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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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琴因病已经十多天没上班了。她母亲为女儿的病整天哭哭啼啼、很伤心。风琴得的是什么病？谁也弄不清。我作为邻居，除了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别的什么忙也帮不上。
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风琴母女两人已经搬走了，还给我留下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道：“许先生，承蒙关照，不胜感激，小女病重，须迁居治疗。走得匆忙，恕我不辞而去。我们为邻，相处和睦，从此离去，却非所愿，能否再逢，不此之图。如有来寻，告他已去。也劝许先生，不必寻找。切望鉴谅。”
这张小纸条使我既惊奇、又担忧。惊奇的是，这小纸条写得如此之好。我原以为风琴母亲仅是位寡言少语、操持家务的妇女，万万没想到，她的文笔功底如此之深。小纸条写得楷书清秀、文字精炼、面面俱到、流畅得体。从这张小纸条，可以大胆地看出，这位母亲显然是位内秀不露的奇女子，而我糊里糊涂地和她相处这么久，却没有丝毫发现；担忧的是，风琴母女经济情况很不好，能到哪里去安生呢？
第二年的春天，是1948年，国内形势十分严峻。辽沈战役前夕，沈阳市内，政治气氛紧张，贫困逼人，怨声载道。老百姓在表面上不敢多说，都吃过伪满时代“莫谈国事”的苦头，但背地里，很多人在诅咒腐败的当局政府，希望解放军早日进城。我和几个老朋友、老同事也没有心思做什么事，我们常常聚在一起，偷偷地议论有关国内的发展形势。
有一天，我和两位老同学，为了减轻一下内心的苦闷，一同到街上去散散心。三人信步走进了太原街“海星餐厅”。
三个人在餐厅就座，不是为了吃什么，而是以喝茶为名，利用这方雅座聊聊天。说来，实在让人惊奇，前来送茶的侍女不是别人，出人意外的竟是她——风琴。
我知道，当时在这里的侍女是个不受尊重的工作，就是陪人喝酒的“女招待”。我对风琴干这一行十分惊讶，为她十分惋惜。这个天真的高中毕业生，也是一个充满了美好幻想的女孩子，为什么沦落到这个地步。这是为什么？一年多来，我一直没放弃寻找她们母女的念头，仍然想帮助她们解除一下困惑，至少是想关照她们一下。万万没想到，今天相遇，她已落入到如此惨境。这不让人心疼吗？当时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风琴见状，什么也没说，斟上茶就走开了，再找就没有人影了。
我也没有心思久坐，喝完茶便与朋友起身离开了“海星餐厅”。当我正走出餐厅正门时，风琴从旁走过来，什么也没说，却偷偷地往我手里塞了一张小纸条。这纸条不大，上面写了几行字，字迹也比较潦草。纸条上写道：“许先生，你好！看到你思绪万千，明朝有空，请到民族街77号一叙。风琴”
美国大兵强暴中国女学生实录（9）
我们三人分手时，我把这件怪事告诉了他们。他们听后，都很感慨。
第二天，早饭后，我就去民族街拜访老邻居。找到77号时，风琴还没起床，似乎她昨夜睡得很晚。她惺忪着睡眼，一张瘦小的脸，显得越发苍白了。
我随风琴进屋。房间很小，没有什么家具，一张单人床靠在墙边。我立刻联想到她母亲，便脱口而出，我问：“我们有一年多没见了，你母亲身体好吗？”我边问边自动地坐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刚才提问的事，没听到风琴有什么反应。抬头刚要再问，看到风琴呆呆地靠在门框边，一言不发，两颗晶莹的泪珠在眼眶里转来转去。我感到奇怪，有些尴尬，也不敢多问，便用略有安慰的语气说：“风琴，好久不见，我真有些想你们。你们匆匆走后，我和我老婆很着急，很担心，也不敢到处去找你们。从昨天相遇，我就想找你好好谈谈。我决心要帮助你摆脱困境。希望你也别把我当外人，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说。”
这时，风琴才凄然地说：“许先生，我们做邻居的时候，多蒙你们关照。你们为我母女所做的一切，我将永远不会忘记的。当今的社会如此的可怕，就没有好人，如此的黑暗，竟看不到什么希望。能够遇上像你这样仗义执言的好人，我才敢讲真话，讲心里话，才敢把心里的苦水全倒出来。”
