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那些事儿-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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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了，死了也要拼他一场！
宋襄公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个决定将让他遗臭万年。
为了不要一辈子被人看不起，最后却被后世无数人看不起，宋襄公的命运，着实令人慨叹！
我们发现，宋襄公对自己有没有被人瞧不起非常重视，简直是把尊严看得比自己命还重要，这种特殊的敏感心理其实并非宋襄公专有，而是所有宋国殷商遗民的集体心声。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从头讲起好了。
周灭商后，原先的少数族群周人自然变成统治阶级，而原先的殷人作为亡国之余，自然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地位，而沦为二等公民。虽然周王对殷之贵族采取的是安抚政策，封之为公爵，“于周为客”，给予宋以宾国之待遇，周天子祭祀宗庙，要送给宋公祭肉；有了丧事，宋公来吊唁，周天子是要答拜的。但政治待遇是一回事儿，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固有民族歧视与地域歧视却很难消除。
这便是人类的天性，不以道德之高低为转移。就连鲁迅老舍等文学大师，也免不了对前清的遗老遗少语多戏谑。亡国遗民总是令人讨厌的，沉迷于过去不能适应新时代的亡国遗民就更加令人讨厌，所以即便学养深厚的先秦诸子，也对宋人多有揶揄之语，更何况普通的周人士民。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不胜枚举。比如《孟子》中“拔苗助长”的是宋人，《韩非子》中“守株待兔”的也是宋人，另外《庄子》中“朝三暮四”的是宋国猴子。（居然连猴子也跟着倒霉了），“向氏为盗”的故事出自《列子》，“宋人沽酒”的寓言出自《晏子春秋》，“刻舟求剑”的笑话出自《吕氏春秋》。王利器先生辑录的《宋人愚事录》，就达20则之多。由此可见当时宋人普遍被视为异类，以致成为愚蠢的代名词。
但我认为这些故事中宋人的愚蠢并不等同于智商低。先秦诸子们只是用一种夸张的手法写出了这些殷商后裔的文化心理。殷人与周人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周人尚人文而注重实际，殷人却尚鬼神而尊信宗教。殷人大多富于理论想象而长于艺术，以至好高骛远不切实际，表现在生活中就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表现在政治上就是骋于理想追求王道，大有一往无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之概，宋襄公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所以说，是文化习俗与民族性格的不同，造成了周人对宋人的歧视，也造成了宋人独特的敏感自尊心理。贵族一般都好面子，但殷商后裔的宋襄公尤其好面子，所以他才不顾国小民弱而奋起争霸，为的就是提高宋国的国际地位，维护殷商的民族尊严，他要让所有的宋人不再被歧视，而可以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大声地说一句：我是宋国人！所以宋襄之霸与齐桓晋文皆稍有不同，他只高喊“仁义”口号，却不以“尊王”为其政治纲领。
第三章 宋襄之仁（7）
我们从后来事情的发展知道，宋襄公的光荣与梦想，最终还是悲壮地破灭了。看来叔兴这个周王专用占卜官果然不同凡响，一语成谶，简直奇准无比，貌似真能与鬼神交通一般，但实情并非如此。据《左传》记载，叔兴告辞宋襄公后，就偷偷跟人说：“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看来叔兴虽是占卜官，却认为这些怪事儿只是自然现象，跟吉凶没有半点关系。吉凶是由人的行为决定的。他之所以这样回答，只是为了敷衍宋襄公，依照当时的国际形势，作出一种个人的预测与推断而已。
