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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黑白记忆-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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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抹抹眼泪说:你拿走吧。 
我把照片放进包里,望望后墙,还是那一扇明亮的窗户,透过窗户,能看见他家的菜园,菜园里有老孙打的一眼机井,我那次来喝的就是那眼机井里打上来的水冲的椴树蜜。似乎,老孙就在那菜园里忙乎着,一会儿就会走进屋里来,拉着我的手,笑眯眯地打量着我,如果高兴,他兴许还能够唱两句京戏,他的唱工不错,队里联欢会上,我听他唱过。   
你的青春并不是一无所获   
那一瞬间,我有些恍惚,在走神。人生沧桑中,世态炎凉里,让你难以忘怀的,往往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小事,是一些看似和你不过萍水相逢的人物,是一些甚至只是一句却能够足以打动你一生的话语。于是,你记住了他,他也记住了你,人生也才有了意义,才有了可以回忆的落脚点和支撑点。我一直以为回忆的感动与丰富,才是人一辈子最大的财富。 
当我回过神来,发现老邢不在屋了,我忙起身出去找,看见她在外面的灶台上为我们洗香瓜。清清的水中,浮动着满满一大盆的香瓜,白白的,玉似的晶莹剔透。这是北大荒的香瓜,还没吃,就已经能够闻到香味了。 
我拽着她说:先不忙着吃瓜,带我看看菜园吧。 
菜园很大,足有半亩多,茄子、黄瓜、西红柿、豆荚……姹紫嫣红,一垄一垄的,拾掇得利利索索、整整齐齐。只是老孙去世之后,那眼机井抽不出水来了。空旷的菜园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午后的风也凉爽了许多,整个三队安静得像是远遁尘世的隐士。前排房子的烟囱里有烟冒出来,几缕,淡淡的,活了似的,精灵一般,袅袅地游弋着。远处,是蓝天,是北大荒才有的那样湛蓝湛蓝的天,干净得像是用眼泪洗过一样,安静得连蜜蜂飞过的声音都听不见。 
那一刻,我的心一阵真发紧。我才真正的发现,我此次回大兴岛最想见的人,已经看不见了。搂着老邢的肩头,我很想安慰她几句,说几句心里的悄悄话,才发现我的嘴其实很笨拙,说不出什么来,眼泪忍不住又落了下来。 
倒是老邢握住我的手,劝起我来:老孙在时,常常念叨你。可惜,他没能再见到你。他死了以后,我就劝自己,别去想他了,想又有什么用?别去想了,别去想了,啊!你知道,我比老孙小整整10岁,我就拼命地干活,上外面打柴火,回来收拾菜园子…… 
离开老孙家,坐上车返回场部的路上,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老邢的这几句话。特别是她一连说起的那几句劝我也是在劝她自己的“别去想了,别去想了”,让我只要一想起,就忍不住想落泪。我不知道此次重返北大荒之后,什么时候还能够再有机会来大兴岛,来3队,来看看老邢。一想到这儿,我的心里就充满忧伤。 
有这样一件事情,应该插在这里讲,也许不应该算是节外生枝。我去老孙家那天是2004年8月2日,星期一,就在那一天,《羊城晚报》发表了我写的那篇文章《想念铁匠老孙》。那一天,就在报纸上印刷着这篇《想念铁匠老孙》的文章的时候,我正走在去老孙家的路上。世上怎么会有这样巧合的事情?莫非世上真的有什么机缘巧合,有一种命中注定的东西在规范着,我们是逃不掉的,是割舍不开的吗? 