“你就大胆地说吧！我一定要帮你！”我很想快些知道她母亲的情况。
风琴很激动地说：
“许先生，我要向你诉诉冤啊！我有杀母之仇要报，有被人污辱的冤要伸！”这时，她已经不再克制自己，放声哭了起来。
风琴这么一说，让我愕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她所说的仇和冤，从何而来。当我走近她，劝她不要激动时，她放声大哭地说：
“我娘已经死了。”
我听后又吃一惊。风琴一面哭，一面对着她母亲的照片，双腿跪下，连声叫道：“娘，您死得惨呀！死得冤呀！我相信许先生会帮我，为您伸冤，为您报仇的。您老人家在九泉之下瞑目吧！”
风琴哽咽得发不出声来了。我劝她不要过于悲伤，仇要报、冤要雪，但必须从长计议，把眼光放远些。风琴说：“我明白，在这个美国佬是太上皇的年月里，也许是没有什么希望报仇了。至少，我请许先生把我母女的冤情、不幸的遭遇写下来，一旦需要，就公诸于法庭或民众，能让人人都知道美国佬在中国留下的这些罪恶。”
风琴在稍有平静之后，讲述了她母女的遭遇：
就在那年七八月间的一个晚上，美国人大院要举行招待会。招待会的主管要我也参加，给我的差事是在门口照顾来宾，必要时为来宾引引路。为此，在招待会之前，我拼命地学习有关对外礼宾的英语会话。
在这招待会上，有一个美国佬，名字叫胡克，他一直在盯着我，多次过来用英语同我搭讪，又劝我喝酒。最后，他用各种手段，强迫我喝了一些外国酒。我醉倒了。当时，我只觉得有人把我扶在沙发上，我嚷着要回家。当我隐隐约约听到招待会即将结束，客人已陆续离去时，我猛地站了起来，要回家，但两条腿有些软，迈不开步。就在这时，突然听到胡克扶着我说：“先喝口水，清醒一下，然后我送你回家。”我一听回家，便拿过杯子一饮而尽，然后我好像更醉了，只觉得迷迷糊糊了一阵，就不省人事了。
当我略微要醒过来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只觉得周身软绵绵一点气力也没有，浑身痛楚，口里干燥得很，想起来喝水。我渐渐清醒一点，勉强睁开眼睛一看，可吓死了。胡克像个魔鬼似的狞笑着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惊疑起来，这才发现我身上已经是一丝不挂了。我立刻什么都明白了。我气极了。我抓起东西就向胡克打去。我当时悲愤极了，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脸再见人了。我穿好衣裳，拿起桌子旁的一把铁熨斗，直向胡克扑去。当时，我也不知道熨斗打中了没有，却觉得自己的头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就昏过去了。显然是这个魔鬼把我打昏的。第二天我醒过来的时候，妈妈正坐在我身边，一边抚摸着我的头，一边在哭。
我在妈妈身边哭了整整一天，悲痛欲绝。我又想到去死，但看到可怜的妈妈，又不忍心去死。我决心离开美国人大院，忘掉这场噩梦，另找生路，重新开始，但这被人污辱的大耻大冤，岂能忘掉。
妈妈为了减轻我在精神上的折磨，让我先忘掉这段灾难，打起精神活下去，决心搬家，换个环境。
搬家之后，我们母女就住在这间屋子里，生活条件虽然简陋，但还可以生活下去。起初，我门也不出，总觉得人在背后讥笑我。我在家给人家洗衣裳，赚点钱，维持家用。有一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静。没过多久，一场新灾难从天而降，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怀孕了。这可怎么办？我母女的生活已经很艰难，又面临着一个生孩子的问题。生孩子的事，我想也不敢想，也不会想。孩子真的要生下来，我们家的日子就更难维持了。我蒙受污辱，无处伸冤，无法雪恨，也让无辜的孩子跟着蒙受污辱，真是罪孽呀！想到这些，我的神经要崩溃啦。苍天真的要我走上绝路。我这时真想死。只要一死，我就可以解脱一切。
美国大兵强暴中国女学生实录（10）
妈妈一把将我搂在怀里，很严肃地对我说：
“你要是心里真有妈妈，你要真是个孝顺女儿，就不要老想着死。肚子里的孩子，虽说是坏人留下的种，可这种也是条生命，你为了自己的脸面，不仅害死了你自己，还要害死一条无辜的小生命，说不定，你妈妈也不会活下去了。这是在作孽呀。”
