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年代的复杂人性-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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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参禅，顿悟之前肯定是要借助语言文字，而彻悟之后，从“不离文字”走向“不立文字”，恰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方是最高的境界，把“可说”与“不可说”不露痕迹地消隐于无形之中，最终完全使“体知与认知”、“无语与有语”、“可说与不可说”，融会贯通，达到“以心传心”的绝佳禅韵。因此，达摩面壁、德山棒喝、天龙一指、打地示棒等等借助机锋、玄言等神秘主义的禅意形式，正是让人理解“道由心悟”的玄旨。
临济宗的“四宾主”，“四照用”等宣教方式，也体现了禅宗在认识论方面的神秘主义。其中，达到“主看主”――即问答双方都已达悟的神秘境界，为参禅之最高妙处。至于禅宗各派在“参话头”中的神秘玄理，则不胜枚举。
曹洞宗的宏智正觉禅师在《坐禅箴》中，也把禅意说得神秘玄妙；
“佛佛要机，祖祖机要，不触事而知，不对缘而照，不触事而知，其知自微，不对缘而照，其照自妙。其知自微，曾无分别之思，其知无偶而奇，曾无毫忽之兆，其照无取而了。水清彻底兮，鱼行迟迟；空阔莫涯兮，鸟飞杳杳。”
由此，可见禅意的神而又妙之处。从艺术哲学的视点观察，禅宗的神秘主义也正体现了艺术心理玄奥的特质，这对于艺术探索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在对庄禅的相同之处作了一番比较分析之后，接下来，再谈谈二者之间相通之处间微妙的相异。
在讨论庄禅的相同点时，我们确实已经看到二者在生死问题上的洒脱与达观。但是，它们在生死观方面也存有非常明显的歧异。
庄子认为“万物一序，死生同状。”（《天地》）。“生也，死之徙；死也，生之死。”（《知北游》）。他同时大言：“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表面上看，庄子把生死等一，并有飘然出世之姿。实际上，庄子仍执着于生死，并从内心深处发出“死生亦大矣”的狂野呼声。他的“游心”、“坐忘”、“心斋”等等，都不是真的把此世当作虚幻的蜃景而锐意追求出世“逍遥”，他的目的是要超越此世，把个体精神提高到与宇宙并生的人格高度，以求“物物而不为物所物。”庄子对生命充满了深沉的热爱与无比的眷恋，只是其心灵之上笼罩着一层感伤而神秘的纱帘。
至于禅宗，他们自称已完全悟透生死。他们认为，真实的存在只在刹间的心灵感觉这中，视物我皆虚。因此，庄子哲学中的“超越”在他们看来是荒诞不经的，既然“本来无一物”，又从何谈起“超越”呢。禅宗不重也不轻生，一切顺其自然，禅宗也不象庄子那样以相对主义的理论阐释生死观，而是以生活中的琐细实相来参论生死。禅宗一心追求的，只是心灵瞬间的顿悟。
另一方面，庄子哲学中无时无刻不流露出对“真人”、“神人”、“圣人”的倾慕与欣羡，体现了一种对崇高人格的追求心理。而在禅宗那里，却是“佛也无，祖也无”，连渡江传道的达磨禅师也是个“老臊胡”，一切皆虚，根本无神圣仙灵可言，更无此世彼世之分，一切皆存于“心悟”之中。这，也是庄禅二者比较明显的不同之处。
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 文 / 梅毅
——从诗文观风流才子唐伯虎的真实一生
说起唐伯虎，肯定会马上使人想起一位翩翩浊世佳公子，风流倜傥，浪漫非凡，不是“三笑点秋香”，就是周星驰戏巩俐，典型一个正面“西门大官人”加上狂傲“柳三变”的合成体，其人玉树临风，白面朗目，风花雪月之中，花丛锦
绣陪衬，绝对联想不到“穷愁”、“厌世”、“潦倒”、“蹇涩”、“痛哭”、“渲泄”等诸多用于失意之人的词语，加之唐寅又好书画，工“春宫”，如此戏谑孟浪大家恰恰又赶上“资本主义萌芽”得如火如荼的明朝中晚期，让不少后世失意文人总觉能混上唐伯虎一样传说中的好生活也真是不枉一生白活了。特别是冯梦龙小说《唐解元一笑姻缘》，更是把唐伯虎的传说定型，其后无聊文人及小说家们附会穿凿，所有“倜傥不羁”的风流事物都算在这位大才子脑袋上。
