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新探-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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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后，转瞬即及山陕。蒋虽让出陕甘地方政权于张学良，但蒋之四十余团兵力仍实际的控制陕甘。张学良主力入陕，一面固为对付红军，一面实欲对付虎城先生。卧榻之侧，势浃然也。如得先生居中策划，以共同作战对付公敌为目标，则敝军甚愿与虎城先生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东北军中如沈克等（此次敝军追击董英斌消灭沈师一个团，非所愿也），均应与之联合。甘肃邓宝珊亦为绝无出路之人，敝军亦愿与发生关系。闻先生与之有旧，能为先容，曷胜祷企。
当然，中共此时的统战政策尚在初步尝试之中，其对士兵乃至下级军官的争取工作历时已久，较有把握，但要争取中上层军官，特别是要争取联合那些高层将领和地方军阀，却尚无成功经验。这时的上层统战工作，在观念上明显属于“利用矛盾”、“分化瓦解”的范畴。而且，从信中的语气也可以看出，由于红军“聊一还击”、“略施警告”，就连歼装备精良的东北军近3师之众，因而他们思想上对这些国民党杂牌军的将领，也多少表现出轻视的态度。
中共中央对于上层统战工作的进一步重视，表现在12月下旬在瓦窑堡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无论是会议决议，还是会前会后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和报告，都更加强调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当然，中共这时虽然已开始重视统战，但工作重心更多地仍旧放在军事发展上，而不是统战工作方面。毛泽东即明确提出：当前“我们的总任务”应当是，“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外蒙及苏联打成一片的任务。在那时，我们便可以争取更大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这是必然的而且是不远的）与进攻苏联，国民党各派军阀进攻北方红军与进攻全国红军，以空前的大打击，争取苏维埃在北方七八个省内、南方若干个省内的伟大胜利。”而红军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击张学良与阎锡山，因为阎锡山“同张学良是我们当前两个主要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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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称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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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12月23日在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军事会议上，毛泽东在其军事工作报告中并没有特别强调敌军的统战工作，他所提出的下一阶段全部工作的内容，就是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苏区。他主张：“打通苏联是中心口号，与巩固和扩大苏区联系起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将此一目标分为三个步骤来实现：第一步，在陕西扩大红军，巩固苏区，准备东征；第二步，进攻山西西部，击破晋军主力，进一步扩大红军，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第三步，转进绥远，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线。尽管按照毛泽东的这一计划，打通苏联最初只是计划中的第三步，但在会议上，多数与会者实际上力主把打通苏联放在第一位，至少也应把二者并列起来。因此，在会议决议的行文上，关于打通国际路线与巩固和扩大苏区的先后顺序问题被规定为：拿“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它密切联系起来。不论怎样理解，中共中央所设想的1936年的行动计划，都是一个过于乐观的大规模的扩军计划和战争计划。