最后，我妈说，我们既然遭到美国佬的陷害，为什么不去美国人大院找美国上级官员告胡克一状。我们不能就这么老老实实地干吃哑巴亏。告状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从美国那里捞到什么，不是为了要美国赔偿什么，我们中国人虽穷，但有骨气，是有勇气维护自己的人格、维护自己的尊严的。我们强烈要求美国当局严惩胡克这种罪犯，还我一个公道，以立此存照。日后，我们也好向出生的子子孙孙有个交待。
妈妈的主意有理有力，有一种大义凛然的气质，还有一种不畏强暴、顶风而上的胆识。我赞成妈妈的主张。我也明白，我妈的意思是，要把胡克的罪行告到美国官方，以立此存照，以便对后人有个交待。这也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天，我去了美国人大院。
美领馆是红砖盖的两层小楼。他们办公的人都在楼上。我进大院没有困难，要上二楼，须经过秘书。我向秘书说明来意，要见美国驻沈阳负责人告发胡克。
秘书出来说，领事不在。
接着胡克便出来应付我。
我一见到胡克，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我气极了。我恨不得一口把他咬死。我大喊：“我不要看见你这个野兽畜牲。”这时，我已难以控制自己，便跳起来去抓这个恶魔。我还继续大叫：“我要找总领事告发你。”胡克摆出一副流氓样子说：“你告我什么？你是疯子。你凭什么告我？告我什么？这里不准随便乱叫乱喊。”我的肺都要气炸了。当时，一种羞辱感使我无地自容。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气得发抖，顺手抓起一个凳子向他打去，然后用头猛烈地向他撞去，接着又用全身的力气去打他踢他。可怜我又瘦又小，却被这个美国流氓扭打得浑身发紫。这个美国佬就这样把我推出大门。当时我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门房老张看到这一切对我十分同情，便劝我回家。我回家之后，发现我已经流产了，身体十分虚弱，已经下不了地。我又病倒了。
妈妈看我病得很厉害，也急了。第二天，妈妈一个人跑到美国人大院，要求告状说理。门房不准妈妈进门。可怜的妈妈就在大院门口大喊：我要告胡克的状！美国人草菅人命，害得我家破人亡……妈妈喊了半天，大院里也无人理睬。最后胡克出来了。我妈妈见到胡克，便扑上去，双手拖住他，抱着他的腿死也不放，要求美国人出来评理。这个万恶的畜牲，竟在石阶前把妈妈一脚踢昏了……
风琴讲到这里，便嚎声大哭了起来。
接着，她又抽搐着说：“胡克把我妈踢昏之后，扬长而去。可怜的妈妈蜷在地下，动也不能动了。多亏那位好心的工友老张，把我妈扶起来，又叫了一个车，送她回了家。就这样，我妈妈连气带惊已经不行了……我妈临走的时候，好像一口闷气上不来，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句话也没留下。
我痛苦极了，心都碎了。我顾不上自己的病，也顾不上妈妈僵硬的尸体，跑到大西门外“地方法院“去告状，告美国佬踢死我娘，但无人敢于受理。一位同情我的法院职员劝我说：“关于美国人的刑事案件我们法院无权受理，你走吧！”我无奈，又跑到“警备司令部”。他们的回答，使我更加气愤。一个少校奚落我说：“你简直疯了，告美国人！那不是鸡蛋碰石头。如果美国领事出面说，没有什么胡克其人，反说你是在诬告，受罪的还是你。”
我把母亲安葬之后，决心今生今世要报杀母之仇。为此，我忍辱偷生，活了下来。
最后，风琴对我说：“许先生，我绝不是一个甘心堕落的女孩子。但在这样一个暗无天日的社会里，为了糊口，为了生存，我一个弱女子到哪里去找职业呢？”她边说边哭，令人心酸。
王司令讲完这段悲愤的故事后，对我说：“坏人各国都有，美帝国主义国家的民众也会以坏人为耻、以坏人为愤。但要一个弱女子去报此冤仇，谈何容易。这件事和北京景山中街发生的事多有类似之处。罪犯嫌疑人已经回国，要他在中国伏法已不可能。假如找到罪犯嫌疑人，他死不认账，要他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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