想一想,有时候,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时候,一句话,能够让人记住一辈子。年轻的时候,我们并不怎么珍惜青春,年老了以后,我们再来谈青春,往往容易显得矫情和奢侈,但无论怎么说,一个人青春时节奠定的来自民间的立场,却是能够影响一个人的一辈子的。如果说我们的青春真的是蹉跎在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话,那么,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人,有过这样的一句话,那么,到什么时候,你也要相信,你的青春并不是一无所获。 
那天下午,返回到农场场部的时候,喜子从车上搬下来一大塑料袋子香瓜,放进我住的房间。我才知道,尽管人们说到场部也有好多香瓜,就不用带了,老邢还是坚持一定要把这些香瓜塞上车,让他们一定给我带回来。她说:你们的是你们的,这是我的。 
我知道,那也是老孙的。 
满屋子都是香瓜的清香。     
一个曾经的女英雄之死   
难忘的路口   
离开老孙家以后,我让喜子把车在3队的路口停了一会儿。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个路口的感情非常复杂。妻子陪我下了车,我们沿着丁字路口的中央,大步流星地一直往北走,喜子他们把车停在树阴下,在车旁抽着烟,远远地望着我们,他们弄不清楚我们两人跑到那里去干什么。 
下午的太阳,在没有树阴的地方,明晃晃的,赤裸着的孩子一样满地撒欢,非常刺眼。田野里种着麦子的地方,被阳光照射得金黄金黄的,反着鳞片一样耀眼的光,收了麦子后犁过的黑土地,被阳光照射得有些泛白,像是洗得褪色的衣服。路的两旁,种着厚厚好几排的白杨树,屏障似的把路夹在中间,分割开路和两边的田野,像是分割开一对三角关系的情人,让它们在相互的张望。路上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辆车,安静得像是午睡中还没有睡醒,路和树叶都眯着惺忪的眼睛。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路的两旁没有这些白杨树,那时的田野显得更空旷一些,现在的白杨树给田野扎上了绿腰带,好像是为了给肥沃的田野紧紧腰身。现在的人们,谁能够知道这个丁字路口,是我们知青在收工后的晚上谈情说爱的地方呢?想想那时候,我们真的够可笑的了,没有青春的线条,一律绿军装或蓝制服,一律武装带或稻草绳,束缚并缠裹着我们的“三围”,像包起一层层粽叶的五角粽。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我们青春的约会。就是这里,在这个丁字路口,我和妻子当年没少在这里约会漫步,这里离我们住的武装营部很近,走上五六分钟就到了。刚才,我找了一下营部那一排红色砖房,喜子告诉我,前些年着了一场火,把房子给烧掉了(这个地方怎么总爱着火)。营部没有了,这个路口还在。敞亮无边的荒原上,没有公园的绿色长椅可以供我们喁喁情话;也没有通幽的曲径可以让我们低徊漫步。但一样可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最有意思的是,常常是我们在这里走着走着,就会迎面遇见好几对情侣,都是3队的知青,面面相觑中,略有一些尴尬,也有一丝甜蜜,秘密常常在那擦肩而过的瞬间,暴露给了对方,也袒露给了无遮无拦、一望无边的荒原。 
1974年的初春,我就是在这里和妻子分手告别。由于父亲脑溢血突然去世,北京的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人,我终于办成了回京的一切手续,却面临着和妻子的分别,生活向命运撕扯起来,命运给了爱情一个考验。我们刚刚恋爱两年。那天凌晨天还没有亮,我们两人从场部乘坐的一辆敞篷的卡车(前一天整整一天她陪我办理手续,回2队3队和朋友告别,来回走了38里地),蜷缩在后车厢上。因为要去福利屯赶火车,卡车开得很早,经过这里时,也才是清早时分,晨雾还没有散去,阳光还没有出来,路上铺着一层初雪一样薄薄的霜。妻子只能够送我到这里了,她还要回3队的小学校里给孩子们上课。卡车在这里停下了,就在这里,从场部的方向过这个丁字路口往北一拐弯,靠在路的东边车停了下来。我们匆匆地握了一下手,妻子跳下车,还没怎么站稳,连连向我挥了挥手,车子就立刻开走了。我站在后车厢上,扶着后车的槽帮,也使劲地向她挥手,老远老远的,还能够看见她站在那里向我挥着手。那一刻,泪水模糊了我们两人的眼睛。想起那一幕,就像电影里定格一样,整整30年过去了,还是那么的清新,仍然能够让我感到初春的晨风掠过我的脸旁时那清冽的样子。 
此时,妻子就站在那里,问我:就是在这里吧? 