由此可见，周室虽衰，手下还是贤人辈出的，之前的宰孔，这里的叔兴，都对国际形势有着非常深刻的洞察力，上古时代那么多“先知”其实就是这么产生的。
由此亦可见，随着思想的不断进步，周人的宗教信仰已经失去了神圣的光环，而渐渐世俗化了，他们更看重人文的力量而不是鬼神，所谓“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就是他们对宗教的态度。
这样的文化影响了中国人数千年，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改变。
继承遗志
整个历史按照叔兴的预言发展下去了，宋襄公八年（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寂寂无闻地饿毙于寝宫之中。
宋襄公闻信，大哭了一场。放心去吧亲爱的小白大叔，您未竟的事业必将后继有人，代齐为霸，舍我其谁！
齐桓公尸骨未寒，齐国的内乱已不可收拾，五公子大战三百回合，最终头号狼崽子公子无亏胜出，在竖貂雍巫的拥立下即位为君。太子昭趁乱逃到宋国寻求援助，宋襄公当然义不容辞，很快联合了姻亲之国卫与归附之国曹、邾，共同出兵护送太子昭打回老家。
大兵压境，齐国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当初齐桓公即位，曾一举挫败外国干涉势力坐稳君位，但公子无亏却没有这样的好命，因为齐国实权派国高二氏根本就不支持他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国君，两人于是联合起来，杀死公子无亏，迎接宋襄公仁义之师入城，然后一同拥立太子昭为国君，是为齐孝公。
宋襄公见大功告成，便也不再多留，参加完孝公的即位仪式后就打道回府了。他心里很美，认为自己不费一兵一卒就搞定了齐国内乱，这就是仁义的力量！
宋襄公错了。在权力面前，仁义只不过是狗屎而已。他前脚方走，齐国其他四公子后脚就集体发难，冲进宫内造反。齐孝公一见大事不好，赶紧重施故技，三十六计走为上，又逃回了宋国。
此时宋襄公已经回到了宋国，正要摆宴庆祝，却发现孝公又灰头土脸地回来了，不由大吃一惊。
看来，仁义的力量有时也会碰到挫折。无奈，宋襄公只好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带着齐孝公一路再杀回去！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宋襄公就不信了，自己的仁义之师还能搞不过齐国那四只狼崽子？
据《左传》记载，宋襄此次伐齐之时，狄人还曾引兵救齐。齐与狄一向水火不容，狄人怎会救齐？小生想来想去发现只有一个可能：雍巫就是狄人派出的间谍，狄人救齐，只为帮助雍巫与四公子继续祸乱齐国而已。
公元前642年五月，宋襄公大败齐四公子军于Вń裆蕉媚细浇缓笠痪俟ト肫攵迹；て胄⒐俅巫媳ψ�
当年，齐桓公一坐稳君位，就迫不及待地让鲁国杀死了自己唯一的竞争对手公子纠，果敢狠辣，颇有枭雄风范，现在齐孝公是否能继承老爹的优良传统呢？
第三章 宋襄之仁（8）
宋襄公劝齐孝公不要这么做。手足相残，非仁义也。齐桓公虽有借刀杀兄之恶名，但也有很多以德报怨的仁义之举，齐孝公作为一个孝顺的好儿子，应该有选择地继承老爹这方面的优良传统才对。四公子虽作恶多端，但毕竟是亲生兄弟，相煎何太急？还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批评教育一下也就得了。
齐孝公一听宋襄公说得蛮有道理，于是赦免了四个兄弟的造反大罪，至此，齐国的这场闹剧总算告一段落。
齐国四公子被赦免后，分别走上了不同的人生旅途：小卫姬之子公子元逃往卫国，等待时机东山再起；葛嬴之子公子潘与密姬之子公子商人母家都是小国，回去没啥前途，于是留在国内韬光养晦，明着好似变成了乖宝宝，暗地里却厚施钱财、阴交贤士、附爱百姓，仍对国君之位觊觎不已；宋华子之子公子雍则带着雍巫和他六个弟弟跑到华夏世仇楚国那里去了，冀望借助楚国的力量有朝一日也能打回老家。
看来，宋襄公与齐孝公这完全是在养虎遗患。仁义力量再强，也是无法感化虎狼的。
不过，宋襄公可不这么想，他自我感觉良好得很。当初，鲁国干涉齐国内政，结局是惨败；如今，宋国干涉齐国内政，却是大大的成功。为什么？因为仁义，除了此二字，宋襄公想不出其他原因。
奇怪的仁义
经齐国之事后，宋襄公的野心与信心更足了，他觉得自己于中原诸侯间本就爵位最尊（公爵），在齐桓公组织之华夏联盟中，也向以老二自居，如今老大退居二线，其他小弟又畏畏缩缩，老二不站出来代理老大继承霸业怎么行？
