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崛起-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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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全体市民的集会。当罗马还只是一个方圆30公里的小国时，还有可能召集这样的集会。但当罗马的市民权扩张到整个意大利后，这种集会便成了不太可能的事情了。这种通过在朱庇特神庙和罗马城墙上吹响号角来召集的集会，就逐渐变成了政治掮客和市井无赖之流的集会。如果说公元前4世纪的平民会议是平民主张和权利的代言人，能有力地牵制元老院的话，那么到布匿战争末期，平民会议就成为被压迫人民毫无意义的遗物，已经对权威人士不能产生任何合法而有效的牵制作用了。
罗马的共和政治从来没有达到代议制的性质，也从来没有人想到过推举市民代表来代表市民意志。这一点，研究历史的人应该特别注意。罗马的平民会议永远也无法与美国的参议院以及英国的下议院相提并论。在理论上，平民会议包括了全体市民；但在实践中，平民会议却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第二次布匿战役后，罗马帝国的普通市民，境况极其悲惨。他们物质贫乏，有的失去了田地，有的被奴隶夺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产业，更糟的是他们失去了可以扭转局面的政治权力。因此，对于失去了任何参政权力的他们而言，表达民意的唯一方式就是罢工与叛乱。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国内政治史，是一篇于事无补的革命运动史。那些企图废除贵族地产，恢复自由农民的田地，免除全部或部分债务的提案，以及其它种种纷乱争斗的情形，本书限于篇幅，实在无法详述。总之，暴动和市民起义连绵不断，扰攘不息。公元前73年，斯巴达克斯所领导的奴隶大暴动，使得意大利人心急如焚。因为这些起义者中有很多经过严格训练的职业角斗士，所以这次奴隶暴动显示了强大的战斗力。斯巴达克斯在当时似乎是死火山的维苏威火山口顽强战斗了两年。然而，这次暴动最终还是失败了，公元前71年，6000名被俘的斯巴达克斯战士，被残忍地钉死在罗马南边的阿比斯大路旁的十字架上。
平民们终究没能成功地反抗征服和剥削他们的压迫者。相反，那些压迫了他们的大富翁，不但打败了他们，而且在他们自己和平民之上扶植了一个新的势力：军队。
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前，罗马军队都是由应征而来的自由农民组成的，他们按照各自不同的情况，或骑马、或徒步奔赴战场。这种军队非常适用于近距离作战，但但却无法适应远征或长期征战。随着奴隶的增加和产业的发展，具有自由精神的农民变得越来越少。于是，一位叫马略的农民领袖创建了一种新的形式。迦太基文明没落后，北非成为半开化状态的努米底亚王国。罗马与这个国家的国王朱古达常有冲突，却屡次受挫，始终没有征服它。为了挽回面子，马略被推举为执政官，组织了雇佣军队，进行严格训练，终于击破了朱古达军。公元前106年，朱古达被锁着铁链押解到罗马。马略虽然任期已满，但仗着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军团，仍然继续不法执政。此时的罗马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奈何了他。
从马略开始，罗马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军人共和时期。这时雇佣军的领袖们都想统治罗马，于是争权夺利的战争开始了。与马略作对的，是他以下的属下，远征过非洲的贵族苏拉。他们肆意屠杀政敌，数以千计的人被他们放逐或杀戮，他们的地产也被拍卖。继他们的血腥火并及斯巴达克斯暴动之后，卢古鲁斯、庞培大帝、克拉苏、凯撒等先后做了军政当局的首脑，控制了罗马政治。克拉苏击败了斯巴达克斯。卢古鲁斯征服了小亚细亚，入侵亚美尼亚，攫取大批财富后归隐山林。克拉苏远征波斯，被安息人打败阵亡。在长期的战乱后，庞培被凯撒打败，并于公元前48年，在埃及被杀。最后，凯撒硕果仅存，成了罗马的唯一主人。
