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大传(选载)-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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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在敌人未发现守军的作战企图前，各部队必须保持肃静，不准喧哗。9月18日晚11时半左右，“镇嵩军”贾济川师长亲自指挥约三旅之众，携带大量云梯和其他攀城工具，悄悄向城西北潜行，先头部队的一个营到达护城河边，即派人与戴万镒联系。当两人联系好后，“镇嵩军”的士兵就用自带的攀城工具和城上放下来的绳子，开始爬城了。当一旦爬上去，就被守城的士兵先缴枪，同时用毛巾、破布等物塞入口里，迅速转送城内，由城内部队捆绑、看管。就这样前后诱吊了一百多人。
遗憾的是当李虎臣的马弁苏养森去缴敌一连长的盒子枪时遭到反抗，苏用枪去吓唬时不慎走了火。城下的敌人听到打枪就喊话，城上的士兵没沉住气，就相继向城下开起火来。一时间，炸弹齐掷，砖石俱下，来敌混乱，自相践踏，仓皇逃命。在城外埋伏的部队，随即向逃敌展开了夹击和追击。这一仗“镇嵩军”伤亡惨重，丢下了数百具尸体，当晚缴获的枪支就有400多，第二天还从护城河里捞出了长短枪二百余枝。① 这是坚守西安时期“镇嵩军”伤亡最大，守军缴获最大的一仗。6月杨虎城赋诗二首。《养病中州会馆遇张君天昂感怀旧事赋此赠之（丙寅仲夏）》去年虢国赠羔裘，今日罗衫此地游；荏苒光阴快似箭，干戈扰攘几时休！《病夜失眠有感（丙寅仲夏）》秦豫年来苦战争，愧余多病志无成；难凭人事听天命，静坐北窗诵佛经。 7月10日赋《感时局（丙寅六月朔）》西北大风起，东南战血多；誓摧铜马尽，还我旧山河！
坚持斗争 反对投降（1）
刘镇华的军事进攻在守军的英勇反击下都遭到了惨败。于是他就将军事的重点由“攻”转为了“围”，企图从物质和精神上摧垮守军。1926年6月初，城外小麦成熟。刘镇华为了断绝城里的粮源，不管百姓死活令部下放火，焚毁了西安郊区10万多亩就要收获的麦子。一时间，“白天浓烟蔽日，入夜火光烛天”。
乡亲们眼看着辛苦了一年，即将到手赖以活命的粮食被毁，痛恨以极。从心里痛恨刘镇华和“镇嵩军”，更加支持西安保卫战。坚守西安，粮食是主要的条件之一。以往西安城内存粮不多，都依赖外县运来。所幸围城的前一年，陕西小麦丰收，因地方战争频起，有钱人、地主等纷纷进入西安避灾，遂附带运入一大批粮食。所以在围城后过了五六个月之久，虽说粮价逐渐上涨，但尚有买卖。
而7月以后，粮食问题就十分严重起来。起初，是价格不断上涨，接着是有价无市买不到粮。为了减轻粮食压力，守军曾组织了几次掩护群众突围逃生的行动，都没有成功。到了秋冬之季，百姓冻饿倒毙街头的情况时有发生。由于缺粮，也发生了一些守军擅自闯入民宅搜粮的事件。为严肃军纪，维护百姓利益，守军总司令部布告全体官兵：严禁进入居民家中搜粮，违者严惩不贷。杨虎城手下的上尉副官赵文魁，因违反此项军规被枭首示众。杨虎城召集其部营以上军官讲话：“北洋军阀祸国殃民，是人民的敌人，刘镇华是北洋军阀的走狗，我们抗击刘镇华，就是直接打击北洋军阀，也就是协助革命军北伐。我们坚守西安也是为西北革命军人争人格，我们一定要坚守到底，取得最后胜利。万一不幸西安被敌攻破，我部官兵必须坚守防地，与城共存亡，与敌巷战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不要大家战死而我独生，我已下定决心，城破之日我就自戕于钟搂底下，以谢大家，以谢人民。”讲到此，声泪俱下，听者深受感动许多人都流下热泪。他又说：“我们革命是为救国救民，尚不顾老百姓，怎能算得革命。近来，各部队往往各派官佐到居民家中征粮，秩序太乱，这还能坚守西安吗？从今天起，各部队必须营长以上官长才准许征粮。倘有不遵规定，私自征粮者，在哪里查出，即枪毙在哪里。”从而刹住了部队入民宅搜粮的歪风。守军绝粮后，李虎臣、杨虎城等将领将自己心爱的坐骑交给士兵宰杀充饥。而百姓们也到了无以果腹，“掘鼠罗雀”的地步。入冬以后，天气渐冷。每天都有数以十计乃至数百人倒毙在街头巷尾。就这样艰苦，广大官兵忍饥挨饿，依然坚守着自己的防线。刘镇华则一面采用军事和经济的手段对付西安军民，一面使用出分化、利诱、威胁等卑劣手段来。他先利用张益谦（陕西华县人，曾任财政司司长，因贪污甚多，逃往山东）持陈树藩的信来讲和。李虎臣允许见面，而杨虎城和卫定一都不同意。李与张约定，让张从东梢门进城，并派人去接，杨虎城得知后便命令守军当看见张益谦人影出现时，即开枪射击，吓的张狼狈逃遁，没有完成使命。
