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镜头中的周恩来:生动再现第一代领导人风采(选载)-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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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确定了，但在艺术上如何表现，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在当时，用艺术形式，特别是用歌舞这种形式来概括地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还处于探索阶段，有相当的难度。
正如周恩来所说：“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它不是写故事性的剧本，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
从内容取舍来说，要把中国人民革命这幅宏伟的长篇历史画卷浓缩在一方小小的舞台上，只能粗线条地勾勒。但如果处理不好，粗线条的勾勒往往容易流于平板、单调，成为某种政治说教，收不到深刻、打动人的效果。为此，周恩来和艺术指挥们一起商磋这个难题，就像科研人员攻关那样，拟订了几个方案，从几个方面把握和体验艺术的感觉。
周恩来以自己是创作者和一名观众的感受告诉大家说：“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首壮丽的史诗，是一个伟大的创作。文艺工作者要从中学习些名堂出来，这次要努力做到用艺术形式将这首史诗再现在舞台上。一定要注意把握所表现对象的特点，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平板、单调、贫乏的东西不仅不能使人受到政治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艺术享受；不仅不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反而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在谈到如何表现我党经历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五次武装斗争时，周恩来说，这五个阶段各有不同的特点，标志着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只有把握了这五个阶段的不同特点，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特色。他还说，表现这五次战争要注意不要千篇一律，不要一提战争就只是打仗，一提打仗就只是枪炮子弹。表现革命，有的时候需要雄壮的东西，有的时候也需要轻快的东西，有刚也要有柔，有统一也要有变化。我们党的斗争历史是刚的，因此，《东方红》这部作品的基调是刚的，这是统一，但也应该有优美抒情的歌和舞。革命是广阔的，革命感情是丰富的。
为了使《东方红》的创作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周恩来一方面或亲自或请熟悉党的历史的中央、军队方面的负责人给编创人员作党史报告；另一方面，在具体创作中一一进行指导、纠正。比如，在“星火燎原”一场中，原来只表现了共产党人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英雄气概，没有提及陈独秀的问题。对此，周恩来指出，对我党来说，蒋介石的叛变只是大革命失败的外因，陈独秀的错误路线则是内因。否则，蒋介石举起了屠刀，我党也能组织有效的抵抗，情况会大有不同。这是血的教训，证明只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开展工农运动，发展革命武装，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写清楚这一点，不仅是为了正确表现历史，而且对国际国内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表现“遵义会议”这个问题上，起初编创人员认为难表现，就用几句朗诵词一带而过。周恩来看后说，表现不表现遵义会议，是个原则问题，一定要用专场来表现。如果实在想不出好的艺术表现方法，就把遵义会议的现场搬到舞台上，用解说员向参观者解说的方式。后来，编创人员在舞台上设置了遵义会议的场景，加上了《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这首歌，以表现红军战士渴望毛泽东回到红军的指挥岗位上来的迫切心情。周恩来审看后又提出，上场的战士人数太少了，可以增加红军女战士和革命群众。按照历史的真实来说，当时的广大群众，包括红军战士，不可能知道我们党正在召开这次会议，但是，周恩来是从艺术真实的高度上去要求创作人员跨越历史高度的。这样一表现，反而将毛主席思想和他所代表的正确路线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体现了出来。
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前提下，周恩来十分注重细节的真实。在表现红军长征一场中，如何正确表现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当时有些争议。有人主张统称为红军就行，有人认为只提中央红军就可以。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处理。他说，张国焘虽然很坏，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不应歧视。毛泽东也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后来，三个方面军都表现了，欢庆三个方面军会师的歌也是周恩来亲自改定的。
周恩来对《东方红》的精心指导，实际情况还远远不止对主题和创意的指导。可以这样说，《东方红》的每一场、每一个细节，从歌词、歌曲、乐曲、朗诵词以及服装道具舞美等表演艺术手段的设计，都经周总理审定，渗透着他老人家的心血。每一次分场排演，他都亲自审看。正式公演前预演过8遍，周恩来竟然反复地看了5遍。每次演出后，周恩来都亲自主持座谈会，征求意见。
周总理对文艺工作一直非常重视，特别在解放以后，他经常会见文艺工作者，了解他们工作生活情况。有时他还直接参与演出，和演员一道唱歌、跳舞，场面特别亲切融洽。文艺家们也将周总理当作自己的知心朋友，无话不谈。这次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为国庆15周年献礼的一项大工程，自然有更多的新老演员有机会接触、了解周总理。记得当时许多参加《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的作家、艺术家、演员们对周总理对艺术规律的深刻把握敬佩不已，更多的敬佩还来自他民主的领导作风。
“文革”前的辉煌“绝唱”（4）
周恩来一向强调艺术民主，他在指导《东方红》的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他提倡领导、专家、演员一起讨论，鼓励大家在创作中打破框框。他说，在创作上有许多框框，洋的有框框，中国的也有框框，30年代有框框，解放后十几年搞的也有框框。如果被这些框框框住，怎能搞好《东方红》？
在讨论中，周恩来谈自己的看法时总是先声明：“我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对很多问题不