凯撒的故事激发了人类的想像，但很难辨别他的功绩和真实作用的比重到底有多少。他成了传奇中的偶像或崇拜的象征。但在我们看来，他的重要性在于他完成了初期帝国阶段的过渡，也就是从军人共和时期到罗马扩张的第四阶段。当时的罗马虽然国内经济、政治骚动，内乱四起、社会衰败，但其疆域依然在不断扩张。到公元100年，罗马的版图达到了最大的程度。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的扩张进入了停滞的低潮时期。在马略重整军制前，又一次元气大伤，而斯巴达克斯的暴动则使它第三次伤筋动骨。此时，凯撒因征服高卢，也就是现在法国、比利时一带，而一举成名。（高卢国内的主要居民都是属于凯尔特族的高卢人，他们曾占领意大利北部，侵入小亚细亚并定居在该地的加拉太斯。）凯撒将入侵日耳曼的高卢人驱逐出境，并把高卢地区并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他曾经两次渡过多佛尔海峡（公元前55年和公元前54年），入侵不列颠，但都遭到了强有力的抵抗。与此同时，庞培大帝也正在罗马东到里海的地方巩固了统治，并培养了自己的势力。
公元前1世纪中期，罗马元老院在名义上仍然是罗马的政治中心，有权任命执政官和其他官吏，并可以赋予他们种种权利等等。许多政治家仍然为保持罗马的共和传统，以及继续尊重罗马的法律而奋斗，其中以西塞罗最为突出。但是，市民权的精神，已随着自由农民的锐减而逐渐颓废衰微。意大利成了既不清楚自由为何物，也不要求得到自由的奴隶和贫民的国度。元老院里的共和主义领导者已经没有什么依靠力量，而在他们畏惧并想压制的大冒险家背后，却有着强大的军团。克拉苏、庞培和凯撒三个人的势力远远超过了元老院，他们三分天下，这就是最初的三雄执政。后来，克拉苏在卡里尔莱战役中被安息人杀死，庞培和凯撒也决裂了。庞培支持共和政体，以凯撒违反法律、不服从元老院的命令为借口，依照法律通过了传讯凯撒的提案。
当时，卢比孔河是凯撒的法定驻地和意大利本土之间的分界线，如果将军率军逾越驻地是不合法的。公元前49年，凯撒宣称“事已至此，毫无退路”，越过了这条分界线，向庞培和罗马进军。
过去，罗马的惯例是，在军情紧急时候，推举一位权力至高无上的“独裁官”来挽救罗马。凯撒击败庞培，被推举为独裁官，任期10年。后来，他又被推举为终身独裁官（公元前45年），实际上就是罗马的终身统治者。当时也有人主张建立帝制，但自从5个世纪前驱逐伊特鲁里亚人后，罗马人一直对皇帝很反感。凯撒坚决不称帝，但却接受了皇帝的宝座和玉笏。凯撒击败庞培后，曾率军进入埃及，在这片由托勒密王朝统治的国土上，凯撒爱上了美轮美奂的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她似乎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把她灌输的埃及“神圣的王”的观念带回了罗马。凯撒在一座神庙内树立了自己的雕像，并刻上了“献给无敌之神”的铭文。然而行将就木的罗马共和精神，做了最后一击，在元老院刺杀了凯撒，他恰好倒在自己杀死的对手庞培大帝的雕像脚下。
这种个人争名夺利的战斗又持续了13年。其后形成了雷比达、安东尼奥及凯撒的侄子屋大维三足鼎立的第二次三雄执政。屋大维像他的叔父一样占据了贫瘠而多事的西方各省，招募了最精锐的军队。公元前31年，在亚克兴海战中，他一举击溃自己唯一的敌人安东尼奥，成为罗马的唯一执政官。但屋大维和凯撒完全不同。他从未有过做神做王等愚不可及的欲望，也没有过令他目眩神迷的皇后情人。他坚决不做独裁官，还把自由还给元老院和民众。元老院为了表示感谢之意，仍把实际的权威交给了他。屋大维不称皇帝，而是被称为“元首”或“奥古斯都”（尊严的意思）。就这样，他成为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凯撒（公元前27年至公元14年）。
其后的皇位继承人，依次为提庇留（公元14年至37年）、加里古拉、克芬狄和尼禄。后来是图拉真（公元98年）、哈德良（公元117年）、庇乌（公元138年）和奥勒留（公元161年至180年）。这些皇帝都是行伍出身。军队可以拥立皇帝，也可以推翻皇帝。元老院渐渐在罗马历史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皇帝及其行政官。至此，罗马帝国的疆土扩张达到了极点。不列颠的大部分都被并入帝国版图，特兰西瓦尼亚被划分为新省达契亚（即新属地之义）；图拉真则渡过了幼发拉底河，而哈德良的做法则可以使我们立刻想起世界另一边（指中国）的情况。与秦始皇一样，哈德良为了抵御北方的野蛮民族入侵而筑造城墙；其中之一横穿不列颠。此外，他又在莱茵河及多瑙河间建造了栅栏，并放弃了一部分图拉真的领土。