果真如此吗？
察看清朝大臣张廷玉主编的《明史》，只是在卷二百八十六列传第一百七十四中才能看到唐伯寅的名字，而在这篇《文苑二》中，50多人的文士乱传中唐寅排倒数第十六，只有短短二百一十三个字，内容如下：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祝允明规之，乃闭户浃岁。举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几，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僮，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谪为吏。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宁王宸濠厚币聘之，寅察其有异志，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筑室桃花坞，与客日般饮其中，年五十四而卒。
“寅诗文，初尚才情，晚年颓然自放，谓后人知我不在此，论者伤之。吴中自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
据此，可见唐伯虎是个倒霉地牵涉进“考试舞弊案”后一蹶不起的落魄文人，即使有皇族大官人欣赏他，还是个最后被杀头的“志大才疏”王爷朱宸濠，幸亏唐寅还不象李太白那样常想自己“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傻不叽叽地附和“永王李璘”一样去搅浑水，装疯卖傻喝醉酒连老二都露出来，才免于王爷青睐，最后被宁王爷“放归”。不久，宁王造反，很快被抓杀头，唐伯虎终于未被朝廷“秋后算帐”。虽然穷死，却善保首领，免于闹市人群中在看客的笑骂声中被大刀片子砍头。幸夫？悲夫？
由于唐寅“文才轻艳”，“传说者”均“增益而附丽之”，平生未作过多风流事，却枉博如许风流之名，悲哉！
出身寒门聪颖超俗
明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唐伯虎生于苏州，名寅，字伯虎，后字子畏，号六如。其父唐广德是做小生意的苏州市民，母丘氏也是小家碧玉，在讲究门户出身的封建王朝，这种出身决定了唐寅只有努力奋发，通过科举才能考取“功名”，进入仕途，方能光宗耀祖，青云直上。
唐寅少年时代很聪颖，过目成诵，苦读经书，闲暇时也学画山水花鸟排遣。十九岁时，唐寅娶徐氏为妻，两人感情甚洽。此时的唐寅生活平静，读史观书之余，或是幻想自己成为汉唐边塞击敌立功的将领文士，或是沉醉于目前安恬的“春江花月夜”之中：
侠客重功名，西北请专征。惯战弓刀捷，酬知性命轻。孟公好惊坐，郭能始横行。将相李都尉，一夜出平城。（《侠客》）
陇头寒多风，卒伍夜相惊。转战阴山道，暗度受降城。百万安刀靶，千金络马缨。日晚尘沙合，虏骑乱纵横。（《陇头》）
上述两首诗，均仿募唐初边塞诗人的语义，虽空为“悲歌慷慨”，诗句确不乏壮志豪情。
嘉树郁婆娑，灯花月色和；春时流粉气，夜水湿裙罗。
夜雾沉花树，春江溢月轮。欢来意不持，乐极词难陈。
（《春江花月夜》）
此诗虽难比初唐大诗人张若虚，却也蹈其诗境，加之诗人小康身世，亲历江南盛景，真的读之让人如身历其境。
唐伯虎二十五岁那年，一年内父、母、妻、妹相继去世，对他精神打击很大，深感死生无常，对释理有了更深刻的感悟。悲痛之余，唐寅更加努力读书。此间，他的《白发》、《伤内》两首诗最为发自内心，前者哀父母，后者悲亡妻，感情真挚、自然：
清朝搅明镜，元首有华然。怆然百感兴，雨泣忽成悲。忧思固逾度，荣卫岂及哀，夭寿不疑天，功名须壮时。凉风中夜发，皓月经天驰。君子重言行，努力以自私。（《白发》）
此诗不仅感怀人生寿夭无常，也有李长吉式的凄然与古诗十九首式的壮烈感兴。
凄凄白露零，百卉谢芬芳。槿花易哀谢，桂枝就销亡。迷途无往驾，款款何从将？晓月丽尘梁，白月照春阳。抚景念畴昔，肝裂魂飘扬。（《伤风》）
