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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雪白血红-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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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热乎劲儿赶紧打,不然就更打不响了。可那“玩艺儿”也跟着冷缩了,就剩那么一点点,不好使了。后来就把枪栓卸下来揣怀里,打仗时再装上。一仗下来,看吧,什么穿戴都有,连美式雨衣都套巴上了。
从敌尸上扒衣服,自己人也扒。没法子,顾活人要紧。
若是受了伤,连伤带冻,就更糟了。
老人都说,双方倒在战场的,大都是负伤后冻死的。伤员向后转移,路上也有冻死的。
三保临江小荒沟战斗中,瞿文清右膝盖被子弹打穿。夜间,部队正往山上冲。他强撑着包扎好伤口就昏过去了。醒来后,全身冻僵一动不能动。月亮照在惨白的雪地上,周围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他觉得自己不行了。这时,听见有人喊:排长,1排长。迷迷糊糊中,他听出是连里文书,他当班长时的“巩固对象”于振海(离休前为山东泰安市体委主任)。
在爬犁上躺了三天,到了长白山里的一个医院。一条麻袋絮满乌拉草,把两条腿装进去,上面再压条被子。两个民工换着位,他躺在上面迷迷糊糊似睡不睡。快到了,他觉得两条腿挺痛。一看,被子不知什么时候颠掉了。
在四保临江和三下江南战斗中,在黑土地3年内战中,究竟冻死冻伤多少人,没有总统计(也可能有,笔者未见到)。零星见于各种资料的某个时间、某个纵队的数字是:1947年1月17日,“6师夜行军中冻伤700多,轻者手足冻肿,重者即发黑,有的冻掉手指甲,有的可能残废”。
同一天,“寒流侵入,哈尔滨附近降至零下40多度,满洲里零下57度,为六十年间仅有现象,致一星期内火车开不动。前方部队作战伤亡二千余,两昼夜冻伤八千人,故被迫停止作战”。
同年1月24日,“1纵冻伤,轻2034人,重644人,其中少数可能残废”。
同年12月,“冬攻后不到半月,已冻伤八千余人,重伤约三分之一”。
有些亲历者推测,冻死冻伤总数,当在10万以上。
国民党应低于这个数字,因为他们的御寒装备好得多。
脚是最宝贵的
打阻击的3纵羡慕4纵,打游击的4纵也羡慕3纵。
太苦了那两只脚了。
从新开岭战斗前个把月就不停地走,一直走到四保临江结束。
原军委工程兵副司令员胡奇才,当时是4纵司令员。老人说,新开岭战斗前,12师已经两天没合眼,没坐下来吃顿饭了。参谋长李洪茂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歇个把小时弄点饭吃再走。我说:现在走1里胜过将来走10里,现在走1小时胜过将来走10小时。你把这个意思告诉部队,让大家再咬咬牙,就说我代表纵队党委谢谢大家了。
赵斌老人说,四保临江期间,每天都走70里,80里,有时100多里。
要在敌人背后捅刀子,拉回正面的敌人,就得多打仗,打胜仗,把敌人打痛。这就得攻其不备,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就得多走,快走,不停地走。只有两个师兵力,若在一个地方住上几天,叫敌人瞄上了,抓住了,就难脱身了。为了迷惑敌人,番号经常变,今天叫“江南部”,明天叫“黄河部”。还给自己升官晋级,团长叫“师长”,师长叫“司令”。这些都得走,靠两条腿一步一步地走。
这段时间,4纵走路是最多的。但在黑土地3年内战中,要想说出哪个纵队走的路最多,那是困难的。
所有老人一臻的见解是:脚是最宝贵的。
某军政治部原副主任张耀东老人说:当班长的基本功,也是管理教育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得把全班同志的脚管好。
到宿营地,正副班长三件事,一洗脚二喝水三吃饭。买柴找锅烧开水,什么不管先管脚,吃不上饭也要洗上脚。先温水,再加热,把走麻了的脚烫得觉出痛才算好。觉出痛了就是血液流通了,脚就是你的了。烫完了再挑泡。正副班长要一个个检查。有的睡得死死的,耳边打雷也不醒。你就得给洗,给弄。
不然,第二天你就背枪,背背包,甚至背人吧。走好路才能打好仗,走路靠脚。
