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大传(选载)-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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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部始终不发一枪一弹。军政部甚至通令各部队说：“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同时南京军政部还克扣军饷截留各地民众给十九路军的捐款。杨虎城对十九路军的爱国行动表示赞赏，对南京军政部的卖国行为十分愤慨，他违抗军政部的命令，秘密地将十七路军从国外购买刚运抵上海的一批武器，送给了十九路军。有力地支援了一二八抗战。1932年3月日本为达到长期霸占中国东北的目的，在东北建立起傀儡政权“满洲国”。
国难当头 请缨抗日（2）
杨虎城闻知于3月25日发出《声讨东北叛逆通电》。通电说：暴日侵据东三省，遂欲长期占领，夺我主权。亦知国际责言，无术掩饰，乃不恤祷张为幻，荧惑观听，嗾使奸人，组织政府，拥溥仪为傀儡，建伪都于长春。噩耗传来，不胜愤慨。……虎城分属军人，志切讨逆，枕戈待命，誓保国疆。迫切陈词，祗祈垂察。⑤ 再次表达了他要求抗日的决心。在他的带动下，3月26日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发表宥电，响应杨虎城之讨逆电。
3月29日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发表唁电，响应杨虎城之讨逆电。1932年夏，日本侵略者穷凶极恶，再侵热河。8月4日杨虎城致电军事委员会，再次要求率部参加前方抗战，未获批准。 同年春，日本间谍小泉浩太伙同美国人艾克佛（译音），瑞典人多福寿到西北地区从事间谍活动。被杨部发现，从他们所带物品中搜出了私下绘制的新疆、青海、宁夏等地的地图和与少数民族勾结的信函及密码。杨虎城非常痛恨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行径，他明知“涉外无小事”，但如将这三个外国人交给南京政府，惧怕洋人的蒋介石一定会不了了之。于是他决定将这三个外国间谍秘密处决后才上报南京。后来，果然引起了外交交涉，蒋介石也很重视，并以处理不好要撤杨虎城的职务来威胁。此事虽在杨虎城的巧妙应付下，最后不了了之。但蒋介石心中又多了一件嫉恨杨虎城的事情。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进迫长城各关口，蒋介石亲到石家庄指挥。杨虎城主动到石家庄去见蒋。见蒋后他对记者发表关于在石家庄晋见蒋介石的谈话：“本人此次前赴石家庄谒见蒋委员长，除报告陕中政情而外，其最大任务在抗日、救灾两项。（一）关于抗日方面。刻下已有五六师之众加入最前线作战，蒋委员长亦在保定、石家庄主持。以鼓前方士气，颇为振作，虽牺牲极大，亦均乐于为国拼命也。本部参加抗日，在热河失陷前，业经发出养电，此次谒见蒋委员长，首先请示抗日办法。盖本人感于外患日亟，陕灾近更严重，饥兵灾民，情况极惨，参加抗日实于减轻陕省负担之外，借尽军人天职也。但请示结果，仅允先派一部参加战役。刻正集结输送中。此点关于全部军事，未便具然发表，请原谅。（二）关于救灾者，则吾人尤觉痛心。盖陕西目前情形，已成非外力不能自救之局面。但自热河失陷以后，国事至此，虽吾人拼命呼吁，终无法引起各方面之注视。然吾人静心以思，国土沦胥，亦实际较陕灾更为重大，所痛心者，因外患所迫，至今日吾人即呼吁亦感困难耳。本人负治理桑邦之责，且分属军人，两方交迫，欲哭无泪。情势至此，悲愤之外，尤其伤心。但国难当头，卸责不能，惟有在可能范围以内，为国家为地方拼命耳。”……⑥
杨虎城在对记者的谈话中仅透露了蒋“仅允先派一部参加战役”的态度，没有对他整体要求抗日的答复，实际上蒋对他的抗战要求反应十分冷淡。陪同杨去见蒋的李志刚说：在听了杨的抗日要求后，蒋又慢又低地对杨说：“现在抗日还用不着你的部队，你回去好好地训练部队，就好了。”同时告诫杨：“你读书少，不知道古今兴衰全在用人的得失，例如，胡逸民欺骗了我，也欺骗了你，以前我告诉过你，你还用他，以后用人的事，要多加考虑，你那里还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回去要查查。”⑦ 蒋的这种态度使杨虎城的满腔抗日热情被浇了一盆凉水。此前，在九一八事变后，杨虎城就一直关注研究蒋介石的抗日态度与战略，希望蒋能领导全国军民抗日。
