现在就剩下我一人，我没有脸回去了。我要报仇！”
瘦高个撕开烟盒，抽出烟，一人递了一支，点着火后狠狠地吸了一口，接着说：“仗打得很惨，漫山遍野都是死尸，我们损失很重。日军武器装备好，我军虽然士气高，但不是敌人的对手啊！”言罢，恨恨不平，胸中的怒气仍未消。
小矮个挥着剩下的左胳膊，大声说：“老子还有一支胳膊，伤好后，老子还要上前线。小日本，老子不信打不过你！”
陈公博安慰了他们几句，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递给矮个：“这钱不多，是我的一点心意，给你们治伤。”说完便匆匆离去。这天晚上，陈公博失眠了。那几个伤兵的影子老在眼前晃动。残酷的现实，使得陈公博害怕了。他想，抗击日军，不是喊几句口号，唱几支歌，是要流血要死人的。日本军队武器好，训练有素，中国军队如果与日本人硬碰，无异于以卵击石。他想，这个仗不能再打了，应该寻找一条不用流血而阻止日本人军事进攻的办法。
陈公博此次北上，本来是慰问前线军队，为前方将士打气。结果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军队都退了下来，他自己也被吓破了胆。从北平回到南京，陈公博便到处鼓吹：“中日问题，用军事难以解决，应该走外交途径。”
北平之行，陈公博由一个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
从北平回来后没多久，蒋介石与汪精卫分别找陈公博谈话，了解前线战况。陈公博将他在北平的所见所闻，向蒋、汪作了汇报，认为中国军队与日作战，将会是一败涂地。
本来就不想对日作战的蒋介石与汪精卫，听了陈公博的汇报，一致决定对日妥协。没过多久，南京政府便设置了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随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塘沽协定》。华北门户由此大开。
二号汉奸—陈公博左右为难
陈公博知道，跟随汪精卫这么一走，很难再回头。他希望能与日本议和，但他又怕承担卖国贼的骂名；留下来不走，与汪精卫的友谊就会一刀两断。在蒋介石眼里他是汪精卫的人，将来势必两头不讨好
转眼到了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由于全国人民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再加上“西安事变”的爆发，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对日作战。
这一年的12月，陈公博以专使身份访问了欧洲。陈公博此次出访，主要任务是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立场。他会见了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向他表述了中国政府的态度。访问意大利后，陈公博又去了英国，会晤了英国首相张伯伦。陈公博访问欧洲一个多月，于次年元月回国。陈公博一回国，蒋介石就召见了他。
“公博啊，此次访欧，一路辛苦了。墨索里尼与张伯伦对中日战争持什么态度？”
“墨、张二人都不希望中日交战，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两国争端。”陈公博将出访情况简要汇报了一番。
“不打已是不可能了。”蒋介石摇了摇头。接着又说道：“公博啊，此次游历欧洲，你会有一些心得，我想对你的工作做重新安排，请你出任意大利大使，你看如何？”
对于这个安排，陈公博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也无意于出国当大使，便推辞道：“我没有外交方面的经验，留在国内也许还能做点事，委座还是另选他人吧。”
对陈公博的推辞，老蒋似乎已有准备，他没有勉强，沉吟了一会儿，又道：“你先回去考虑考虑，大使的事情以后再谈吧。”1938年4月6日，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五届四中全会，陈公博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在7月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上，陈公博又被指定为参议员和参政会国民党党团负责人。9月，国民党中央决定改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任命陈公博为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12月初的一天，陈公博正在成都四川省党部办公室批阅文件，忽接汪精卫电话。汪在电话中急迫地说：“请你速来重庆，有要事商量。”
“我手上还有几件事情没有处理完，过两天再去吧。”陈公博答道。
“请你今天就来重庆，越快越好。”汪精卫没多作解释就挂断了电话。
陈公博不知道什么事使得汪精卫这么心急，放下电话，火烧火燎赶到重庆，来到上清寺汪精卫的寓所。
一进门，汪精卫等不及给他让座，急忙说道：“中日和平已经成熟，日本首相近卫表示了中日亲善的谈话”，说着便拿出了梅思平在重光堂与日本人签订的《协议》，继续说道：“为了保密，我已将原件烧掉了，这是一份手抄本，大概意思都在上边。”看着手中的“协议”，陈公博虽然并不感到意外，但没有想到汪精卫行动会这么快。
早在一个多月前，汪精卫就把陈公博叫到重庆，告诉了他心中的秘密：“我已准备脱离蒋介石，单独对日议和。”
陈公博虽然害怕战争，主张对日议和，但从没想到要脱离国民党。他当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兆铭兄，你要是单独与日本人议和，恐怕不妥。国民党已经过几次分裂，好不容易团结在一起，你这样做，无异于把国民党推向分裂。如今，国家多难，我们应该精诚团结，一致对敌。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在党内万万不可有两种声音。”
“蒋介石这个人，两面三刀，流氓成性，我很难与他共事。国家之所以形成今天这个局势，全是老蒋所为。我要与日议和，这个恶人只有我来当了。”汪精卫越说越来气。
“兆铭兄，你不能离开重庆。这样做，太草率。我看日本人诚意如何，还很难讲，你猝然单独与之言和，不留退路，实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