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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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妈抱着我弟弟。小弟弟不满两岁，还不会说话。我们几个人的前前后后都是邻居。鬼子兵和汉奸们吆喝着说，要到山坡上给大家照相。我问爷爷，照相是什么？
爷爷给了我一个刚做好的风车，又嘱咐我别问了，别问了……爷爷好像感觉到什么似的，他那又大又硬的老手，死死地抓住我的手……”方素荣说着，就已经泣不成声。
五岁的方素荣就这样被爷爷领着，和守寡的妈妈、还有在妈妈怀里的小弟弟，随着全村的人，来到了平顶山山坡上。
日本鬼子的机枪响了的时候，爷爷把小孙女方素荣压在身子底下。小方还没哭出声，就昏了过去。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推推爷爷，爷爷已经不说话了，妈妈和弟弟也找不到了。我一看山坡四周的人都躺在地上不动、也不说话了。我害怕！我很怕。我有气无力地叫了几声妈妈，也没有人理我。当时，我想回村找妈妈。于是，我忍着全身的伤痛（有八处枪弹和刺刀的创伤）和害怕，从尸体堆里爬了出来。
“我抬头一看，村子已经被烧光了，还在冒着青烟。我吓坏了。村子已经没了。妈妈也找不到了。四周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很怕。我只好趴在高粱茬地边，用手捂着脸，在发抖。
“就在这天夜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一个老爷爷把我抱了起来，又把我裹在他的破袄里。这时，我什么也不知道，就昏睡了过去。”
老爷爷是个老矿工，在矿里受日本人的剥削和压榨、受苦受罪，不得温饱。不仅如此，他还在矿里受了工伤，变成了残废。因为他失去了劳动力，而被日本人赶出了煤矿。这位老爷爷为了生活，只得靠卖香烟混日子。
在日本鬼子洗劫平顶山村的这天夜里，老爷爷在高粱地边上，发现了方素荣。一种恻隐之心和怀着对日本侵略军的深仇大恨，决心要救出这个死里逃生的小姑娘。
老爷爷把小姑娘悄悄地抱到了工人单身集体住的大房子里，并偷偷地把她装进一个破麻袋里，放在自己睡觉位置的旁边。
这间大房子里，地上睡满了人。老爷爷的位置是在地头的一个角落。
老爷爷把藏小方姑娘的麻袋紧紧地靠在边上，以便让她安稳地睡一觉，先休息一下再说。
这麻袋包白天堆在一边，好像工人用来存放破烂杂物的，没有人理会它。晚上，工人们都睡觉之后，老爷爷就偷偷地喂小方姑娘吃喝。
老爷爷这样藏着小方姑娘，不是办法，也不能持久，况且，小方姑娘的伤口还在发痛。这样藏下去，孩子的伤口得不到清洗，得不到敷药，会出问题的。老爷爷无奈，只好设法把小方姑娘转移。
当老爷爷从小方姑娘嘴里得知，她有个舅舅，住在不远的一个村里。于是老爷爷作出一个要搬家的模样，用扁担一头挑着麻袋包，一头挑着卖香烟的木箱子，离开了工人的大房子，并混过了日本侵略军的封锁线，把小方姑娘送到了她舅舅家。
方素荣稍微休息之后，又接着对这批日本战犯说：“当时，我舅舅也不敢把我放在家里，只好把我藏在野外的草堆里。舅舅每天夜里，给我送吃的喝的，给我调理伤口。”
天气渐渐冷了。一旦下雪，小方姑娘再躺在草堆里，就难以活下去。
方素荣接着说：“舅舅看我精神和伤口已有好转，就把我抱出了草堆，又把我送到了更远的一个村的亲戚家里。我就在这亲戚家里，改名换姓，作为人家的孩子，才活了下来。
“我所住的这家亲戚，也很穷，但他们都待我很好。他们全家人都可怜我这无家可归的、没爹没娘的穷孩子。尽管我还能平平稳稳地活下去，但我一直很想我妈妈和爷爷。
“在日本投降以后，我也一天天地长大了。因为想妈妈，我经常偷偷地跑到平顶山的山坡处去看妈妈和爷爷……
“我每次一到山坡，就大声叫妈妈呀！妈妈！你在哪里呀？快来看看我呀！我想你呀！妈妈！也想我弟弟呀，你们怎么就不要我啦？我想妈妈呀！……我每去一次都要大哭一场。等我跑了很远的路回到家时，我的一双小眼还都是红红肿肿的。”方素荣说到这里，已经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嚎声大哭了起来。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34）
就在这时，有几个日本战犯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方素荣稍微镇静之后说：“我们这里一解放，人民政府就找到了我，并为我安排了食、宿和学习。我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下，渐渐长大成人的。