1932年年初，他派人到天津，找陕西同乡，与蒋介石关系很密切的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 ，希望从张那里了解蒋的真实态度。张季鸾对来人说：“目前的政府是中国几十年来最强有力的政府，整个中国的军事力量统一于蒋先生；汪精卫是今天在中国政治上号召力最强的，蒋、汪合作的政府，不能再比这个更强了；就财政说，宋子文办财政，比之梁士诒、王克敏等也不知要强多少倍。东北问题，是几十年来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只是在今天爆发，譬如长期病人，早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甚至早已死亡，只是九一八事变才发丧，因而使南京政府做了孤哀子。我们不应该归咎于今天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尚且应付不下来，更没有人可以应付了。希望虎城先生注意，不必多所主张！”⑧
国难当头 请缨抗日（3）
张季鸾的这番话道出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统治集团对日本侵占东北的基本立场与态度。在他们的利益划分上，东北早就不是他们的，日本人要拿，就拿去。正好还可以削弱张学良的力量，利于国家统一呢。要究责任去找清政府吧。就是这种荒谬的历史观一直有人继承，台湾20世纪80年代拍摄的，纪念抗战的电视记录片《山河·岁月》就宣传着这种错误观点，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开脱。同时也表明当时张季鸾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一直对蒋介石抱有很大幻想，这些人一直到十几年后才逐渐认识到蒋介石封建、独裁的本质。张季鸾本人在西安事变时发表了一篇反映与此谈话观点相同的文章来谴责西安事变，也就不足为怪了。杨虎城从张季鸾处摸到了蒋介石的底；通过在石家庄面见蒋，直接感受到了蒋介石的抗战态度；更主要的是从九一八、 一二八、日本间谍案和镇压抗日学生运动的一系列事件中认识到指望蒋介石主动抗日是没有希望的。而国家民族不抗日就会灭亡，他和他的团体也会灭亡。蒋介石如果坚持对内搞独裁，对外搞投降，只会被人民所抛弃。从此下了“我们不能跟着蒋介石殉葬，只有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抗日决心。⑨
蒋介石也通过与杨虎城几年的磨合较量，特别是在抗日问题上，杨屡次犯上给他出难题，使他认识到杨虎城“不但不粗”，而且政治军事上都有一套，需要认真对付。所以蒋在石家庄接见杨虎城后不到两个月，1933年5月1日就免了杨虎城的省主席。算是给杨一个明确的警告。杨虎城没有被蒋的警告所吓倒，反而更加认清了蒋介石的真实面目，更加积极地进行抗日反蒋活动。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织察绥抗日同盟军。向察哈尔和热河的日本军队展开进攻，7月12日，同盟军在吉鸿昌的指挥下攻占重镇多伦，将日本军队全部逐出察哈尔，成为九一八事变以来首支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的中国军队。其后，日军和“满洲国”军队两万人对多伦进行反扑，同时，南京政府以军令统一为名，派遣军队进逼张家口，威胁同盟军的后方。冯玉祥被迫通电全国解散抗日同盟军，并离开部队，同盟军大部被宋哲元接收。在同盟军抗日期间，杨虎城首先在舆论上遥为声援，并通过他的老部下许权中当时任抗日同盟军十八师师长，向同盟军提供了大批武器和其他援助，并派去一批中下级军事干部充实许的实力。
1934年10月，随着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战争的胜利，红军开始长途转移。蒋介石逐渐关心起西南、西北地区来。10月12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和张学良一起驾临西安。这是蒋历史上第一次到西安。而且为了拉拢杨，到西安的第三天就专程到杨虎城家中看了杨的母亲孙一莲。杨拯民回忆说：蒋到西安的第三天，通知我父亲说，他要到我家谒见祖母，父亲感到突然，遂诚恳致谢，苦苦劝阻，但劝阻无效，只好通知红阜街家里做准备，让我和坤妹别去上学，在家里等候。蒋到西安后天气连阴，接着又下小雨。记得那天下午三点钟，在父亲和葆真娘的陪同下，蒋介石、宋美龄大驾光临舍下。在大厅里向我祖母行三鞠躬礼后，即延请至客房坐下。蒋和祖母分别坐在方桌的两旁，宋美龄和新娘坐在床上，父亲坐在祖母旁边一把椅子上。
