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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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朱总司令又从一张这类告示前面走过。他让人取来了一支笔，在告示上面用大字写上：‘凡交来蒋介石脑袋者，赏以一元。’这真是比什么宣传都要有效。”
接着，健谈的贺龙叼着他的烟斗，也讲了不少笑话，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惟独彭德怀讲的湖南话，王安娜有些听不懂，但他的谈风和笑容，使在座的人深受感染。
王安娜在结束延安之行，不得不回西安的这一天，她怀着十分惜别的心情，走出了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同住的窑洞，再次漫步走上了延安的街道。沿路许多朋友都上前和王安娜握手道别。这种热烈场面，已使王安娜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她流泪了。最使她不安的是，朱德和周恩来亲自出来为她送行。
朱德用德语说：“Aufwiedersehen！（再见）安娜！”“欢迎你再来！”站在周围的朋友们也跟着这么喊着，气氛十分热烈。
王安娜坐上离开延安的货车，激动之情，无法平静。延安之行，时间虽短，但她所见所闻，全是新鲜而珍贵的。在她脑子里，回味延安之行，像电影一样，伴随着汽车的颠簸，一幕一幕地翻腾个不停，使她完全陶醉在幸福和激动之中。




毛泽东在老外检举信上的重要批示


坦桑尼亚朋友来信的主要内容是，批评中国驻坦桑大使馆的招待会，搞得太豪华、太奢侈、太浪费；大使夫人穿戴着昂贵的衣服和首饰，在追求高雅；大使乘坐的是西德奔驰牌轿车，在显示高贵。


毛泽东在老外检举信上的重要批示（1）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人说北京市旧市委和外交部，是两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从而有人对北京市旧市委和外交部，横挑鼻子、竖挑眼。
诚然，不管是哪个单位、哪个个人都要允许人家挑毛病，况且，人无完人。不论是谁都不是神，都不是没有缺点、没有错误的完人。因此一个人应该允许人家说三道四。
这年2月，彭真时任“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组长，他曾召集小组成员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开了一个会。会后，有关人员根据会议精神，拟定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的内容是，试图就当时对《海端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各种批判中“左”的偏向，略加限制，不赞成把批判变成严重的政治批判。
《二月提纲》在2月拟定后，曾在刘少奇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开会讨论过，会后，又经彭真作了修改。完稿后，先电发给在武汉的毛泽东，请其过目。然后，彭真和康生等人又亲自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当时，毛泽东也没表示反对。接着，这个《二月提纲》又经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传阅同意后，才发至全党的。
外交部大部分干部，特别是主管地区业务各司的干部每天忙于地区形势、国际形势的研究，忙于办理繁重的外交案件，都有些自顾不暇，因而对文化界的问题、意识形态中的学术问题，都不那么关心。关于《二月提纲》前，在报纸上出笼的一些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什么《海瑞骂皇帝》、什么《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等文章，我们一概没感兴趣，也没有时间去感兴趣。
因此，《二月提纲》下达后，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细读，只看了看头二页，看看批语，就算了事。
然而，外交部有几个政工人员对《二月提纲》挺起劲，立即组织全部人员学习，还要求，集中起来精读文件，然后再座谈讨论、谈体会、谈收获。
三个月之后，5月下旬，中央又发了一个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全盘否定了《二月提纲》，说“所谓‘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并说彭真“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的”。
这个大弯子中央都可以转了过来，我们也就很自然地跟着转了过来。其实，我们对《二月提纲》中有关约束批判《海瑞罢官》一事，由于事不关己，就根本没当回事。
面对《五·一六通知》，我们开始也曾担心会不会再有变化，心里没有底。我们的这种怀疑态度，严格说来，也是错误的，但当时党内是允许我们有个认识过程，允许我们跟着转弯子的。在一次学习会上，我竟然把这种怀疑态度说了出来。旁边的好心人立即暗示我：“要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
为此，我一直采取观看态度。自己没写过一张小字报、一张大字报。
我没写大字报，并不是说我对一些事情看得很透、很清楚。不！我当时既没有这个觉悟，也没有这个勇气。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我什么事也弄不清。所不同的是，我不赶浪头，不肯盲从，仅此而已。
尽管我对北京市旧市委的垮台，又信、又跟、又疑，但对《五·一六通知》，我还是做到了认真领会，认真对待，因为《五·一六通知》的内容，确实令人震惊，不能不听，也不敢不听。
《五·一六通知》要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个涉及到夺取政权的大事、涉及到变天的大事，谁也不大敢等闲视之。
党中央在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会议上，就把彭真定为和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有反党错误，并通过决议：一、停止彭真在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二、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
就这样，所谓在北京市这个“独立王国”，随着中央这两个决议的下达，而宣告完全结束了。
中央这一决定，全党都要支持。但事情就是那么不尽如人意。有的人对此事虽然也跟，但由于对一些事不理解而有些想不通。
外交部和北京市旧市委没有直接关系，也没有任何瓜葛。我们一些人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只能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走一步，看一步。
政治形势自上而下的发展变化，带动了响应中央号召的一大批人，包括了外交部这帮老老少少。
当时，来自中央发下的文件和传下的信息，没有人不认为国内的政治形势有些紧张。赫赫有名的彭真，就是这位每年10月1日国庆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庆祝大会的彭真，竟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反党分子，成了阶级敌人。我们苦于摸不到头脑，只能就文件学文件，听中央的。至于这一反党集团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分析、去探索。面对《五·一六通知》的要求，如何去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何警惕身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等，我们更有些茫茫然。




