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镜头中的周恩来:生动再现第一代领导人风采(选载)-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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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跳舞中是怎样调查研究，怎样做工作的呢？随便举个例子。
郑淑云是周恩来的保健护士。她第一次见周恩来，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场上。谈话是在舞会休息时开始的。
“你什么时候来北戴河的呀？”周恩来问过姓名、年龄及家庭情况后，放慢了讲话速度。
“中央异地办公，从开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志们一起过来了。”
“这个地区的地方病是什么？”
“哎呀，不知道……”
“你是医务工作者，领导没给你介绍吗？”
“光是从安全方面介绍一下，地方病可没说。”
“没介绍你也没调查？这就是问题。安全也要以预防为主。到一个地方就要调查研究这个地方的状况，作为医务人员特别应该查清这个地方的发病情况，这样才好开展工作，做到有的放矢。你说对不对？”
“对的。”
“那么地图你看仔细了？”
“看了，否则找不到首长。在杭州我给罗部长做蜡疗就迷了路，摸黑转了半天……”
“哈哈哈，就是嘛！吃一堑长一智，这就提高了……”
“哎呀，舞曲开始了。总理，你去跳舞吧。”
“你会跳吗？”
“我不会。”
“一次没跳过？”
“跳过两次，也是人家带着我……”
“那好，这次我带你，我来教你跳。”
“哎呀，我，我会踩你的。”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稍稍后仰，一边笑一边指郑淑云脚下，“不要紧嘛，你穿的是软胶鞋。”
郑淑云脸红了，把手递给周恩来。跳出第一步时，仍在喃喃：“可是，可是，您带我跳会很累的。”
周恩来放低了嗓门，小声说：“放心跳吧，累点正好运动。”
除了喜爱跳舞之外，周恩来亦很喜欢赏花。海棠花的明艳，荷花的出污泥而不染，等等，都为周恩来所喜爱。
作为政府总理，一位伟大的外交家，周恩来陪同来访的外宾和出访时观花赏景机会自然很多，但这些毕竟属于公务，只能是走马看花，匆匆而过。
海棠花鲜艳，漂亮，招人喜爱。它结的果实味美，又甜又酸，开白花的结红海棠，开红花的结黄海棠，果实累累，挂满枝头，真像花果山。海棠花开的季节，周恩来白天常常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抽几分钟散步观赏；夜间工作劳累了，有时散步站在甬道旁的海棠树前，总是抬着头看了又看，从它那里得到一些花的美色和花的芬芳，稍稍休息，然后又去继续工作。
花开花落的海棠，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情谊，伴他度过了二十多年的美好时光，只有它最知道周恩来几多繁忙，几多快乐，几多忧愁。
在花里面还有人生的大道理。革命烈士之子彭伟光在回忆文章里写道：“当祖国处在困难时期，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同政治无关的个人爱好问题了。”西花厅里有花园，有假山，还有水池，但是彭伟光却看到，花园里无花，鱼池里无水，也更没有鱼，假山不能喷泉。他曾好奇地问周恩来：鱼池里放点水，养点鱼，花园里种点花，植点草，既能新鲜空气，又能减少灰尘，该多好哇！
周恩来说：“你这个人倒挺会享受的呀！我这地方有鱼池，可以放水养鱼，那么其他人可以不可以这样做呢？”
彭伟光说：“不会的。”
“你太不懂事了，你懂得上行下效吗？”
“这个我听说过。”
“如果我当总理的可以养鱼种花植草木，那么下面的部长也可以这么做，各省省长，省委书记，地委，县委也可以如法炮制。在人民生活还处在困难时期的今天，这样我们就会脱离人民，人民就不会相信我们。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

情满西花厅（8）

周恩来赏荷花，大多是有事到颐和园时顺便为之。
1951年秋，邓颖超住在颐和园养病，周恩来时常带着侄女、侄儿去看望。他们园中散散步，赏赏花，有时还坐船游湖。几个人租用一只带篷船，泛舟昆明湖上。船儿在清香的荷花、荷叶旁漂过，微风袭来，好不惬意。
周恩来情有独钟的颐和园东北角的谐趣园，也是满池的荷花。除了满池清香的荷花外，这谐趣园特别像淮安城里的小勺湖，也是周恩来钟爱它的一个原因吧。
多才多艺的周恩来，情趣爱好原本很多，惜乎中国众多人口的众多事务，占去了他的全部精力和时间，使他个人的生活失去了应有的色彩，许多情趣爱好也只能是心中的“爱好”罢了。