由此，可见其闺实悼亡之诗，清丽伤感，直追潘岳和元稹。
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唐寅乡试中解元（第一名）。其时，他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不仅自信心倍增，声名也名震江南。恰恰在唐寅人生的巅峰时刻，命运的阴影也悄然袭侵而来。
正当唐寅“一朝欣得意，联步上京华”之时，他进京会试。在路上，江阴巨富徐经徐大公子与这位唐大才子结成莫逆之交（徐经虽是个有钱无才的主儿，他的曾孙徐霞客因《徐霞客游记》而万古名传。不过，至徐霞客时，徐家已中落）。据明人笔记《共山堂外纪》中记载：
“江阴举人徐经者，其富甲江南，六如（唐寅）举乡试第一日，（徐）经奉之甚厚，遂同舟会试。至京，六如文誉籍甚，公卿造请者填咽街巷。徐经有优童数人，从六如日驰聘于都市中，都人属目者已众矣。况徐拥厚赀，其营求他径以进，不无有之。而六如疏狂，时漏言语，竟坐削籍。”
从此片语，可以窥见唐寅当时也是年青疏狂，因文名显赫颇为自得，经不住一掷千金的富贵公子徐经奉承，两人一同乘船进京会试，而且终日高头大马往来，还有俊仆优童陪同，非常招摇，已经惹起不少人暗中反感、嫉恨。“世路难行钱作马”，徐大公子大把金钱掷向主考官程敏政的家人，连“高考”试题都一窝端来，自然考卷做得上等。但还没有享受金榜题名的喜庆，不久就为人告发，双双锒铛入狱。
封建王朝晚期已是非常黑暗，但在科举考试方面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皇帝、政府可以大肆公开卖官鬻爵搞“创收”，但常人花多少钱也不能“捐”个进士或解元。可以讲，在古代中国，“八股”科举虽然是中国文人的“桎梏”，但也是惟一清白的“净地”。对于泄题漏题的主考官，结果都会为皇上亲自下旨杀头，中国最后一个受腰斩极刑的人就是雍正年间的福建学政俞鸿图，此公因为小妾收人钱财，把试题外泄，竟让一个“戏子”中举（封建社会优伶与娼妓地位相等），引起世人喧然大哗。最后真相大白，虽不是俞鸿图自己泄题，这位可怜虫仍被腰斩。由于一刀砍下后，人体上半身主要器官还“健康运转”，俞鸿图上半身辗转于地，用手沾着自己的血在地上连写十一个“惨”字才咽气……。由此可见，凡是涉及科举舞弊案，无论哪朝哪代都是不得了的重罪。徐家此时只能搬动金山，又大洒银两，加上最终案情也不明不白，自然不会再挨什么皮肉之苦，只是徐公子后半辈子只能回家做富翁了，仕进之路想也甭再想。最惨的是我们这位大才子唐伯虎，被逮入狱，大刑伺候，在他与好友文征明的信中，淋漓尽致地详述了当时他的悲惨境状：
“……至于天子震赫，召捕诏狱，自贯三木，吏卒如虎，举头抱地，涕泪横集。而后昆山焚如，玉石皆毁；下流难处，众恶所归。缋丝成网罗，狼众乃食人……海内遂以寅为不齿之士，握拳张胆，若赴仇敌。知与不知，毕指而唾，辱亦甚矣！”
不久前还锦衣玉马的唐解元，本以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赏尽长安花”，殊不料锒铛入狱，身被刑具，还要面对如狼似虎的胥吏审问呵斥，遭受世人的指责唾骂。经过一年多的审讯，虽然最终没有判定唐寅是本次考场舞弊案主犯，但干系是摆脱不掉的，他被除掉“士”籍，发配到浙江为吏。这种污辱，全然不是现在的大学毕业生从“人事局”划归“劳动局”管辖那么简单，几乎就是撕掉读书人赖以生存的“精神脸面”。
无论明王朝的统治机器多么残酷、多么毫无人性，中国知识分子“士可杀不辱”的气节仍残存于我们这位柔弱江南文士的血脉之中。在抱怨自己“筋骨脆弱，不能挽强执锐，揽荆吴之士，剑客大侠，独常一队，为国家出死命，使功劳可以记录”之后，唐寅向好友表明心迹：“岁月不久，人命飞霜；何能自戮尘中，屈身低眉，以窃衣食！”大才子奋然攘袂，顿足而起，断然坚拒“臣妾意态间”的官府“办事员”一职，愤然出走，开始了他漂泊的、辛酸的、不俗的、而又传奇的后半生！
欲将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
唐寅31岁出狱后，而立之年却“倒立”，傍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