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大传(选载)-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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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向镇内撖射，那些护运的队伍，垂头丧气，顿时混乱。一、二营趁机猛扑，在不大的时间内结束了战斗。这时陆洪涛的迎接队伍已距铁佛寺不远，只好撤回。是役计缴获各种枪械一千多枝，子弹五六十万发。这对于当时枪弹两缺的靖国军第三路来说，确实是一次了不起的补充。”靖国军第三路司令杨虎城，在缴获了甘肃陆洪涛枪弹之后，积极充实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亲自督促，加紧各营的训练，经常在直军驻地附近举行军事演习，以熟悉那些地区的地形和迷惑直军的注意。
同时联合第一路军李夺，筹商扩大靖国军的政治影响与军事地区的计划。适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全部开出关外，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可利用来打击在陕直军的好机会。于右任遂令第三和第一路第一支队麻振武部，共同进攻马嵬（杨贵妃自杀的地方），于得手后，趁机向兴平、咸阳扩大战果。
4月21日杨虎城率部东进，22日拂晓以装作军事演习模样，趁马嵬敌军迷惑不清疏于防范之际，一举攻占马嵬，全歼直军阎治堂的两个整营。第二日敌纠合附近所驻的各部队，猛力反扑，杨军奋勇抵抗，战斗极为激烈，终以友军没有及时赶到，被迫撤回原防。这一仗按当时情况说如果第一路的麻振武部能在杨部攻占马嵬时赶到，不给敌以喘气机会，攻占临近直军的一些据点，第二日敌人可能不会组织反攻，即使第二日敌人反攻，在双方鏖战正酣的时候适时增援，则杨部也不会放弃已攻占的马嵬。可惜的是麻振武贪图小利，在答应出兵策应的那天晚上，没来马嵬却分兵两路去终南山麓攻夺直军的军用物资，而由于晚间两路联络不好，彼此误为敌人互相打起来，反被守护物资的直军，趁其互打混乱之间，给以猛烈的攻袭，麻振武率残部狼狈逃回岐山。
直军并不以恢复原防地——马嵬为满足，为了消灭这支革命性最强，对他们威胁最大的靖国军第三路，集合了直军阎治堂第二十师、郭金榜第二旅及镇嵩军第五路柴云升部等北洋军，配备大炮40余门，向杨虎城部发动了全面进攻。而杨部，既无炮兵，武器也不太好，就以步枪刺刀、手榴弹与倍数的敌人相拼。史家疙瘩的阵地守卫战打得尤为惨烈。杨部守军只有一个连，而镇嵩军第五路柴云升部，用全部兵力昼夜进攻好几日，反复争夺阵地，在其他部队的增援下打退敌人五个营的进攻。后来，大部队转移时，留下周子健连在该处掩护，该连最后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拼坏了，就用镢头、铁锨和敌人拼命，就这样坚持了三天三夜，掩护了大部队从容撤退。在武功坚守战的半个多月的昼夜战斗中，北洋军依仗优势兵力、优势火力，用40多门山野炮，不停地轰击，多次组织强攻。由于杨虎城指挥有方，身先士卒，将士用命，阵地始终屹然未动，敌军始终未能突破防线，两军形成对峙状态。后来由于北洋军不断增援，对杨的部队形成四面包围的情势。同时由于部队长期作战，兵员和枪弹得都不到补充，很难坚持。不得已，杨虎城5月5日放弃武功退到岐山，与靖国军第一路的部队靠拢。
浴血苦战 坚持到底（2）
1922年5月11日杨虎城率领经过苦战的部队到达凤翔县的田家庄。受到总司令于右任和第一路官兵的热烈欢迎。杨、于会合后，对形势做了认真的分析。认为就全国整个形势来说，对革命是不利的南方，孙中山广州革命政府遭受挫折；北方，陕西靖国军大部已被瓦解改编，第三路虽然高擎靖国军大旗，但终究势单力薄，一时扭转不了大局。为图今后的革命大业，应该保留好这批革命的骨干、种子，而决不能让敌人消灭了。杨虎城对于右任表示说：“你到广东去找孙中山先生，看今后怎么办。我带队伍去沙陀国（指陕北）敬待后命。” ③经与于右任及部属商议后决定，派小部士兵护送于右任经甘南绕道重庆去上海，向孙中山先生请示机宜；由杨虎城率第三路军其余主力杀出重围向陕北转进，依托陕北镇守使井岳秀以保存革命实力，为西北保存革命火种，徐图再起。①贾自新：《杨虎城年谱》。②孙蔚如：《杨虎城在武功继续坚持靖国军旗帜》，《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5页。③同上，第8页。