第二章

走近周恩来（1）

第一次走进西花厅，杜修贤那颗忐忑的心立即被周恩来热情和蔼的举止所融化。初次见面，周恩来却在记忆的海洋里捕捉到了他往日的身影。
大家也许只看到周恩来永远忙忙碌碌，主持政务，其实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党和国家许多方针大计的制定他都参与了，甚至有些就出自他手。很多人都以为周恩来只是温和谦让，其实他有“钢”一样原则：在关键时刻，他有“当仁不让”、“非我莫属
”的气概；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更有雷霆怒颜、说一不二的威风。他和常人一样，脸上不是永远充满了阳光，充满了笑容，他也有苦恼，也有委屈，也有无奈。他不是圣坛上的周恩来，他也有情，也有爱，也有说不完道不尽的琐碎故事。
有人评价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三个人的性格时说，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举重若轻”，而周恩来则是“举轻若重”。也就说周恩来具有“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周密细致，扎实稳妥”的工作风格。的确，这是周恩来的性格，也是他的特长，这跟他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这是他长期在白区工作养成的作风。其实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说，他不仅处理好每一个局部，更注意到全局。因为任何大事必须从小事入手，这是一句醒世格言。
“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周密细致，扎实稳妥”的周恩来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了严要求——工作上不允许有丝毫差错！
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既“寒”又“暖”，“寒”是指他的严要求，而这种严往往是不讲任何情面的。他们虽然在总理身边却没有一点“神气”，“夹着尾巴做人”是他们的原则；可是在严的背后是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尊重、体谅和关心，处处洋溢着春天般的温暖。
有人说，在西花厅工作的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医务人员与周恩来、邓颖超组成了一个“大家庭”。这是一个团结、欢乐的“大家庭”。当然啦，在这个“大家庭”中还包括了许许多多由周恩来、邓颖超收养的烈士后代。
后来，一位新华社摄影记者也加入了这个“大家庭”的行列。他就是著名的红墙摄影师杜修贤。
见过杜修贤的人都会说他是条汉子！
是的，1米8的个头儿，宽阔的背脊，古铜色的脸膛，还有岁月的风霜染白的平顶“刷子”短发……构成了陕北汉子犹似黄土高坡那般浑厚雄壮、坚忍倔强的独特气质。
一旦和他相识，很快你就会发现这个“独特气质”中隐藏着许多精彩的细节。有两件生活小事可以说明。第一，他不介绍他那只端相机的手有何等奇功，可以稳稳托住按动四分之一秒的快门。只是用手夹着一支燃烧的香烟，烟已快燃到烟蒂，两寸多长的灰白烟灰虽弧形弯曲着，随着他摆动的指尖一会儿举向嘴边，一会儿落于膝盖，烟灰却垂而不落，直到这根香烟吸尽丢在烟缸里，烟灰这才粉身碎骨。这是一种罕见的平衡之功。第二，他没有过多的语言讲述他一生的经历，也不去评论中南海里的历史事件和风云人物，而是带着记者走进照片构成的历史瞬间里。记者惊呆了，这不是什么瞬间，而是一条由千万个瞬间汇集而成的历史长河，河宽而深。上面闪动着耀眼的光芒，卷动着激腾的浪花，也旋转着湍急的水涡……伟人领袖也好，风云人物也好，都在这条历史长河里施展身手，表现才略。他们在镜头里沉浮、流动、定格，几乎每一个瞬间都能构成一个永恒的主题。
杜修贤曾握住过中国最高新闻媒体的触角，在政坛新闻上“行走”了十多年。然而，就是在今天，他还是那样不善侃说甚至外貌有点威严冷峻，回避好奇者刨根问底的纠缠，更不允许作家们任意的文学加工。
他说，他这一辈子只讲真实和真情。
和他熟了，记者开始一点一点剥去酷似严厉的外表，窥视他善良温和的心灵。
故事也滔滔不绝地流出他的心窝……
1960年元月，杜修贤正式接到新华社的通知，派他去中南海，跟随周恩来总理，专门负责拍摄他活动的新闻照片。和杜修贤一同确定为专职摄影记者的还有侯波、孟庆彪、张彬，他们分别负责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的摄影活动。记忆里这是新华社第一次明确分工跟随中央领导人的摄影记者。那年，杜修贤刚满33岁，已拍了16年的照片。
杜修贤走进了人们向往、世界注目的中南海，同时也融入了西花厅这个团结勤奋的“大家庭”。
中南海的摄影师绝不是一般按按快门、调调焦距的摄影师，这点他很清楚。这不仅要求摄影技术的娴熟，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成熟。
这天，中南海湖面，一抹展平。晶莹的冰将所有的生气死死地封在底层，留着光洁却寒冷的美丽和太阳默默相对。
杜修贤到中央警卫局报到，转了组织关系。按规定，专职摄影记者的党组织生活由警卫局统一管理，侯波担任中南海摄影组的组长，杜修贤是副组长。
第一次走进西花厅，也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新奇，杜修贤心里绷得紧紧的。他握了握手里的“莱卡”相机，尽量分散这种命运转变带来的不自然情绪，他还要尽量表现出轻车熟路、稳操胜券的老练模样来。
西花厅院内环境幽静，空气清新。客厅在前院，是清代的皇家建筑，看上去似乎富丽堂皇，郁积着贵族的气息。定睛细看，就会发现，门窗檐柱上已油漆斑驳，露出了陈旧的木质，那骄横盛世的皇家气息已被岁月风化，变成了漫长历史演变的物证。室内简朴的陈设更将这种气息消逝殆尽，都是极普通的桌椅沙发，不仅式样陈旧还特别地笨重。
杜修贤站在客厅的一边，一会儿，周恩来走了进来。见总理走上前和电影记者握手，杜修贤就跨到跟前为他们拍照。连着拍了几张，周恩来走过来和杜修贤握手，刚握上手他突然调过头对别的记者说：