后由叔父领着我和坤妹晋见。我们进客房后，先向蒋、宋行鞠躬礼，蒋笑问我们年龄、学级，我和坤妹一一作答。蒋介石说了一句客套话，夸我们聪明；宋美龄则奇怪地询问客房里为何设有床铺？父亲解释说，若有客来可以在此住宿，床是为备用而设。蒋连声说：“好！好！这样很好！” 蒋介石给我的印象是个子高、脸形瘦削，那天穿着长袍马褂，披着斗篷；宋美玲年轻美貌，穿着高雅，头发后边有一个小发结。蒋在我家前后待了约有一个小时。也许有人会认为蒋的莅临是父亲和家里人的殊荣。其实，蒋介石是个玩弄政治权术的高手，他到西安后就听说父亲是个孝子，于是才萌生了谒见祖母之举。他用这种方式向父亲示宠，进行拉拢，真正的目的是想让父亲拥护他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尽管蒋介石又是打又是拉，终究未能改变杨虎城的基本政治立场。蒋、杨在抗日问题上分歧与矛盾随着红军到达陕西和东北军入陕日趋尖锐。①贾自新：《杨虎城年谱》。
国难当头 请缨抗日（4）
①王子义：《十七师入甘和离甘》，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115页。②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③《杨虎城泣告全国电》，陕西人民出版社，《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49页。④贾自新：《杨虎城年谱》。⑤《西安日报》1932年3月25日。⑥《西北文化日报》1933年3月7日。⑦李志刚：《回忆杨虎城将军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61—62页。⑧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⑨同上。
第十三章 团结张学良 联合共产党
东北军入陕 张、杨初交西北（1）new
“剿匪”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前后，东北军大批调入陕、甘两省。因为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东北军没有了后方基地，所以行军过程携带了大批妻儿老小。近20万的军队加上家属一下涌进了原本就很贫瘠的陕、甘两地，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都形成很大冲击。一段时间，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纠纷不断，而且还发生在戏院、饭馆等公众场所，双方除动手互殴甚至开枪。东北沦陷后，东北军上层官员将家属一般都安置在平津等一些大城市甚至租界里，而下层军官只能带着千里迢迢逃难过来的家眷随部队流动。
因此，军人强占民房与当地居民引起的纠纷也是很多。蒋介石不但不帮助解决因为东北军调入引起的问题与矛盾，他认为张、杨两部不团结，相互牵制便于他操控。他惯用的手法对张、杨分别当面进行暗示或直接挑拨离间外，还动员手下何成浚、张群等大员分别对张、杨进行挑拨。对张说，杨虎城是地头蛇，如何野心勃勃，阴险毒辣，不易合作等等；对杨则说，张学良如何腐败无能，贪生怕死，丢失东北等等。在陕西的军统、中统特务甚至还贴出了反对东北军的标语，扩大矛盾，制造混乱。之前，蒋利用张学良的年轻，获得了张对他的信赖和依赖。张将其父张作霖苦心经营几十年的东北大业和自己的政治前途完全交给了蒋介石。张曾对他人讲“父亲在靠父亲，父亲不在靠大哥（蒋介石）”。
而这位大哥先将丢失东北的骂名让张扛，后又把长城抗战失败的责任让张负。长城抗战失败后，在全国人民一片反蒋声浪中。蒋对张说，我们俩坐在一条破船上，现在船漏水了承载不了两个人了，是你先跳还是我跳？年轻的少帅勇敢地担起责任，跳下破船，引咎辞职，去了欧洲。在欧洲他所接触的都是社会的上层，被德国、意大利的崛起所迷惑，信奉法西斯主义，更加迷信蒋介石，认为在中国也应该搞法西斯主义；积极支持蒋的独裁统治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毅然把东北军带向“剿共”的前线。
东北军进入陕西后，在当时的西安，出现了以张学良为首的“剿匪总部”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安绥靖公署”，以及邵力子为主席的陕西省政府（邵并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三种势力并存的局面。但东北军的主力都部署在“剿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