可能没有感触，包括文艺问题。我说错了，大家议论改正；说得不充分，大家补充；说得对的，供大家参考。人不可能不说错话、不做错事，我谈这些问题，就是提倡互相切磋，造成民主气氛。”参加《东方红》演出的一名年轻演员当时感叹说：“在总理面前，我觉得比在我们团长面前还受尊重得多。”
国庆15周年之际，首都文艺界隆重上演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又将演出后的会场的气氛推向史无前例的高潮。
辛勤的汗水终于赢来了热烈的掌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终于在1964年10月2日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到16日结束，共演出了14场。场面之大，演员之多，气势之恢宏，轰动了整个北京城。这是文艺界空前的盛举。《东方红》的演出，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而且还受到前来参加国庆15周年观礼的许多外国友人的盛赞。
《东方红》还在前台如火如荼演出时，周总理却将慰问和鼓励送到了台后。10月10日夜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接见参加《东方红》工作的北京和上海的几位同志周巍峙、黎国荃、许平、董本一，还有三位首都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周总理在作总结报告时，他没有谈到自己如何关心《东方红》的创作和演出，更没有将《东方红》的功绩归于自己名下，而是强调这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主要是：“朝鲜的影响，上海的基础，全国的力量。”面对掌声和赞誉，周恩来谦虚地说，这首先归功于毛泽东思想，再就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1964年10月15日，周恩来陪日本芭蕾舞代表团的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观看《东方红》，并领着他们到演出后台参观。清水和松山提出了许多绝对属于艺术上的专业问题包括灯光设置上的一个具体问题。周恩来娓娓道来，十分内行地一一作了使他们满意的解释。清水惊奇地睁大了双眼，“总理，你怎么会这样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在一旁的中国演员自豪地回答说：“总理是我们的总导演哪！”清水和松山泪光闪闪，说：“你们是幸福的，只有你们中国有这样的总理。”
1964年10月16日晚，人民大会堂将最后上演一场《东方红》。这一次，周恩来将陪毛泽东观看演出。整个演出，毛泽东一边聚精会神地观看，一边将满意的目光传递给几位当年一起打江山的老战友，和大家一起分享回忆峥嵘岁月的欢快。
演出人员谁也没有想到，在《东方红》热浪伴随共和国度过15岁生日时，中国西部一个更加令人振奋的消息在等待着大家，就在《东方红》即将落下辉煌的幕布的当日，即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里如诗如画地展现，一个激动人心的喜讯也在悄悄临近……演出终于结束了，大家又兴高采烈相聚在大会堂接见大厅的四周，等待中央领导人走进会场中心……毛泽东笑容满面，周恩来宁静微笑，刘少奇面容和蔼，朱德眉眼带笑……洋溢欢乐情绪的领导人在掌声中快步走向演员……顿时欢快的掌声淹没了整个大厅……
周总理走到麦克风前，他用双手向四周作了个停止的动作，然后双目又环顾了一圈，才开口说话。但是他一讲话，不由得让熟悉他讲话风格的人愣怔住了。
“今天正式开会前，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但是我要提三点要求：第一，大家不要跳，大会堂的楼板会承受不住的；第二，大家不要高呼口号，我的耳朵会受不了的；第三，注意维护会场秩序……今天我国西部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周恩来话音刚落，3000多人中间也像丢了个大炸弹，全场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有人开始蹦跳起来，接着更多的人也跳动了起来，人排像起伏的浪头不断跃动，欢呼叫声似巨响的浪潮在大厅里发出轰鸣声……
周总理见人们的情绪失去了控制，不由得着急起来，他两臂不停地做往下压的动作，对着话筒大声喊：“同志们，不要跳，不要跳，再跳楼板就要塌了！我再说一遍，大家不要跳！”
沸腾的人群，激动的总理，大家好像面对着原子弹爆炸的现场，情绪和感觉显得无法自控。
这个在接见《东方红》演职员前的插曲，将接见会场的气氛推向史无前例的高潮，所有在场的人只有一个感觉：作为中国人，此刻是多么地幸福和激动！虽然原子弹爆炸场面在万里之外的大西北，但在场的所有人心灵都感受了它强烈的冲击波和震撼力。
这是我们中国人期待了一个多世纪的“蘑菇云”！是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侧耳凝听的惊雷！
10月16日，这个在历史上极平常的日子，老天爷却有意地安排了两件大事：中国原子弹爆炸，蘑菇云冉冉腾升翻动的时候，莫斯科的电波送来一条新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
这个消息同样令国人雀跃不已！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撤走专家、逼债，又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而雪上加霜的人们，刻骨铭心地记住了一个好似仇人的名字——赫鲁晓夫。突然听见他下台的消息，更增加了原子弹爆炸后的热度。
第八章
战友深情（1）
李富春与蔡畅和周恩来夫妇一样，携手走过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风雨金婚之旅。两对模范夫妇都有表达感情的独特方式。
众所周知，周恩来与邓颖超堪称中南海里的模范夫妇，是老一辈领导人中为数不多度过金婚纪念日的终身伴侣。他们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忠贞不渝的爱情至今仍传为佳话。但人们却很少知道中南海里还有一对亲密的革命伴侣——李富春与蔡畅。他们和周恩来夫妇一样
，携手走过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风雨金婚之旅，同时这两对终身伴侣又是半个多世纪的至交好友。他们的夫妻情、战友情感人至深，留下了一段令人难忘的人间真情。
李富春长期从事计划经济工作，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东北卓有成效的经济计划工作，不仅有力地保障了三大战役的后勤供应，而且还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为此，他被中央视为中国经济计划工作的奠基人之一。
1953年，李富春和陈云作为周恩来的助手前去苏联，制定了中国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书。从这以后，李富春和陈云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财经工作，协助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成为周恩来的左右臂。
蔡畅自从1942年担任中央妇委书记以来，一直是中国妇女界最高领导人。邓颖超在解放后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成为蔡畅的“手臂”。她们不仅是工作的正副手，同样也是多年的亲密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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