当然，光是安定齐国社稷这一项仁义功名，就想称霸于诸侯，显然是不够的，宋襄公于是决定继承并发扬“原老大”齐桓公的优良传统，举行盟会，团结诸国，继续大力推行仁义，以求逐步确立宋国在诸侯间的领导地位。
在后齐桓公时代，中原诸侯失去主心骨，立时变成一盘散沙，天下秩序重陷紊乱，齐国霸业消亡的后遗症逐渐显现———邢国投靠狄人，共同入侵卫国；郑文公去楚朝贺，投靠荆蛮；楚国持续打击“江汉诸姬”的领头羊随国，淮夷又接连进犯鄫国（大禹之后封国，今山东峄城东）———齐桓公四十年来努力经营之华夏团结，已成土崩瓦解之势，于是夷狄各族卷土重来，烟尘漫天更胜当初，国际局势急转直下，诸夏小国水深火热，各大巨头又噤若寒蝉但求自保；值此万马齐喑之刻，宋襄公勇敢地站了出来，将齐桓公丢下的那面残破的大旗举起，在荒芜的乱世中孤独呐喊，却只闻旷野寂寂，无人喝彩。
宋襄公与齐桓公的称霸举措都是盟会，但路线稍有不同。齐国国力雄厚经济发达，可以胡萝卜大棒双管齐下，行尊王攘夷之道称霸天下；宋国地处中原东南，为抗击南蛮与东夷之第一线，加以国力不济，所以只能行外交之手段，寄希望于以仁义感服蛮夷，这当然很不切实际，但也实属无奈之举，因为除此之外，宋襄公恐怕也没有其他争霸的资本了。
于是在宋襄公十年（公元前641年），宋襄公广约各东方小国会盟于曹国南鄙，共谋仁服东夷之策，却没想到各国都非常不卖面子。不来的不来，迟到的迟到，宋襄公出离愤怒了。
首先是身为盟会举办方的曹共公（伯爵），竟不肯致饩，毫无地主之礼，宋襄公憋了一肚子火，只因是在别人地盘而不敢发作，简直憋屈到了极点。
第三章 宋襄之仁（9）
好，我忍！
宋襄公口念“仁义”二字真经，强忍心中怒气，想等开完了会再说，却没想会期已至，诸侯中却只来了一个小小的邾国（颛孙之后封国，今山东邹县东南）国君邾文公（子爵），其他诸侯一个没到。宋襄公无奈，只好拖延会期。
好，我等！
一直等到该年三月，滕国（周文王子叔绣始封，今山东滕县东南）国君滕宣公（子爵，名婴齐）才姗姗来迟，带着满脸歉意的笑容，正要上前打招呼，宋襄公突然跳了起来，大声命令：迟到了还好意思笑，来人，给我绑了！
妈的不忍了，老虎不发威你还当我是Hello Kitty啊！
宋襄公不忍了，但是还得等下去，因为此次盟会的主角鄫国国君还没来，淮夷屡次进犯鄫国，襄公所以才召集诸侯欲求解决之道，鄫子（也是子爵）不来怎么成？
于是宋襄公等啊等啊，一直从三月份等到六月份，等得春去夏来百花残，鄫子依然不见踪影。
不等了！再等下去橘子都红了，宋襄公的耐心已丧失殆尽，只得先行与曹共公、邾文公歃血为盟，将曹南之会草草收场。
此次曹南之会，比齐桓公的首次北杏之会还要失败，失败中的失败。
一直等到六月二十一日，鄫国代表团这才慢悠悠地走到曹国南边儿的邾国，此时曹南之会早已结束，鄫子为表弥补，于是要求单独与邾文公会盟。
邾文公当然不敢擅自做主，于是向盟主宋襄公请示该怎么办，宋襄公命令他把鄫子给绑了，送到雎水（古代名川，位于宋都之东南）河畔去祭神，以此仁义之举，来感服东夷。
看到这里，大家一定弄不懂了。啥，杀一国之君以祭神，宋襄公还认为这是仁义之举？如此“仁义”真是千古未见。
我们不了解宋襄公的杀人动机，更不了解宋襄公奇怪的“仁义观”，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宋襄公所处的时代太过久远，千年隔阂，观念当然天差地别。
宋襄公只是一个活在过去活在梦中的老古董，却不是一个变态狂魔，这世上所有号称仁义的历史罪人都有其冠冕堂皇的犯罪动机，宋襄公也不例外。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殷人尚鬼神，尚到一种非常离谱的地步。据史料记载与考古发现，殷人祭祀鬼神，不仅用活牲献祭，而且还用活人献祭，不仅用活人献祭，而且用贵族献祭。他们认为人牲越尊贵，鬼神就越开心，最隆重的祭祀大典，甚至将整支的军队献祭。这种神权至高无上的观念不仅与周人的重民思想背道而驰，恐怕也是殷商王朝众叛亲离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
所以华夏诸侯一般都是不用活人献祭的，即便用，一般也是用奴隶；只有与夏商一脉相承的蛮夷部族，以及蛮夷风气浓厚的秦楚等国，才有杀死贵族作为人牲或人殉的惯例。（秦国的人殉直到战国秦献公时才取消。）而宋襄公杀鄫子所祀之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