走近周恩来（2）

“哎……哎，我和老杜握手怎么没有人照相？”
杜修贤忍不住笑了，“相机在我手里，别人照不成啊！”
周恩来朝另外一个记者招招手，“我和老杜再握一次手，你给照一下。”
杜修贤高兴极了，和总理留一张单独合影，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读者可能有点奇怪，整天和总理在一起，怎么照一张照片还那么难？
周恩来是一个和蔼慈祥的人，同时也是严厉严格的人。到他身边前，杜修贤就知道了许多“纪律”，比如不能抢镜头，不能主动提出和领导人合影等规定。那时的人也很老实，不让合影就不合影，决然想不到找机会单独合影。所以许多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至今都没有一张和总理的单独合影。
周恩来和杜修贤单独握手后，看看他，若有所思。
“嗯……我以前看见过你……面熟嘛。”
刚才那一笑驱走的紧张又跟了过来，脸热良久，舌尖上也没能弹出一个音符。
以前见过？杜修贤在脑海里迅速筛找记忆……
1945年杜修贤在延安见过周恩来，那时他从重庆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在机场上，杜修贤挤在人群里，紧张地抓着一部苏联老大哥的照相机，一会儿举起，一会儿落下，奔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蛮以为能拍下周恩来潇洒、沉静、健美的身影，还没等从成功的幻觉中醒过来，猛然发现镜头盖没打开。巨大的懊恼顿时像刀在胸腔里剜，剜得泪都快出来了。怎么节骨眼儿上就出岔子呢？就像有人睡不着怪床歪那样，年少气盛颇为自负的杜修贤差点没把相机给砸了。那次纯属摄影新手的常规错误。
那天机场上人山人海，杜修贤淹在里面，连个头顶也没有冒出来……这绝不可能算是见过。
以前见过？1954年从兰州调到北京分社，后又到中央新闻组，倒是常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可……那些会议和活动往往场面较大，人数也多，尽管有时镜头离总理很近，但他都在聚精会神地讲话，怎么可能会注意杜修贤这个普通记者！
然而他确实记住了杜修贤，从他确信无疑的神态可以看出。
“我能到总理身边工作，一是组织的安排，二是……是我的运气好哇！”杜修贤憋了半天，说出这么一句话。
周恩来盯了他一眼，那眼神叫他吃不准是不是要责备他，心里不由得慌了起来。
“那哪能靠运气？工作要靠自己的努力嘛。你说是不是？老杜。”
刚才周恩来叫他“老杜”，使杜修贤不自在了半天，总理多大他才多大呀……
“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