接着是城内大绅褚小毖鼓吹“和平”，暗通城外刘军为其刺探军情。被杨虎城发现后逮捕枪毙，镇压了投降活动。这是坚守西安时的一个重大事件，从此再无人敢提“和平”问题了。 9月26日，吴佩孚派飞机轰炸西安，并散发传单，分别悬赏10万元和5万元，索取李虎臣、杨虎城的首级。
10月24日，又有两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抛撒传单，进行挑拨离间、威胁利诱，但守城军民始终不为所动。刘镇华黔驴技穷，气急败坏。他得知杨虎城在城内守军中是最“死硬”的，而杨又是个大孝子，对母亲极其孝顺的消息后，就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四处派人搜寻杨的家人，企图以杨母来胁迫杨虎城就范，动摇其守城的决心。对刘镇华的阴谋，杨虎城不为所动。杨下令，不许任何人在他面前提起有关他母亲的任何事情，违者重罚。杨拯民回忆说：“刘镇华派人到处搜寻祖母孙一莲。为了避难，当时祖母和蕙兰娘带着我正在由富平县向北同官（现在的潼关）转移。有一天，我们正奔波在路途中，突然遇到一小股兵士拦截盘查，和护送我们的卫兵交上了火，枪声乒乒乓乓。祖母把我抱到一个崖边，背靠着土岩躲避。祖母怕我的耳膜被枪炮声震坏，就用手将我的两耳紧紧掩住。过了好大一会枪声才平静下来。得知原来对方是井岳秀部划过来的由左协中率领的那部分队伍，他们正在巡逻。本属一家人却闹了个误会，虚惊一场。”8月15日杨虎城赋《夜雨述怀（丙寅七月八日）》敌垒四郊多，疮痍其奈何！涤氛天有意，终夜雨滂沱。8月20日赋《感时（丙寅七月十三日）》伤心痛苦，民国十五。名虽共和，政愈秕腐。莽莽神州，内忧外侮。愿我同袍，努力奋武。戡定大乱，万姓鼓舞。9月21日赋《中秋望月有感（两首，丙寅八月十五日）》
坚持斗争 反对投降（2）
（一）时雨新晴后，中秋登禁城；冰轮乍涌出，星汉失光明。
（二）烽火连三季，风物倍凄然；骊山吐皓月，清辉满长安。
援兵解围 军民同庆
由于西安军民的浴血奋战，拖住了北洋军阀的数万大军，有力地支援了南方的北伐战争；为冯玉祥在苏联人和共产党人的支持下重新组建国民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1926年年初，时为国民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在北洋军阀的压迫下，被迫通电辞职，并将国民军改称为“西北军”。自己由蒙古进入苏联进行考察访问。5月间到达莫斯科，会见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党、政、军领导人。接触了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刘伯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等。在刘伯坚、蔡和森等人的帮助下，冯玉祥的思想有所转变。
7月初，在国民革命政府发布北伐动员令、中共中央发表北伐宣言后，中共北方负责人李大钊委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前往苏联敦促冯玉祥回国。希望冯重整国民军，参加北伐。7月下旬，于右任抵达了莫斯科，与冯玉祥进行了会晤。会谈中冯玉祥欣然接受了李大钊关于“重整国民军，进军西北，解西安之围；出潼关，策应北伐”的建议。并争取到了苏联政府的一些军事与财政援助。
8月中旬，于右任、冯玉祥先后从莫斯科起程，由蒙古回国。在冯玉祥的要求下，中共派出了刘伯坚、邓小平等30多名共产党员回国，到西北军中从事政治工作；苏联政府派出了乌斯曼诺夫等10多位军事、政治顾问帮助国民军，并在物质上给予很大的援助。9月7日，国民革命军占领汉口。9月17日，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国民军联军在绥远五原举行誓师授旗典礼大会。于右任代表国民党中央向国民军联军授旗。由孙良诚任援陕军总指挥，方振武为副总指挥，率部分别从甘肃和绥远五原入陕以解西安之围。当时，西安城内还没有无线电设备，通讯完全要依赖人的传递。围城后西安与外界的联系完全断绝。守军开始并不知道形势发生的变化，后来传来冯玉祥五原誓师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西安军民战胜刘镇华的信心。10月初，孙良诚为首的援陕军前锋已到陕西兴平。10月中旬，于右任在乾县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商定由孙良诚部驰援西安守城军民，并采纳邓宝珊之建议确定部队由兴平强渡渭河东进。