按照瓦窑堡会议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设想，红军在1936年2月5日以前至少要再扩充5000人的正规军、2500人的游击队；8月以前至少还要扩充22000人的正规军和4000人的游击队。与此同时，红军向南要夺取甘泉、宜川两城，赤化宜川、洛川两县；向东要占领黄河西岸五县以上地区，创立山西根据地。即使不考虑而后进军绥远、靠近外蒙问题，要实现它也是极端困难的。李德后来曾反映过类似的担心。他说：“我们有一万三千人，其中二分之一是新战士和三千新的俘虏兵”，“敌人阎锡山一个就有八万人”，《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1936年1月27日。进兵山西，必然要集中全部主力，结果陕北苏区只有由少量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来唱空城计。不难想象，一旦陕北苏区周围几十个团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攻势，原有苏区难免陷落，如此则新苏区也不易建立，建立了也很难巩固。李德这时的担心，当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只不过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这时对此并无太多顾虑。有人甚至认为“陕北苏区人少物质困难”，主力红军反正也不易久留，去山西进而转进绥远前途可能更有利些。而毛泽东固然清楚“陕西之保护，主要依靠赤少队”，难免会有部分损失，但他仍认为，为了便于扩大红军，为了“靠近苏联”，“部分损失不要紧的”，“应该忍受”。
值得注意的是，和过去一般所说不同，与此后的实际情况比较起来，不仅毛泽东，而且中共其他领导人在考虑整个1936年军事工作之际，最初都还没有把通过加紧开展敌军上层统战工作，减少乃至瓦解陕北苏区周围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压力的策略问题，放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来。这表明中共中央这时对上层统战工作更多地还是随机应变，即是在共产国际基本策略的规定之下，根据相关对象和情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一点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国共合作几乎没有给中共留下多少可以借鉴的统战经验，30年代前半期中共强调阶级分野的做法，更使得统战工作几乎不复存在。设想中共中央这时因为有了新的统战政策指导，即能够立即主动地展开对国民党高层将领的统战工作，也未必合乎逻辑。在相当程度上，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共在陕北之所以能够同张学良交往并取得重大成功，多少还是极为复杂的，甚至是带有某种戏剧性色彩的。而中共中央也正是在陕北的这段颇具戏剧色彩的经历中，才第一次如此深切地了解到，统战工作可能具有怎样神奇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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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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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因陕北苏区南面东北军的压力较大，红军主力先后南下对付东北军去了，陕北苏区重心也因此迅速南移。但陕北苏区中心的区域既然是保安、安塞、瓦窑堡三镇，原本靠北，因红军主力南去，中心区的巩固一时又成了问题。还在12月上旬，保安就意外地落到了驻守在靖边一带的国民党井岳秀部的手里，瓦窑堡及安塞也随时有可能为井部所陷。如此一来，本来就很复杂的陕北形势，更是变得极其微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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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谅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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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因陕北苏区南面东北军的压力较大，红军主力先后南下对付东北军去了，陕北苏区重心也因此迅速南移。但陕北苏区中心的区域既然是保安、安塞、瓦窑堡三镇，原本靠北，因红军主力南去，中心区的巩固一时又成了问题。还在12月上旬，保安就意外地落到了驻守在靖边一带的国民党井岳秀部的手里，瓦窑堡及安塞也随时有可能为井部所陷。如此一来，本来就很复杂的陕北形势，更是变得极其微妙了。
这时陕北苏区的范围，如果以红军和游击队的自由活动范围而论，则南达洛川，北抵横山，西出太白镇，东至黄河边，方圆不下一万平方公里。但就实际控制区域而言，红军所控制的只有这一带地区的乡村，几乎所有的城镇和主要交通线都还在国民党军队的手里。西面太白镇一带为东北军57军沈克之106师，而最具威胁的是沿洛川、鄜县、甘泉、延安一线深入陕北苏区中心地区的东北军67军，和驻守宜川、韩城一线的国民党十七路军冯钦哉部。显然，如果不能确保南北两线之巩固，红军进一步东征山西的计划势将难以实现。因此，还在12月17日，即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讨论下一步军事行动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开始部署向北击退井岳秀部和向南夺取甘泉、宜川的作战行动了。他决定调红26军北上，会合第78师消灭井岳秀部，命令红1军团以一团兵力夺取甘泉，红1军团主力则准备夺取宜川；同时，15军团主力南进，待红1军团夺取甘泉、宜川后，一同进一步向南推进，达成赤化洛川、宜川两县之任务。