那时候发服装,衣服长了短了肥了瘦了,无所谓。最要紧的是鞋,是鞋合不合脚。那时不像现在,司务长几个月前就拿本子来问你要多大号的。一堆穿戴发下来,大了小了先班里调,班里调不开连排调。再调不开,有人就和老百姓调,别的违犯纪律不行,为了脚,领导睁只眼,闭只眼,一般都能原谅。没有脚不能革命,脚是革命的宝。
那时讲怕苦怕累,主要就是怕走路。不怕打仗怕走路不是个别现象。有些人开小差不干了,主要就是怕走路。那路也真有点走不起,特别是那些腿脚不好的,遭老罪啦。
黄达宣老人说,在那个穿棉袄的夏天里,他那个连带枪开小差的副连长,就是个平板足。他打仗好,人缘好,就是走不得路,一瘸一拐的,大家都替他难受。当时一跑就是几个人。路上有敌人,有“胡子”,老百姓也打。他是一个人走的,大家说他带枪是防身自卫的。大家都希望他能平安到家。以后再没听到信儿。从吉林到苏北,那么远,很可能是路上被害了。
黑土地上的行军纪录,先有1师三下江南一昼夜140里。接着,2师创一昼夜150里。秋季攻势中,23师一昼夜走185里。辽沈战役中,16师一昼两夜250里。
当时的1师政委梁必业老人说,侦察报告,农安北郭家屯有敌人。饭不吃,觉不睡,连夜就往那儿赶。飘风扬雪的,边走边啃干粮,渴了就抓把雪。敌人也知道土八路铁脚板厉害,可它哪知道我们这么不要命呀!那时我30多岁,正是好时候。现在别说走,就是坐车,那路也把人颠散架子了。
老人说,那时战前订立功计划,第一条大都是“行军不掉队”。凡是能打仗的部队,都能走路,都是铁脚板,飞毛腿。
很多老人都有走路睡觉的经验,骑马也能睡觉。有的睡觉还不耽误行军。
部队停止前进了,撞到前边人身上,有的拐个弯儿还走。有的睡着就栽倒了。若是夜间未被发现,冰天雪地中,就再也醒不了了。
有行军累死的。
走时一身汗,停下一身冰。连续地走,不停地走,吃不好,睡不好,体质差点,再生点病,这一切就难免了。人的承受能力本来是有限的。
今天拿着遥控器坐在电视机前的人,能想像出穿件汗淋淋的空筒子棉袄,在冰天雪地的“大烟泡”中跋涉的情景吗?能领会到在没膝盖深的积雪中穿着露趾头的张嘴鞋,在7月的骄阳下穿着破烂的棉袄,全副武装行军的滋味吗?
我采访过的老人,就是这样走遍了这片丰腴的黑土地。他们中的一些人,曾从江西走到陕北,又从陕北走向大江南北,再走到黑土地。又从白山黑水走到平津,走到两湖两广——一直走到天涯海角。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战争选择将军
——东野名将录之二、三
战争需要勇敢的士兵,更需要杰出的将军。
翻开黑土地3年内战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序列,从自治军到民主联军到解放军,历史波澜起伏,将军升降浮沉。
这是战争的选择。
战争是一位严厉的考官,它无情地淘汰不称职的将军,而在能够驾驭它的将军胸前,毫不吝啬地挂满光芒四射的勋章。
林罗“刘”——刘亚楼辽沈战役期间,来往于黑土地和西柏坡之间的电报,篇未和篇首大都是“林罗刘”,有时是“林罗刘谭”。
据说,电文署名,开头曾把老资格的政治部主任,后来被授予大将军衔的谭政,写在前面。当时的参谋长,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刘亚楼,毫不“谦让”:什么“林罗谭刘”?“林罗刘谭”!
换个人,可能就这么“林罗谭刘”下去了,直到“刘”以外的某个人,觉得不合适再更正过来。可那就不是刘亚楼了。
一个才气横溢的,与中国传统风格不大协调的东北野战军参谋长。
当年在刘亚楼身边工作过的老人说,“东总”几任参谋长中,没有一个能够超过刘亚楼的。有的老人说,在全军的参谋长中,刘亚楼也是出类拔萃的。
还有他不同凡响的性格和作风。
对人严,对己严,说干就干,干就得干出个样儿。布置任务,一条一条,精细严谨,明明白白。讲完了,问你有什么困难,要求。合理的,能够解决的,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而且是马上就给,从不“研究研究”。点子又多,主意又快,放手让你去干。干得好,大会表扬,小会表扬,功劳全是你的。干砸了,大会批评,小会批评:你有困难找我呀?我这个参谋长是吃干饭的呀?不就是给你们解决困难的吗?你提出来解决不了算我的,现在哭爹叫娘算什么?你以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家呀,这是打仗,要死人的,人死了就活不了!