10月20日，三原之围解除。以于右任为总司令的陕西国民二军、三军临时总司令部在三原成立。随后，援陕国民军和陕西国民军联合向刘镇华的“镇嵩军”发动了进攻，力图打破对西安的围困。西安的守城军民已经听到了隆隆的炮声，期待着最后的胜利。可是，国民军的进攻遇到了敌人的顽强抵抗。孙良诚部在咸阳作战受挫，使其一度产生准备撤退的想法。当他把这一想法与苏联顾问商量时，苏联顾问严肃地对他说：“孙将军，什么叫援军？西安数万军民被敌人围困了那么久，日夜在盼望我们，而我们一失利就退却，将如何面对被围困的军民？我不同意这样的计划。”孙良诚坚持要退却，苏联顾问也急了说：“我没有接到退却的命令，你要退可以，但请你先把我枪毙掉，否则你就不能退。”在这位可敬的顾问坚持下，孙良诚打消了退却的念头，率领部队经过四十几天的奋勇作战，加之城内部队的不断出击，终于在10月27日晚，迫使刘镇华的“镇嵩军”全线撤退，西安解围了！当晚，西安城内军民兴奋得彻夜未眠。第二天，天还未亮。“男女同胞扶老携幼，游街玩巷，不啻奔出水深火热之中。浩劫余生，庆骨肉之团圆，狱中饿囚，睹和平丰乐之象，正如饮清凉散，坐春风中”。杨虎城在守城最后阶段赋诗有：10月15日赋《重阳远眺（丙寅九月九日）》日暮晚霞辉，鸣鸦觅巢飞；来朝扫残寇，三军凯歌归。10月17日赋《偶作（丙寅九月十一日）》长安困守余薪胆，不寐中宵望斗牛；扫去搀枪出水火，青钢剑血染仇雠。
可歌可泣 永远铭记（1）
坚守西安之战，是在杨虎城等国民党人的领导下，在以魏野畴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社会进步力量的积极参与下，在广大人民群众舍生忘死的支持下进行的，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守城战中，首先是杨虎城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他以谦虚和团结精神，促成建立了以李虎臣为首的统一指挥机构；他不拥兵自重，而勇挑重担，他所属的部队担任的防线最长、任务最重；几次凶险恶战，他都身先士卒，英勇杀敌，化险为夷；守城期间，局势多变，但杨虎城始终立场坚定，处乱不惊。
例如：7月7日凌晨2时，南院门巷火起，延烧十余家，危及粮库。午前10时，三师总兵站站长郭文卿与高小云到中州会馆谒杨虎城。高云：“听见城内火起及响声，疑为枪声，以为敌军进城，故甚惊慌。”杨笑云：“即是敌军进城，巷战亦有办法。”郭文卿1934年在《西安城围日记片断》一文中说：“其言甚壮，其气尤静，从容坐镇，成竹在胸，且豪迈坚卓之气概，有百折不挠之雄心，实守城成功一大原因也。”② 1926年11月7日，北京《晨报》有这样的报道：陕西省城固守城内之陕军，杨虎城态度极为坚决，绝对不与刘镇华言和。杨对部下宣称：“虽留我一人，我还非死守不可。有倡言和者，即以军法从事。”月前曾以言和杨真枪决数人，于此可见其态度之坚决。李虎臣虽较缓和，不无有与刘军言和之可能，但亦以格于杨势，不能特立独行。西安守城的胜利，也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成功合作的典范。共产党人魏野畴在开始决策是否守城时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守城期间，魏野畴、杨明轩、刘含初等运用其身份对李虎臣、杨虎城、卫定一等高级将领及广大守城官兵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宣传和鼓动工作。
中共西安地委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名义（当时国、共两党为一家），积极开展了许多支持陕军坚守西安的活动：组织学生，成立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