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崛起-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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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将于德国单独讲和的传言。
1916年12月19日，僧人拉斯普丁在彼得堡的一个晚宴中遇刺身亡。人们试图对专制制度进行整顿。第二年三月，情势急转直下，彼得堡的粮食暴动竟发展成一场革命。起义者试图推翻代议机构国家杜马，逮捕自由党领袖，并拥戴立沃夫亲王成立临时政府。3月15日沙皇被迫退位。一时间，温和而可控的革命似乎是可行的——也许只需换个沙皇而已。但是，事态发生了变化，当时的民众已对国家失望透顶，他们决不能接受此类枝节性的调整。俄罗斯民众已经极度厌恶了欧洲的旧秩序，厌恶沙皇，厌恶战争，厌恶列强。渴望能立即从这不堪忍受的苦难中解脱出来。盟国并不了解俄国的真实情况，其外交官对俄国也只知甚少。这些风度高雅的外交官们只把目光集中在俄罗斯宫廷，而不是俄国社会。这些人完全错估了俄国的形势。盟国的外交官们大多对共和主义不怀好意，所以公然竭力的为新政府制造麻烦。共和政府的首脑是雄辩而风度翩翩的克伦斯基，他在国内受到那些主张“社会革命”的更激进的革命势力的攻击，在外则遭到协约国各政府的排斥。协约国既不允许他在国内分配农民渴望的土地，境外又不许停战。英法的报纸催促筋疲力尽的俄军发起新的进攻，然而当德国分陆海两路猛攻里加时，胆怯的英国海军却未能远征波罗的海，坐失援助俄军的良机。年轻的共和国只好孤军作战。尽管拥有海军优势，尽管英国海军上将费希尔勋爵频频抗议，英国及其协约国除了发动了几轮潜艇袭击外，任由德军在整个大战期间完全控制波罗的海。
但是，俄罗斯民众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结束战争。当时彼得堡已成立一种代表工人和普通士兵的团体——苏维埃。这个团体主张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会议。那时的柏林正发生食物恐慌，厌战情绪在奥地利和德国也进一步高涨。日后各种事实证明，这种国际会议的召开无疑会在1917年促成依据民主原则而实现的理性的和平，并促成德国革命。克伦斯基邀请西方盟国支持这次会议，但遭到拒绝，各国都害怕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共产主义革命爆发。只有英国的工党政府以微弱多数通过决议支持这一要求，但于事无补。这个不幸的“温和的”俄罗斯共和国，虽然得不到盟国任何道义上或物质上的支持，仍然坚持进攻。并于这一年7月发动最后的攻势，开始取得了几场胜利，但终于失败。于是另一场针对俄罗斯人的大屠杀开始了。
俄罗斯人的忍耐已经到达极限。军中时有兵变发生，北方北部前线尤其如此。1917年11月7日，克伦斯基政府垮台，大权落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社会党苏维埃手中。新政权不顾西方列强强烈反对，坚决要求停战。1918年3月2日，俄国和德国在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了单独和约。
事实很快证明，布尔什维克党人和口头上的立宪主义者，即克伦斯基革命党人有本质的不同。他们都是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权，仅仅是世界性社会革命的开端。他们要用对真理的坚定信仰在全然没有经验的条件下改变经济和社会制度。西欧各国与美国政府对新政权的错误认识使之无力引导或帮助这个史无前例的试验，而报纸则跟随统治阶级，不惜以任何名义和代价恣意诋毁新政权。一时间，全世界的报纸上充斥着可憎的虚假的宣传。布尔什维克领袖被描绘成奇异的怪物，杀人成性，荒淫无度。相比之下，拉斯普丁时代的沙皇朝廷倒显得清白无瑕了。干涉军相继开往这个疲惫而虚弱的国度，叛徒和侵略者受到鼓励，武器和金银源源不断运来。对于这个可怕的布尔什维克统治者的国家，用什么手段都不显得卑劣。1919年，已受战火蹂躏五个年头的国家被迫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四处苦战：在阿尔汉格尔与英国干涉军作战；在东西伯利亚与入侵的日军激战，在南方抗击法国和希腊支持的罗马尼亚军队；在西伯利亚打败沙俄海军将领高尔察克，在克里米亚粉碎由法国军舰支援的沙俄将军邓尼金；同年7月一支由尤登尼奇将军率领的爱沙尼亚军队，几乎攻入彼得堡。1920年，波兰人向俄罗斯发动新的进攻，还有一个反动的军官弗兰格尔，继续邓尼金的工作，侵略和践踏自己的祖国。1921年，又有喀朗斯塔得的水兵叛乱。俄罗斯政府在列宁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其坚韧无畏的精神，可歌可泣。俄罗斯民众在极端困难的情势下，依然毫不动摇的支持新政权。到1921年底，英国和意大利终于对这个共产主义政权做了某种形式的承认。