他批评你,还让你讲话,反驳。讲得有理,能驳倒他,他欣赏你,重视你,重用你。讲不出理,那就算是犯到他手里了,非撸你个茄子皮色不可。有时撸完了,再出点子拿主意,还让你去干。
批评是轻的,动辄还拍桌子骂娘。
连纵队领导也敢骂。打锦州时,让8纵封锁机场。锦州有两个机场,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8纵来电报问封锁哪个。他火了:你们是“吃草的”呀!
完不成任务就通报谁,不管你是谁。
他就:有什么了不起的?顶多就不选我当中央委员呗。
李作鹏因能喝酒得名“大烧锅”。刘亚楼因上述原因被称为“肝火王”。
有的老人说他发火也能发到点子上。不管发火不发火,都是连讲带比划。同样一句话,从他嘴里讲出来,或是骂出来,味道就和别人不一样。
他讨厌几棍子打不出屁的人,讨厌懒散、不学无术的人。谁睡得早了点,他也不说话,进屋把灯打着,再把抽屉拉得“唏哩哗啦”响,把你折腾醒。谁起来晚了,他进屋把窗打开,再拽一阵抽屉走人。而他,点灯熬油,就在双城翻译了《苏军司令部工作条例》。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在远东军区当过少校参谋,啃了5年黑面包,俄语非常好。
能干会干,还能玩会玩,玩起来像干工作一样精力过人。被战争兴奋得连梦乡也硝烟迷漫的军人,也真该调节调节气氛。跳舞,打猎,“吹牛”(这是一些老人原话,相当于今天的“神聊”,“侃大山”)。双城那个小地方,有舞没处跳,到了哈尔滨有机会是必跳的。打猎可以,也只能忙里抽闲玩玩。“吹牛”最大众化,又方便。往那儿一坐,古今中外,海阔天空,一会儿就聚一堆人。
一次,讲起他19年当营长时,林彪看见了他。瞅一阵子,摸着他的脑袋说:这个小营长不错。他说:“林总”说我是个小营长,他才多大呀,不就是个24岁的小军团长吗?
有时,林彪也踱过来当听众。刘亚楼就站起来,叫声“林总”,或是“101”⑤。林彪就说:讲,讲下去。
对于林彪和罗荣桓,刘亚楼一向都是很尊重而又恭敬的,当然也就谈不上发火了。没有人会对此产生什么不舒服的联想。刘亚楼对林彪和罗荣桓的敬重,就像大家对他和林彪、罗荣桓的敬重一样。有的老人讲,林彪有事找刘亚楼,刘亚楼经常是小跑着去的。同样,司令部的参谋和处长到他那儿,也常是小跑。
一个典型的内向型性格,一个典型的外向型人物,配合、相处得默契、融洽,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其实,不可思议处有时正是可思议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说:“一个理想的参谋本部军官应该具有下列各项美德:忠于自己的信仰,机智,有节制,有牺牲小我的精神,具有强烈的个人信念,并且有才能将各种信念告诉他的指挥官。”
这些美德,应该说刘亚楼都具备。
有的老人说,刘亚楼的建议,几乎没有不被林彪采纳的。
从1947年夏季攻势开始后,共产党人在黑土地上的每次胜利,都有他的智慧在闪光。
除此之外,刘亚楼的贡献,是在司令部建设上。
用“小米加步枪”形容共产党军队装备之落后,是再准确、形象不过的了。
用“小米加步枪”来形容内战初期一些部队的司令部工作水平,也同样准确而又形象。
游击战和正规战的司令部工作,是有很大区别,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即便是游击战,土八路的一些参谋也不能说是称职的。该参谋的不参谋,不该参谋的瞎参谋,有的甚至不经请示就擅自调动部队。一些堪称游击战专家的师团长和纵队司令,也不习惯于司令部的参谋。打游击打惯了,有的打仗扔了司令部,独往独来,“我就是司令部”。
刘亚楼上任后,很快就引入了正轨。
开辨各种参谋集训队,他亲自去讲课,结合部队实际讲解《苏军司令部工作条例》。请“东总”和纵队、师团首长和有经验的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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