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民国那些人 作者:徐百柯-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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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何鲁调到北京。荣宝斋极为珍视他的书法作品，曾派人拿着他的字拜访他，问他如何标价。何鲁却扔下一句：“我的字，千金不卖；朋友要，分文不取！”
何鲁敢言，批评蒋介石犹烈。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曾在重庆著名的沙利文西餐厅“宴请”何鲁。康泽问他：“何先生是否有过对委员长不敬的言论？”何鲁一笑：“是啊，经常骂。不知你说的是哪一次？”
1949年春末，解放军渡江战役后，重庆局势恐慌，何鲁在暗杀黑名单上名列榜首。幸而重庆卫戍司令杨森与他有同乡之谊，见黑名单后说：“这是一个喜喝酒的读书人，不会造反的。”将其名字勾掉，何鲁这才幸免于难。名单上的其他人全部被枪杀。
后来，毛泽东接见全国政协委员，在与何鲁握手时，专门说：“你的胆子不小！”
自1919年回国后，何鲁西装一脱，一辈子穿长袍。何培炎给记者看了一张老照片，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合影。前排中间6人，毛泽东、周恩来、马叙伦、郭沫若、何鲁、钱俊瑞。
惟何鲁一人，一袭长袍。
罗念生：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
罗念生（1904年～1990年）四川威远人，具有世界声誉的古希腊经典著作翻译家、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他穷毕生之力完成了近千万字的翻译和文论。
几天前，筹备近10年的10卷本《罗念生全集》终于出版了。但百年诞辰的罗念生依旧寂寞着。
当下，正在热映的好莱坞史诗巨片《特洛伊》，突然激起公
众对古希腊的某种热情，但人们不会想到，特洛伊、海伦、阿喀琉斯，这一个个美妙的名字，全都出自罗念生上世纪50年代制定的《古希腊语专用名词译音表》。
老人一生中的最后岁月，完全沉浸在“原汁原味”的特洛伊战争中。他首次尝试用汉语新诗体，翻译古希腊原文《伊利亚特》。
罗念生的一生，只有一个单纯的主题：古希腊。他的成就让雅典科学院折服。他们将“最高文学艺术奖”的殊荣，授予这位中国老人（迄今为止，全球只有4人获得过）。在答谢辞中罗念生说：“每天早上，我展开希腊文学书卷，别的事全部置诸脑后，我感到这是我生平的最大幸福。”
出川赴京，就读于清华学校的那个弱冠少年，第一次念的英文课本就是“阿喀琉斯”大战“赫克托耳”―――这是英译本的《伊利亚特》；留学美国，在俄亥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他攻读的是古希腊文学和英美文学，并开始尝试从古希腊原文翻译悲剧作品；作为第一个留学希腊的中国人，他在雅典学院选修了古希腊戏剧、建筑、雕刻和雅典城志。
回国后，罗念生将翻译和研究古希腊经典著作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抗战期间，颠沛流离，在避乱的平房里、昏暗的油灯下、躲警报的间隙中，翻译仍是他每天固定的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这个“反动学术权威”仍抱定一条宗旨：红卫兵、造反派来找他，他就跟着他们出去“运动”；来抄家，他也“配合”他们的工作；但只要他们不来，他就一头扎进他心爱的古希腊翻译。
罗念生几乎翻译了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全部传世作品，而在他自己的“戏剧”里，最重要的“道具”就是那张伏案翻译的书桌。那是一张小桌子绑了几块床板做成的加宽书桌，上面摆满了他的书和稿纸。
每晚，桌前的身影映在窗户上，引起院子里孩子们的好奇。有一次，他们联合起来，向里面大声齐呼“书呆子，书呆子”，于是老人离开书桌，凑到窗户跟前，笑着向孩子们招手。老人耳背，怕有人敲门自己听不见，于是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有事请敲窗户”。
他一生充盈着古希腊，用古希腊著作的精神来面对世界。儿子小时候接受的故事全是古希腊的；和友人聚会，他讲的笑话全部不出古希腊；好友失恋要自杀，他劝好友：“去看看《俄底浦斯王》吧，你会明白人的意志多么宝贵。”
罗先生是个安静的人，但他曾有两次不顾一切地大喊。有一次，当大家讨论怎样把莎士比亚戏剧搬上舞台时，他当众喊道：“你们为什么不重视一下希腊戏剧呢？”还有一次，他重访希腊，朋友请他到海边游玩。他突然离座，撇下手杖，颤巍巍地小跑到浅滩上，把手浸进海水里，突然高举着湿漉漉的双手朝这边高声喊道：“我沾到爱琴海的海水了！我沾到爱琴海的海水了！”