红军北线反击井岳秀的作战看来十分顺利，前后不过十几天，即刚到1936年1月中旬，井部就遭击退，井岳秀本人竟也意外地被“打死”。井岳秀时任第86师师长，据严佑民回忆，井岳秀是在1936年2月1日弯腰到地上拾东西时，装在衣兜里的手枪掉到地下走火把自己打死的。但严这里回忆的时间有误。因彭德怀、毛泽东1936年1月17日就致电聂荣臻等称：“井岳秀确打死。”参见李海文整理《访问严佑民同志记录》，1984年6月22日。不过，红军南线之军事行动却因为出现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最终不得不完全停止下来了。
原来，根据情报，毛泽东等很快即已得知宜川、洛川同深入陕北中心区的延安城一样，都有较为坚固的城墙。红军不仅装备落后，几乎完全没有重武器，而且土制炸药威力也十分有限，因而红军一向避免作攻城之战，通常围城只是为了便于围点打援。延安城深入陕北苏区中心，威胁甚大，红军久已将其团团围住，却不予夺取，其原因也就在此。如今宜川又是这种情况，夺取宜川的计划自然也难以实现。故毛泽东下令夺取宜川不久就决定：因“延安宜川坚不易攻”，故应放弃原定夺取宜川城之计划。
与宜川相比，甘泉的情况则有些不同，关键在于甘泉的城墙较为残破，守军又只有五个连，看上去较易于攻占，因此负责包围甘泉的红15军团第81师开始时对甘泉曾数度采取攻势，大有不下此城不罢休的势头。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时甘泉守军尽管兵力较少，所凭据城墙也较残破，但武器较红军好得多，又全力加固旧城墙，致使红军进攻久无建树。国民党军这时电称：红军无攻城能力，甘泉只驻兵五连，城情溃坏，红军“猛攻数次均未得逞”。（中共中央军委此时下设四个局，二局为情报局，三局为通讯局。）好在由于红军大军围城，每日利用前东北军俘虏宣传喊话不断，加上甘泉与洛川方向东北军主力之联络完全切断，解围无望，守军军心日渐动摇，不断有士兵携械叛逃出城，因此彭德怀很快即下决心采用攻心之策。
于是，彭德怀调来已经归顺红军的前东北军67军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令其前往甘泉进行劝说工作，使其放弃甘泉乃至实行火线起义。由于东北军多数官兵此时对与红军作战已相当厌恶，久困甘泉的东北军守军又身历险境，深知甘泉之陷落只是时间
问题，因此高福源进入甘泉城后，很快就说服了城内守军。只是守军指挥官希望红军务必同意所部如数南撤洛川，以归还其主力。对此，毛泽东等当即表示同意。毛在给前线彭德怀的电报中宣称：“只要其加入抗日，一切条件无不可以磋商。”只不过，毛泽东要求前线的谈判代表向对方说明：“要抗日须与红军合作，且须影响和组织其他东北军一同抗日。如现在就归还主力，不仅不能抗日，且将为其上级所疑或重驱其进攻红军。故为抗日计，宜先揭义旗，在苏区一时期，并求得延安邻县及其他东北军响应……方济于事。”至于起义后的部队，可以另起名义，“或为抗日人民革命军，或为东北抗日军”，其指挥官亦委以师长或团长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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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谅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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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此举尚未付诸实施，又被新的情况打断了。
高福源是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步兵科学生，后升入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颇受张学良和67军军长王以哲赏识。高毕业后即在王以哲军长手下任职，直至担任619团团长。但高早先又曾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校时恰值“五四”运动之后，深受新思潮影响，因此思想上一向较为激进，被俘后自然很容易就对共产党的主张感到心悦诚服，自愿回东北军做劝说工作。而高福源到甘泉劝降之事，又很快被王以哲军长得知，王当即经甘泉守军电台转电高福源，令其迅速前往洛川67军军部一谈。高得电后立即出城征求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的意见，同时表示愿意进一步见王以哲说明共产党人的联合抗日主张。彭德怀对此自然当即表示同意。随后，高福源于1月8日前后即前往洛川见王。一周之后，即1月15日，高福源就带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返回了甘泉附近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据高福源说，他在洛川不仅见到王以哲，而且张学良也亲自驾机飞来与他谈话，结果不仅王以哲对于中共共同抗日的主张深表赞成，而且张学良也表示愿意亲自与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这种情况确让彭德怀感到意外。如果说王以哲为了避免再度损失部队而有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