如果说布尔什维克政府成功地抵御了外来干涉，肃清了内乱，那么其试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俄国建立一个全新社会制度的努力并不成功。俄国的农民满足于获得小块土地，这与列宁的共产主义思想和主张相去甚远。二者的差别如同海鲸与飞虫。革命使农民分得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但他们进行农业生产只不过为了换取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而实质上革命又使货币变得一文不值。而且由于战争的破坏，铁路系统陷入瘫痪，农业生产日益萎缩，农民种植的粮食渐渐只能维持自己的生计了。依据共产主义思想对工业进行改造的努力也因急于求成和计划不周而失败。1920年的俄国所展示的是一个现代文明中史无前例的衰败景象。铁路锈蚀报废，城镇破败，尸体随处可见。而此时的苏维埃俄国还在家门口与敌人激战。1921年东南部刚刚被战争蹂躏过的省份又遭遇旱灾，酿成一场大饥荒，几百万人被迫忍饥挨饿。
面临绝境，俄国是否能够重新复兴？这实在是个未知数，因而我们对此不再详述。
第53章 世界政治和社会的重建
由于篇幅所限，本书不再深入涉及各种条约引起的复杂而激烈的争论，尤其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总结的《凡尔赛和约》所引发的各种错综而尖锐的论争。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这场可怕的巨大的冲突，既没结束什么，也没开始什么，更未解决什么。只不过使数百万人死于非命，使世界荒芜，使俄国破碎。仅此而已。他至多不过是提醒人们：我们正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生活在一个危险而冷酷的星球上。那些把人类带入悲剧的自我中心主义思潮，国民的狂热和帝国主义的贪婪在战后又死灰复燃，使世界只要从战争的疲惫中稍稍恢复，即有重新走向灾难的可能。战争和革命不能带来什么。他们对人类最大的作用是他们以十分粗暴和悲惨的方式去摧毁那些陈旧的和障碍性的事物。大战消除了德意志帝国对欧洲的威胁，摧毁了俄国帝国主义，他排除了不少君主专制王朝。但多国的旗帜仍飘扬于欧洲上空，边境冲突此起彼伏，军队更加庞大且装备更加精良。
《凡尔赛和约》为解决战争冲突和战败国问题做出了某种合乎逻辑的结论，但除此之外却做出了十分不当的安排：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等战败国不得参加会议，只能被动接受和会的决议，从全人类的福祉角度来看，会议地点的选择本身就不适宜。1871年新的德意志帝国的胜利宣言就是在凡尔赛宫发表的，同在明镜大厅，这次剧情却正好颠倒过来，其含义再明晰不过了。
大战中各国的慷慨此时荡然无存。战胜国只关心自己遭受的损失和承受的痛苦，全然不顾战败国亦是同样代价沉重的事实。欧洲各国均遵奉国家主义，列强相互竞争，又缺少一个联邦式的机构加以协调，战争的发生便是在所难免。多个军力十分强大的主权独立国家密布于如此狭小的区域，战争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如果大战不以这种形式发生，那么它也会以类似的形式发生。——正如此后如果没能通过政治统一的方式来预防战争，那么不过二三十年，就有更惨烈的战争发生一样。国家加强军备会引起战争，如同母鸡会下蛋一样自然，然而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和国民忽略了这一事实。战败国的人民被认为应该为战争造成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损失负全部责任。正如如果他们获胜，他们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战胜国的人民一样。法国人和英国人认为德国是罪魁祸首，而德国人认为俄国、法国和英国应负责任。只有少数有识之士认识到战争是由欧洲分裂的政治结构造成的。《凡尔赛和约》以惩罚和报复为目的，将严厉惩戒强加于战败国，并索取巨额赔款，以便抚慰胜利者的伤痛，从而使这些本已经破产的国家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债务。