我点点头:是,就在这里。   
那一年她17岁   
她向我挥起了手,像当年一样。30年,光阴似水,流淌得那样的快。她的背后是高大的白杨树,她的手臂和白杨树葱绿的枝干好像连在了一起似的,一起伸向蓝天,像是要诉说什么。 
喜子也在向我挥着手,他是在催我们赶紧回去,因为场部下午安排了座谈会,他怕人家在等。 
我们走到了路的对面,那里是一片开阔的田野,是属于3队的地盘。当年我们在2队割大豆,一个人一条垄,从早晨割到晚上月亮出来了,才能够割到地头,9里地长的一条垄,就是紧紧挨着这块地的。记得当年这块地种的是麦子,往北一直连着底窑的那片林子。来年的开春,地上的麦茬,干枯枯一片,加上长出的荒草,粘火就着,不知什么风一吹,就会迅速蔓延开,一般是很难扑灭的,这就是北大荒有名的“跑荒”。那一年,荒火就是从这里烧起来的,烈焰舔着火舌,火龙打着滚儿,比洪水还要猛烈,很快就向着底窑的那片林子席卷而去。那片林子,是一片原始次生林,谁也说不清它什么年代就有了。反正,闹日本鬼子的时候,它就在那里了。再早以前,没有什么可以查考的,但绝对不可以说它的历史不久远。谁都知道那片林子的重要性。如果大火吞噬了那片林子,大兴岛惟一的屏障就没有了。火焰就是命令,3队几乎所有知青都投入到扑灭荒火的战斗中。 
就在这次扑灭荒火中,3队的刘佩玲被烧成重伤,全身一半以上的皮肤被烧毁。当荒火基本被扑灭,人们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被烧伤,晕倒在地上,由于她穿着一身黄色的棉军装,和荒草的颜色一样,衣服上还在冒着烟和火苗,人们以为是残存的荒火,要上前扑灭的时候,才发现是她。如果她穿的不是棉军装和大头鞋,该不知会烧伤得多么严重。她是哈尔滨的女知青,当时3队的团支部书记,一个活泼漂亮、爱唱爱跳的小姑娘。那是1970年的春天,那一年,她才17岁。 
我和妻子走到这块地边,浩浩的一片,仍然种的是麦子。可是,刘佩玲却已经不在了。 
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她。如果,她当时没有被烧成重伤,还可能和我们一样,也走在这个路口,和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男知青恋爱、约会并漫步在这条沙石路上,在夜晚没有月亮的时候,偷偷地亲吻拥抱,在有月亮的时候,望一望灿烂的星空,舒一口长气,做一点那时候哪怕是再傻气的幻想。这是一定的,她长得很好看,人又活泼可爱,早就会有男知青的目光像鸟一样飞落在她的身上。拂也拂不去的。如果,她能够活到今天,她应该51岁。并不老,即使曾经有过磨难,哪怕身上存留着大火烧伤的抹不去的痕迹,起码她会有一个家,即使没有自己的家,也不至于让爸爸妈妈遭受晚年丧女那样沉重的打击。 
可是,她死了。 
她曾经是我们大兴岛的英雄,她的名字上过当时的报纸、电台,我还专门写过节目,演她、唱她、歌颂她。领导和红头文件号召大兴岛所有的人向她学习。她确实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她表现出来的坚强,并不是因为染上那个特定时代的色彩,就可以被我们亵渎的,因为面对烧伤痛苦的折磨和命运残酷的打击,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她一样的坚强。她是烧伤后住院期间被批准入党的,入党的仪式,也是医院里临时举行的。那时,她浑身的伤还没有完全治愈,整个头部被绷带缠裹得严严的,眼睛也无法睁开。她是真正的火线入党,她为自己的这份荣誉而激动,在向党旗宣誓的时候,她要求能够让自己把眼睛睁开,为了是看一眼毛主席像。医生没有办法,她坚持着。医生说只能够在她的眼皮用手术刀割开一条缝,但是,这样割开,眼睛就再也无法合上了。她依然坚持。从此,她的眼睛再也无法合上,即使睡觉,即使她死去,眼睛也永远地睁开着。 
事过境迁之后,我们可以说她幼稚,但我们不能说她可笑。在那个年代里,我们谁不幼稚呢?我们都曾经有过可笑的时刻,但我们都不曾有过像她一样的真诚和勇敢。没有这样的真诚和勇敢,一个弱小的小姑娘是不敢义无反顾地冲进大火之中的。   
最终她选择了自杀   
如果刘佩玲一直生活在大兴岛,如果我们这些知青都还没有离开北大荒,也许,刘佩玲不会轻易地选择死。一个人选择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一个曾经的英雄,在选择死前,肯定经历了更多痛苦的折磨。我一直都在做这样的猜想,一定是知青大返城,给刘佩玲雪上加霜,让她已经脆弱的心再也无法承受。她是和知青大返城先后脚回到哈尔滨的,就像当初奔赴北大荒时,返城一样都是一种时代的潮流,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她那时候绝对没有想到,命运对她已经开始了质的变化,一个时代已经无情地结束,而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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