第五章 接受新思想
隐匿沙陀 蓄势待发（1）
1922年5月29日，杨虎城率领部队离开田家庄，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部队经过两千余里的作战，跋涉进入了号称沙陀国的陕西北部。当时的陕北以人烟稀少、贫瘠而著称。从延安到榆林经过安塞、保安、靖边等县，但由于荒芜辽阔，不见村落，使得部队几天都找不到食物，饥饿难耐。杨虎城后来回忆此情说：“当时走在前边的部队，有时还可以找到一些红苕之类烧着吃，官兵的嘴都吃成黑的了。我到了宿营地，大家正在吃烧红苕，却没有一个人对我表示礼让，只有一个老炊事员向我做了一个礼貌性的表示，但他手中那半块红苕还是塞进他口里去了。”①从这段回忆，可以感受当时的困难，也可了解到杨虎城与兵甘苦与共，才能将这批关中子弟带出家乡，浴血疆场。杨虎城决定将部队带入陕北后，立即派人与时任陕北镇守使的井岳秀联系，希望得到他的容留。井岳秀是革命先驱井勿幕的哥哥，曾领导过陕西的辛亥革命，与杨是蒲城同乡。杨虎城参加革命受井勿幕的影响很大，对他很崇拜。杨的副司令李子高（李德升）曾在井岳秀手下当过军官，参谋长蒙浚僧（蒙发源）与井还是好朋友。由于上述诸多渊源，井岳秀也为了扩大实力，就同意让杨虎城的部队进入他的防区。
杨虎城率部抵达榆林之后，派参谋长蒙浚僧去跟镇守使井岳秀洽谈，经双方协议商定了三条协议，即：（一）杨虎城目标过大，宜暂时离开部队，住在榆林城里；（二）把部队改编为陕北镇守署暂编步兵团，以李子高（德升）为团长，孙蔚如为副团长，下编三个营；（三）部队分别驻在定边、靖边、安边等地，即陕北的三边，传说中的“沙陀国”。 这时，杨虎城的情感是复杂的。一方面是感到欣慰，看到部队经过长期征战终于找到一个能够栖息休整的地方，有了训练、休养的机会；另一方面，想到原有六部之众的靖国军，现已作鸟兽散。就连自己一手创建，长期生死与共，本欲将靖国军旗帜坚持到底的这部队伍，也不得不易名而寄人篱下，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心里考虑最多的，还是如何跟随孙中山将革命坚持下去。
在部队刚刚到达陕北不久，即于10月派姚丹峰赴上海向孙中山汇报情况，并请示今后的行动方向。姚丹峰后来说：“1922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时候，杨虎城将军派我前去谒见，并随身携带一份用绢写成的报告材料，内容是向孙先生报告杨的部队从关中转至三边的情况，并请孙先生指示今后行动的方向等问题。杨将军当时在榆林，我由榆林出发，经过米脂、碛口、顺德，直达上海。我在顺德住了几天，见了胡笠僧，并将杨赠胡的一匹马交给了胡。到达上海，我先见了于右任先生，由他引我去见孙中山先生。我把随身携带的报告交给孙中山先生后，并当面把杨部的实力和转战情况向他汇报，请示今后如何办？孙先生让我在上海住几天，等他们研究后再作指示。孙中山先生是因陈炯明叛变被迫从广州来上海的，这期间全国的革命形势颇受挫折，全国各地只有杨虎城先生一人派我去见他，因此孙先生很高兴，我也认为这是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我按照孙先生的意见先在上海住下，等待着孙先生研究后的具体指示。