条约通过建立国际联盟来重塑国际关系从而防止战争的努力也明显缺乏诚意和不够有力。但就欧洲而论，有没有为建立永久和平而改善国际关系的意图就颇令人怀疑。关于国际联盟的提议是由美国总统威尔逊贯彻执行到现实政治中的。联盟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也是美国。这个新兴的现代国家，除了对抗欧洲干涉新大陆的门罗主义之外，还不曾对国际关系有独到的见解，如今却要这个国家做出精神贡献以应付当代广泛的重大问题。他不曾有过任何“精神贡献”。美国人天性向往永久的世界和平。对旧世界的政治有强烈不信任的传统，并有孤立于旧世界各种纠葛之外的传统。当德国的潜艇战将其拖入战争并站在反德同盟一边的时候，对于世界问题，美国还不曾想过一个美国式的解决方案。威尔逊建立国际联盟的计划是其建立一个独特的美国式世界的尝试，是一个简单的、不完善的、甚至是危险的计划。而欧洲却将其视为美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意见。1918－1919年，人们极度厌恶战争，为了防止战争的再度发生，人们几乎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但旧世界没有一个政府愿意让渡哪怕一点儿主权以实现这一目的。威尔逊公布的国际联盟计划越过各国政府而向全世界的民众传播。民众也都认为这是美国成熟的方案而表示欢迎。不幸的是威尔逊必须应付的不是人民，而是各国政府。威尔逊是一位有着巨大智慧和开阔的眼界的人，然而其在国际联盟的问题上却表现出利己和褊狭，因而他内心激起的巨大热情，不久便如潮水般退去了。
狄龙博士在《和会》中写到：“欧洲在威尔逊总统上岸时，就像是准备加以炮制的陶土。各国人们都满怀希望，想跟摩西到一处没有战争的理想之地。在人们的想像中，威尔逊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摩西。在法国，人们忙着崇敬和热忱向他敬礼和鞠躬。巴黎的一位工人领袖告诉我，他们看见威尔逊时，快乐的流出了眼泪，而且他们的同志都愿赴汤蹈火去实现威尔逊的计划。意大利的劳动阶级都把威尔逊的名字当成天堂的福音，预示着新世界的来临。德国则把威尔逊和他的主张当作和平的保障，那无畏的米尔伦先生曾说过：‘如果威尔逊总统到德国演讲的话，用言词责备德国人，德国人肯定会乐于接受而没有怨言的，并立刻照着去做。’在奥地利，威尔逊的名字成了救世主的名字，只要听到这个名字，受苦的人民，就能得到解脱，悲痛的人就能得到安慰……”
这是威尔逊总统激起的热望。然而后来他又是如此的令人失望，其倡导成立的国联又是如此的软弱无能。这其中的故事冗长而又伤怀，故在此不予详述。正是威尔逊本人将人类寻常的悲剧无限的夸张了，他的梦想是那么伟大，而他的实际作为又是如此渺小。美国人反对威尔逊总统的做法，不愿参加按总统意志产生的国联。美国人渐渐意识到自己已被推入一项毫无准备的计划之中。而欧洲人也日益明白，在旧世界遭遇危难时，美国什么都不会给予。国联是一个早产的畸形儿，组织完备然而操作性不强，权利受到明确的限制，这是重塑国际关系的一个严重的障碍。如果没有国联，也许问题会更加清楚。然而全世界对国联燃起的热情火焰，世界人民，而不是政府，要求制止战争的强烈愿望却是每本历史都应该大书特书的。除了那些目光短浅，无益于人类事业的政府外，这种促进世界大联合世界秩序的真正推动力量始终存在且不断增长。
1918年后，世界进入了一个会议的时代。在这些会议中最成功和最有建树的当数1921年由哈定总统召集的华盛顿会议。值得一提的还有1922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德国和前苏联的代表分别列席了会议。在此我们不再一一列举各项会议及其有益的尝试。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要想避免极具破坏性的大战和世界性的屠杀，人类一定要共同致力于世界重建的艰巨工作。诸如国联这样随性草率而成立的机构，这种通过利益各异的国家间的讨价还价和对现有制度的修修补补力图解决所有问题而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