“几年之后，我便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参加了革命工作，结了婚，有了家庭，有了孩子。由于我在工作中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不仅仅获得了抚顺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而且还被任命为抚顺煤矿托儿所所长。”
方素荣又接着说：“我们全国上上下下都在忙着搞建设，早已把历史上的苦难遭遇都放在一边，但这不等于我们已经忘了日本侵华造成的那段悲惨历史；不等于我们可以和日本无条件地握手言和了；也不等于你们这些战犯就可以把自己在中国所犯的罪行一笔勾销了。
“说句公平的话，你们这些战犯在中国死一百次，也抵偿不了在中国犯下的罪孽。”
方素荣说到这里，一种无法抑制的仇恨和义愤，油然而生，她脱口而出说：“凭我的冤仇，我今天见了你们这些战犯，我把你们一口一口都咬死，也不解恨。可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现在对我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改造世界的伟大事业，而不是我个人的恩仇利害。”
方素荣讲出了中国人的伟大气度，也深深地打动这些日本战犯的心灵。
这些战犯，被方素荣的话，感动得流下了羞愧、悔恨的眼泪。他们又哭了，还哭出了声，并在方素荣的面前跪倒，要求方惩罚他们，要求中国政府惩罚他们。
后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学习会上以及在法庭上，一些日本战犯纷纷自动交待他们的罪行，并要求以死抵罪。
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他是日本关东军的大头目，他和武部六藏（总务厅长官）两个人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他们二人秉承日本当局的要求，以伪满洲政权的实际统治者的地位，策划和执行了对全东北三省的掠夺和统治。
古海忠之在大会上，具体交待出，有关强占东北农民土地的移民开拓政策；有关掠夺东北资源的“产业开发计划”；有关毒害东北人民的鸦片政策。他还交待出，如何榨取东北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以准备太平洋战争等等的内幕。
同时，古海忠之还沉痛地交待了他在中国的杀人事实。他1944年从东北各县征用了15000多名劳工，在兴安岭王爷庙修建军事工程，由于劳动力生活条件恶劣，在严寒中缺吃少穿，死掉了6000多人。又例如，为了准备对苏作战，修改流入兴凯湖的穆棱河河道，工人由于同样的原因致死的有1700人。
古海忠之在审判庭上，对起诉书上所列各项罪行一一供认不讳，四次低头，两次流泪。法庭叫他对溥仪的作证发言、陈述意见时，他深深鞠了一个躬，流着眼泪说：“证人所说的完全是事实。”
古海忠之在法庭宣判前，说了几句“最后陈述”的话，他说：
“在中国东北各地，没有一寸土地没留下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痕迹。帝国主义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认识到我是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战争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
武部六藏被苏联移交来华时，就有病，到抚顺不久，就瘫痪在床，一躺就是四年。战犯管理所派护理员焦桂兰来照顾武部六藏。由于武部六藏卧床不起，既要让他活下去，又要为他治病，于是就累坏了焦桂兰。
焦桂兰每天都要给武部六藏喂水、喂饭、喂药，要为他洗脸、刷牙、擦身、按摩、定时理发。致使武部六藏和正常人一样，没受过罪，却享受到无微不至的护理和关照。因而，武部六藏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几年来没生过褥疮，没生过其他大病，反而养得很精神。
然而，焦桂兰由于一心一意地照护武部六藏，而无法照顾自己的家，连自己在幼儿园的孩子，也不能准时去接。
焦桂兰的无私工作，深深地感动了武部六藏。
武部六藏回国的时候，焦桂兰一直把他送到停泊在天津港的船上，并亲自把他交给他的夫人武部鸽子。
当武部六藏向妻子讲述焦桂兰对他的照顾时，他紧握焦的手，嚎啕大哭。这时，武部鸽子也抱着焦放声痛哭。
1956年首批免予起诉的300余名日本战犯，被遣送经海路回国。他们在到达日本码头、下船时，立即向全日本国发表了一个联名的《告日本人民书》。告人民书写道：“我们既然认识了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我们就不再犯这样的错误。我们坚决反对侵略战争，坚决反对把人民驱向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那里去！”