我在上海住了10日，曾与胡汉民、汪精卫、谢持等见面，他们均对杨先生革命意志之坚强深表赞许。在我即将离沪回陕时，承蒙孙中山先生召见，孙先生让我告杨先生，无论如何设法使部队存在，保持革命力量。我告诉孙先生，杨先生部转至富县时，即派蒙浚僧前往榆林见井岳秀，研究部队驻地及今后如何发展。蒙浚僧走后部队即向三边转进，杨先生随后到榆林见到井岳秀，并把部队作了安置。孙先生听后很满意，叫我转告杨先生，同意杨先生作如此安置，请杨先生出省到上海来，与各方面的同志见一见面，将来时机成熟时联系起来也方便。孙中山先生让我带给杨先生一个函件，内容与当面指示相同。”②10月27日，于右任从上海致书杨虎城：“虎城老弟：丹峰及克斋来海上，别后一切情形均悉。百战艰难，同人闻之莫不起敬。此后事业，我商之中山先生。中山先生以为弟劳苦功高（中山想见弟面，倘出来路上容易走，则我亦赞同），如欲出外休养，未始不好，望弟酌夺其间。为幸。右任，九月初八日。”③从姚丹峰的回忆和于右任致书杨虎城中，我们看到孙中山对杨虎城这位西北青年追崇者的关注与神往。杨虎城从中山的指示和勉励中得到了鼓舞，坚定了将部队在陕北坚持下去的决心。
隐匿沙陀 蓄势待发（2）
1922年12月27日，杨虎城接到家信，得知自己的长子出生，非常高兴。立即给母亲去信：“母亲大人膝下万福。今午接奉慈谕，知佩兰已于十月二十七日幸生一男，此皆大人福荫所致，不胜欣喜之至。儿在此与孩子起名‘拯民’，即可不必再起乳名也。佩兰身体素弱，大人可常时叮咛着其饮食起居一切小心。再，孩子乳不知能否够吃？现在雇有奶子没有？如果雇奶子，须要雇到家中，不必将孩子送于人家，即多费些钱亦不要紧。请便示知为盼。谨此奉复。敬祝金安。儿 谨禀，冬月初十日。”同时还给其弟去信，表达了他的初衷：“荣弟鉴：你二嫂生男，合家之喜，令人欣慰。兄已与此子命名‘拯民’，取拯民于水火之中之意。
此种意思，一则可作兄多年作事纪念，二则对于孩子他日立身成名寓有期望之意。我弟可将此层意思向母亲禀明为要。你二嫂久病新产，一切医药总要细心。是所切嘱。此问，近安。兄 手书，十一月初十日。”事过多年后，杨拯民回忆说：“上学后得知班里的同学大多有两个名字，除学名外还有一个所谓的‘字’或乳名。而我咋只有一个名字？不理解。为此我问过父亲：为什么我只有一个名字？人家小孩都有两个名字？父亲抚摸着我的头笑着说，你知道‘拯民’的意思吗？我摇摇头。他说，孙中山先生有两句名言———‘拯斯民于水火之中，切扶大厦于将倾’。这是我最喜欢的名言，也是我的信念，所以当你刚生下时，我就给你起了拯民这个名字。还特意给你祖母写过信，怕她再给你起别的名字。从此，我才知道了我的名字取自中山先生的名言，也寄寓着父亲的愿望。”
1922年年底，杨虎城率部抵达榆林，把部队安置好不久，由于前一时期的紧张、艰苦的作战积劳成疾，患了疾病，高烧不退，以致卧床不起。杨虎城得病后，井岳秀介绍了一位中医大夫诊治，可长时间吃药治疗病情却不见好转，部属们都很着急，可又拿不出主意来。就在这紧急之时，杨虎城的夫人罗佩兰得知丈夫生病，带着刚出生3个月的儿子杨拯民经过长途跋涉，赶到榆林探望丈夫。杨拯民回忆说：“母亲婚后一直伴随父亲左右，父亲为她延师教学，她还学会了骑马打枪。她认为：给军人做妻，就得学会骑射。她为人活泼善于团结联络父亲的部属和朋友，他们有什么事也愿意和她交谈。靖国军后期，部队转战武功一带时，沿途战斗激烈，损失很大。为安定军心，她不顾身怀有孕，仍骑马随夫奔走前线，慰问伤员，鼓舞士气。
1922年靖国军败北，父亲拟率部撤退到陕北榆林。当这一决定公布后，一时人心惶惶，是她遇有机会就向大家解释，去榆林是为了保存实力，不是投降，更不是逃跑，早晚还是要打回来的道理。做了出色的团结将士、鼓舞军心的工作。在关键时刻，她总能给父亲以支持和帮助，为父亲排忧解难。为此，父亲对她既钟爱又敬重。在当时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下，她在父亲的部属和朋友中却享有声望，受到大家的尊重，口碑甚好。“武功距陕北榆林约一千余里，又时值隆冬，地冻天寒。陕北在陕西属高寒地区，部队行军艰苦不说，最让母亲担心的是井岳秀的态度。当时母亲怀孕（怀有我）且即将临产，将被留下而不能随父亲同行了。这是他们夫妻婚后第一次分离，她的心绪很乱，很忧愁。“母亲和其他部属的家眷被安置在高陵县通染坊镇。通染坊镇有一座天主教堂，有洋神父。附近老百姓中信仰天主教的也不少，是洋人的势力范围。北洋军阀不敢轻易去骚扰。
“我是1922年12月5日在通染坊这个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