罗念生的长子罗锦鳞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曾导演过多部古希腊悲剧。但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他更像是一个演员。他说起当年自己劝说父亲不妨去争取一些头衔和荣誉，他父亲凑近他，说：“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此时，罗锦鳞似乎完全沉浸在回忆中，他凑近了我，带着一种混合着顽皮、满足和欣喜的神态―――我相信，这就是当年他父亲对着他时的神态―――向我模仿道：“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
18世纪，德国艺术史大师温克尔曼称，古希腊艺术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6月19日，在“罗念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暨《罗念生全集》首发式”上，后辈学人说，这其实也正是罗先生一生的写照。
周太玄：科学家的人文情怀
周太玄（1895－1968）四川成都人，本名焯，后改名无，号太玄。“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和重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生物学家。
毫无疑问，周太玄是一位科学家。他填补了中国水母研究的空白，被称为“我国腔肠动物研究的鼻祖”。在巴黎大学研究院学习期间，他以细胞研究中染色问题上的重要突破和在腔肠动物、尤其是水母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于1930年被授予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这个学位的要求近乎严苛，淘汰率常常在80％以上。
不过，似乎是人生的一种隐喻。周太玄解决细胞染色问题的灵感，来自他所熟悉和热爱的中国文人笔墨。他利用一种墨性染料对细胞进行染色，成功地将细胞内部结构呈现在人们眼前。
8月19日，在周太玄的儿子周仲璧家中，记者看到了80多年前太玄先生年轻时的手迹。以小楷写在笺纸上的诗词，集成一册，取名《桂影疑月词》。纸微微发黄，但仍挺括，墨迹如新，书法极为漂亮。其中有“别浦香沉家梦远，秋坟月小孤雁返”，“南山笑我，犹解生死离别。五夜梦里，三生石上，那有情怀堪说？只匆匆春荣，秋谢金风弄晚节”等句。
据周仲璧介绍，这些婉约诗词当年都未发表，父亲生前甚至没有和他们提起过，这本小册子还是子女整理遗物时才发现的。
周太玄写有为数不多的新诗，不仅发表过，而且还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他的名作，写于1919年赴法途中的《过印度洋》，被胡适在新文学里程碑式的论文《谈新诗》中加以引证。1922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曲，在当时广为传唱：“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也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
他还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巨著《死水微澜》的第一个读者。中学时的同窗好友李吉力人写完这部小说，首先就把手稿拿给他看，希望听听他的意见。
早在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读书时，周太玄就已负才子之名。比他高一班的郭沫若后来回忆：“他是翩翩出世的一位佳公子……多才多艺。据我所知，他会作诗，会填词，会弹七弦琴，会画画，笔下也很能写一手的好字。”
另一位同学、后来曾任四川大学理学院院长的魏时珍，甚至将周太玄与古代著名的美男子潘安相提并论。潘安路过街市，女子竞相围观。而魏时珍记得，一次周太玄在学校空地上踢毽子，四个班级的同学蜂拥而出，不仅争观他高超的技艺和优美的姿势，更想一睹他俊美的仪容。
几年后，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时，同学冯友兰和许德珩还专门买了昂贵的七弦琴，请周太玄教他们弹奏。
在北京，周太玄结识了被他称为“知心的老大哥和道德的典范”的李大钊。后来，他和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了“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社团之一“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中包括毛泽东。