这些日本战犯在中国获得了真理，并被唤起了良知。回日本后，他们都成了懂事、能干、善良的日本国民。他们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成了很起作用的骨干，都是很有威望的可信人，都成为社会上宣传“日中友好”的活跃分子。他们当中有个叫涿越正男的，为了纪念自己在中国战犯管理所的这段历史，他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一个叫“真理子”，一个叫“友好”。
还有一位母亲，当听到被释放回来的儿子讲述十多年的在华生活后，她便问道：“北京在哪里？在哪个方向？”儿子告诉了她。她当即发现自己的褥垫放得不对头，不应把双脚朝着北京方向，便急忙把褥垫调了个头，把头朝着北京，她说：那里是真理与希望。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35）
溥仪等人和日本战犯之所以有这样突飞猛进的转变，除个人学习和自我改造外，还取决于如下两个因素：
其一，政府的宽宏大度的方针政策，在战俘、战犯的心灵里，引起了震荡。
1950年，政务院总理在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关于战俘供给标准报告上批示，将级及相当的文官应给小灶待遇；对校级及大致相等的、伪文职官员应给以中灶待遇；尉级人员大灶待遇。使他们吃好、学习好，以利于教育改造。同时，总理还交待对这批战犯，既要看紧管严，又要做到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要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注意从思想上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
1955年，中央东北处理战犯工作团和抚顺战犯管理所，遵照中央指示对这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理。审理后，他们又向国家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提出报告，建议对罪大恶极的70名日本战犯处以极刑。对此，中央明确批示：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限制在极少数；对犯有一般罪行的，可不予起诉。
毛泽东对这批日本战犯的处理，也曾幽默地说过这样的话：把这些人扣起来，给我们添麻烦、负担，要把这些人怎么样？教育一下回去吧！把这些人留下来干什么？还要供给他们吃好、过好！
抚顺战犯管理所遵照上述中央有关指示，对这批日本战犯和溥仪等人都做了很周到的安排，让他们吃得好，休息得好。为了使他们更有效地学习和改造，还请有关方面官员向他们作报告，讲讲学习、改造和人生观转变等问题；还组织他们进行各式各样的文体活动，以活跃他们的生活；还允许他们的亲人来抚顺探亲；并规定，凡是被关押时间已满五年以上者，如若战犯本人和妻子都愿意，可以允许同居；还规定他们到抚顺时的个人物品，包括珍贵物品等，都由管理所统一保管，俟他们离开抚顺时，均如数、不受损坏地还给他们一一带走。
以上这些方针和具体安排，使这批战犯深受教育，深为感动。
其二，是新中国的稳定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对这批战犯、战俘的影响也不小。
我所知道的爱新觉罗·溥杰的异国婚恋
伪满洲国各大臣和将领在被引渡回国过程中，精神上是有些紧张、有些害怕。据某大臣事后说，当时他们也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会怎么处理他们，是像对待地主那样，先批斗、后枪毙，还是被发配到边陲流放，心里都没有底。他们带着重重疑虑，从苏联火车下来后，就四处观察，走了一百多米的步行路程，并没有看出有什么异常，反而在心里增加了几分安全感。
我所知道的溥杰的异国婚恋（1）
关于溥仪等人被引渡回国的这段历史，特别是溥仪在引渡入境前后和火车上的表现和言论，知道的当事人极少极少。
全国政协一位老同志得知我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之一，曾向我提出要求，希望我尽快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写出来，向读者作个介绍，也是向历史作一个交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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