毛泽东在老外检举信上的重要批示（2）



因此，在我周围的人当中，除极少数别有用心、想浑水摸鱼的人外，大部分人只能是响应号召、领会精神，甚至还可以空对空地领会一些道理，也可以照本宣科地讲一通文件上的大道理，但许多人还是觉得接触不了实际，悬在那里，摸不到头脑。
一篇令人不能不接触实际的《人民日报》“社论”于6月1日发表了。这篇文章有一个很响亮的标题，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该社论的内容，是号召人们行动起来，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荡涤一切污泥浊水；还具体地指出，要人们“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要人们打倒那些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要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外交部主管政工的领导，为了推动这场自《5·16通知》以来所发动的政治运动，还在全部工作人员的大会上，作了一次动员。他要求人人都要根据《人民日报》的社论精神，联系本单位的实际，采取各种公开形式，积极揭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及其大毒草；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以及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
这一动员很灵，外交部很快就呈现出一派比较活跃的政治运动。每天下午，老老少少什么外事也不干，都纷纷活动起来。
面对这一不错的政治运动形势和气氛，外交部还安排了一个正常的运动部署，计划在当年10月份就可收场，然后进行整改，以使这场政治运动都能安排得稳步有序。
没想到，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在外交部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一片欢呼，人人支持。
当我们冷静下来一想，响应号召是对的，也是万无一失的，但炮打司令部是针对谁的？要炮打的对象是谁？这个关键问题有些让人难以琢磨。
从外交部的工作角度看，在司令部里地位高的领导人，不是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就是外交政策的贯彻人，都是外交部日常很是尊重的中央司令部的领导人。他们怎么会是炮打对象呢？越想越有些不敢想。
几天之后，陈毅领会到毛泽东这张大字报精神之后，来外交部和部党委各成员一起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标题也是“炮打司令部”；内容是，支持和欢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表示欢迎同志们揭发和提意见。
看到陈毅等人这张大字报的人，一般说来，谁也不想再去无根据地猜想什么，只能是响应号召知道什么揭什么，有什么意见就提什么，没有什么好揭的、好提的，就看看再说。
陈毅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先由部领导亲自起草后，由我用毛笔，在粉红色的彩纸上抄写的。我抄完之后，又让陈毅带头签了名，然后各副部长按顺序都签上了名。
这张大字报很醒目地挂在了东交民巷15号主楼入门处。
接着，外交部的政治运动也和有的部门一样，开展得轰轰烈烈，每天都有新事、旧事以及奇事、怪事出现，但总的形势，还仍然是稳步有序的。
外交部能呈现这种稳步有序的形势，是和它长期外交工作所形成的程序和特点有关：
首先是，外交大权归中央。
外交部是贯彻毛泽东思想、执行毛泽东外交路线的重要部门。这一点，外交部自建部以来，外交干部人人皆知。十多年来，任何重大外交案件，均在周恩来主持和领导下，经过请示毛泽东一一办理的。
因此，外交部上上下下不论是外交业务还是政治思想工作，都十分重视周恩来的指示和毛泽东的指示，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其次是，外交部不能乱。
外交部是代表国家与世界各国联络的重要枢纽。假如作为一个大国的对外枢纽失灵，或者失去控制，必然会影响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关系，甚至会将来之不易的对外关系，毁于一旦。为此，外交部必须坚持24小时全天对外工作，必须按部就班地、不受干扰、不受破坏地坚持工作。无论如何不能乱，也不准乱。
因此，我外交人员除个别人有些想法外，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当时任外交部政治部主任的那位曾在政治部大会上呼吁说：“外交部关起来搞运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像这类小人物的小动作，真可谓既不知天多高，也不知地多厚，蚍蜉撼大树，有些自不量力。然而听他呼唤的人不是没有，而是不多。
因此，外交部力争把时间安排得紧一些，早日结束政治运动，以便全心关注对外工作。
欲速则不达。
在1966年这个不寻常的年月里，许多事都让人难以预料，事事都急不得。
就在这既轰轰烈烈又稳步有序地开展这场政治运动期间，约在8月中，有两封外国朋友的检举信，带着毛泽东的阅后批示，从天而降。
这两封来信既赞扬中国的“文革”，又对中国外交人员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提出了批评。这两封来信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从而对这类来自国外的批评，谁也不敢怠慢，只能转被动为主动，认真相待。
其中一封来信是坦桑尼亚朋友写来的。至于此信是通过什么渠道转来的，难以查清，但其内容似乎是经过康生阅过的。另外一封是奥地利“红旗”派一位朋友，由国外寄至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转给外交部的。




毛泽东在老外检举信上的重要批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