罗马帝国的扩张就此结束。
第20章 罗马和中国
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东部地域不再是利益中心。美索不大米亚和埃及虽然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繁华无比，但已经不是控制世界的中心地区了。权力中心逐渐转向了东方和西方。那时，新兴的罗马帝国和再度强盛起来的中国成为了控制世界的两大帝国。由于离本国太远，罗马的势力扩张到幼发拉底河后，就不再向外扩张了。许多新的统治者掌握了从前由塞留卡斯的波斯和印度掌管的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外的地方。当时，中国秦朝的始皇帝已经驾崩，汉朝取代了秦朝。汉朝的势力，穿过西藏，越过帕米尔高原，一直到达土耳其西部。到这里，汉朝也扩张到了极点，因为再过去也太远了。
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版图最大、组织系统最完整、政治体系最发达的国家，其面积和人口都超过了鼎盛时代的罗马帝国。这两个大国，虽然在同一世界同一时代同时繁荣，但相互之间并不知晓。同时，海陆交通发展和组织体系并不健全，所以两国之间还没有发生直接冲突。
但是两国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间接地相互作用，这对夹在中间的中亚和印度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骆驼商队横穿波斯，贸易商船路过印度及红海沿岸，在缓慢地行进中经营着商业。公元前66年，庞培大帝率的罗马军队，追寻着亚历山大以前的足迹，进军到黑海东岸。公元102年，班超率中国远征军曾抵达黑海，并派遣使者探听罗马的情况。然而，欧洲与东亚两大平行世界间的明确了解和直接通商，一直等到若干世纪后才得以实现。
这两大帝国的北方都是野蛮荒凉之地。现在的德国地区，当时大部分仍然被森林覆盖，大片的森林一直延伸到俄罗斯。森林中有群居的野牛，这些野牛体积与大象不相上下。当时，亚洲大山脉的北方，横亘着沙漠、荒原、森林以及冻土地带。亚洲高原的东部，是满洲的大三角地。横跨俄罗斯与土耳其斯坦之间，直到满洲的大部分气候一直变化莫测。几百年间，这个地区的降水量变化很大。气候决定了这里的土地不适合人类居住。也曾经有些年头，那些地方牧草丛生，适宜耕种，但接踵而至的是致命的周期性的大旱时代。
从德国的森林地带到南俄罗斯、土耳其斯坦，从哥德兰岛到阿尔卑斯山的一大片北方荒原的西部，是北欧民族以及雅利安民族的发源地。蒙古东部的沙漠和荒原地带，则是匈奴人，或蒙古人，或鞑靼人，或土耳其人的发源地。这些民族在语言、种族以及生活方式上都相差不大。一方面，北欧民族不断向外扩张，南下侵入文明国家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及地中海沿岸一带；一方面，匈奴人中的过剩人口也成为流浪者、侵略者或征服者，进入中国境内定居下来。多年的丰收使北方人口急剧增加；但是牧草的匮乏、牲畜感染瘟疫却逼着饥饿、凶悍好战的民族大举南下。
有时，这世界的两大强国能够同时击退蛮夷，用武力维护着边境的和平。汉朝从中国北方向蒙古境内推进的力量强烈而且持久。中国的居民越过长城，喷涌而出。中国的农民们依仗着戍守国境的士兵，骑着马扛着锄具，开垦了塞外的草地，占有了冬季的牧场。匈奴人虽然屠杀过不少移民，但却抵不过比他们强大得多的中国讨伐军。于是，这些游牧民族有的作为一个耕作民在当地定居下来，向中国政府纳税；有的向别处迁移，寻找新的夏季牧场。前者成了中国人，后者则向东北方和东方漂泊，翻山越岭，进入到西土耳其斯坦。
从公元前200年起，蒙古骑兵入侵西方。他们欺压雅利安民族，迫使其西迁，又骚扰日渐衰落、防守不严的罗马边境。公元前1世纪，安息人，即塞西亚人，这个很明显与蒙古人种混杂过的民族，侵入了幼发拉底河流域。安息人曾抗拒过庞培大帝的东征；击败并杀死了克拉苏，进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