多年后，国共两党领袖都还记得“少年中国学会”。上世纪30年代中期，蒋介石两次到成都均问起学会会员中在四川的还有哪些人。第二次甚至专门约见了周太玄和魏时珍，并告诉他们可以直接写信给他。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宴请民主人士，周太玄三次受邀。毛泽东当面询问，“少年中国学会”能否恢复，周太玄告之，学会内部分歧实在太大，已难重整。
不过，据周仲璧分析，父亲“一生脾气温和，不太露锋芒，甚至有点儿退让”。所以，面对毛泽东的询问时，他很可能是不太愿意“撑这个头”。
作为文人，周太玄和新闻界也渊源颇深。早年他曾在上海和北京担任过报纸编辑，上世纪40年代又为《大公报》写过不少文章。他一生新闻事业的亮点，是1919年在巴黎和会期间创办的“巴黎通讯社”。
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却遭受屈辱，而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巴黎通讯社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夜组织电讯稿，迅速将事实真相传回国内，由各报披露出来。旋即，五四运动爆发。
也许还是周太玄的朋友李璜了解他。李璜曾评周太玄：“他本是一感情深厚与文笔优美之词人，而乃一意要学科学。”
袁翰青：化学家的别样气质
袁翰青（1905－1994）江苏南通人，化学家、化学史家、科技文献学家。
袁翰青与化学结缘颇有戏剧性。十几岁就读于南通师范学校时，在当时还很罕见的中学实验室里，一堂化学实验课，要求在一块玻璃上面涂蜡，蜡上刻字，再在玻璃反面放个盘子，装进硫酸加少许荧石，于是产生氟化氢，蜡被融化，玻璃上面就印上了字。
那一次，他印在玻璃上的是“努力”二字。
努力的袁翰青，后来考入清华学校化学系，留学美国伊利诺大学，回国先后担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然而1949年后，他逐渐淡出了自己的有机化学专业领域，被委以众多行政管理工作。他的小女儿袁其采曾问过他：“你要是当初不回国，一直搞你的专业呢？”
袁其采并不讳言，自己内心里替父亲感到几许遗憾。“我总觉得，搞科学的人不能搞这么多的社会事务”。
当时，面对女儿的问题，袁翰青只是笑笑，并没说什么。袁其采猜测：“可能觉得我幼稚吧，理解不了他们那辈人的想法。”
现在回望，袁其采承认，从1949年到1957年，父亲虽然离开了专业，但干的都是开创性的工作，“他自己可能不会感到遗憾”。
袁翰青先是出任中央科普局首任局长，商务印书馆由沪迁京，他又担任总编辑。1955年，他奉命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在科学院领导与他谈话确定工作的第二天，他就出发赴任。1956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把建立科技情报研究机构作为发展科技事业的一项重点工程，袁翰青被委派负责筹建中科院科学情报研究所，并担任代理所长。
当选学部委员时，撰写个人情况，袁翰青写道：“无论哪一次工作调动，我都高高兴兴地接受，努力去做好……”熟悉他的人都说，努力，是他身上最本质的东西。
与之相伴的是好强，这使他乐于接受白手起家的开创性工作，生活中也同样如此。家住北京东四，到灯市口买了床板，60多岁的人，偏不要车，自己扛回家。晚年身体有病，行动不便，一日到图书馆领图书证，回家特别兴奋，带点儿孩子气地向女儿炫耀：“我今天去图书馆，你猜，我领了个第一号！”
在女儿眼中，袁翰青身上有种文人气质，感触颇多，读诗词、看小说和电视时，也容易感伤。“但又不是带着颓废那种，他的内心是很坚强的。”袁其采说。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袁翰青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他又顶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轮番批斗、隔离审查，直至送到河南劳动改造。根据他在干校的简单日记，3年中他放牛、喂猪、挖塘泥、修田埂、插秧、挠秧、参加一天18个小时的割麦大会战，同时还要写交代材料，接受批判。
他本喜欢苏东坡的一句诗“事如春梦了无痕”，后来曾改易二字为“事非春梦岂无痕”。二字之易，给袁其采留下很深的印象。她觉得，父亲所指，倒不是事业上的变动，对那些，他不应遗憾，“使他这样感触的，主要还是政治风云的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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