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末日-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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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要紧的是包扎好伤口。
我随身总是带着一把小刀，现在派上了用场，我用它割下了一片衣服。我碰到的第一个受伤战友看似没有伤口，我几乎不知道他哪里被打中了，血从他的口中流出。另外一个伤者被炸掉了一只手。我用割下来的衣服布条做了根止血带，牢牢地绑住他的上臂，希望能够止住流血。
我把几个伤者拖到了一条小沟里，到最后我完全没有气力搬动人的时候，沟里已经躺了4～5名受伤的战友。其中的一个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闭上了眼睛。他的动作让我突然想起了上帝，我想，上帝不可能时刻看顾所有的人，上帝无法控制子弹的射击方向，也不能削弱炸弹或手榴弹的威力。
我抬起头，能够看到钟楼上一个敌人隐隐约约的身影，他在窗台上架着来复枪，瞄准我们射击。这个神射手成为了我第一个瞄准的目标，我冲着他举起了枪，可惜没有打中，不过万幸的是，他也没有打中我们。我的伤口还在大量流血，我只好放下枪，用手按住伤口。我觉得左侧身体好像裂开了拳头大小的一个洞，我身边的积雪都被染成了红色。
又一枚炮弹落在了我身边，我的头再次撞在了雪地上，尖叫声已经变成了呻吟。
尽管我受了很重的伤，但是我不想等着受死，我决定向前爬一段。我再次检查了大腿的伤势，破烂的裤腿已经被血浸透了。我们的前方升起了阵阵浓烟，村庄里的房子着火了。
突然，我觉得一阵头晕，人也失去了平衡。阵阵伤痛刺透大腿肌肉，迅速传遍我的全身。不过我还能忍痛往前爬行，时不时地停下来喘息。
终于，炮火似乎弱了下来，不过还是能够听到零星的机枪发出的“啪啪”声响，两边仍然在交火。我的伤口越来越痛了，但是奇怪的是，我反而因此恢复了几分气力。我用右手按住伤口，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往前挪动着。
现在，村庄离我越来越近了，起码有6座房子在燃烧着，熊熊大火伴随着阵阵浓烟。这时候，连机枪声和来复枪声都弱下来了。就在刚才，尽管四周都是炸弹爆炸和燃烧的烈火，我却保持了冷静，但是现在，哪怕只是一声枪响，也让我吓了一跳。
苏联人撤退了。我身后的伙伴已经纷纷倒下了。现在躺在我面前的是一具苏联士兵的尸体，尸体已经被炸得血肉模糊，脑浆溅得到处都是。他为什么没有戴个头盔呢？这个场面让我痛苦万分，我几乎恶心地呕吐起来。我强忍住喉咙泛起的酸水，紧紧地闭上了眼睛，我命令自己不能崩溃掉。
后来，我终于昏倒了，直到幸存的NCO赶来一辆马车我才苏醒过来。那辆马车好像是当地农民用来拉煤的车，车板上还落着一层黑灰和几块煤渣。两个看起来不像医生的国防军士兵来收拾伤亡士兵，他们将受伤士兵和尸体重重地摔到马车上，就好像在扔沙丁鱼一样。我的意识一片模糊。出发前我们都戴上了滑雪帽，以便在深冬的雪地里掩护自己。我曾经给帽子起了个颇有诗意的名字，叫作“灵魂的帽子”。那些倒下的士兵是否因此能够升上天堂呢？
第一滴血（5）
又一个士兵被抛到马车上，打断了我的白日梦。“我的上帝啊，”我认识这个英俊的金发碧眼少年，他是我儿时的好友迪特·海因里希。他的身上看不到任何伤痕，但是他好像已经死了。
“迪特！”我的声音哽咽着，为了抑制住想哭的冲动，我紧紧地咬住了嘴唇。希特勒青年团的孩子不可以哭！我是一个士兵。
我心底的绝望之情无可言状。
接下来扔上来的一个士兵脸被炸掉了，只能从模糊的血肉中判断出那是被炸烂的鼻子。他的眼珠已经没了，眼眶中流出丝丝血水。我的恶心感加重了，终于在马车上忍不住吐了起来，脏东西落在我身边的两个战友身上，他们中的一个已经死掉了，另外一个还活着。
尽管眼前的情形非常令人作呕，但是我还是为自己的失控感到惊讶。虽然我们已经受过很多锻炼，但是我还是没有准备好接受战争那令人憎恨而且恐怖的冷酷性。我为自己的无助而感到手足无措，我觉得自己无法控制住局面，不仅控制不住局面，而且还是马车上惟一一个面对残肢断臂忍不住呕吐的人。
马车上没有毯子可以裹住那几具血淋淋的头，我面朝下躺在煤灰里，不停地咳嗽和呕吐。最后，大概有10～12个士兵被抛到马车上，而且其中至少有5个已经死了。除了迪特，另外两个似乎没有生还的迹象，他们身上没有伤处，但是面部肌肉已经僵硬了。
现在，我的胃因为呕吐已经彻底空了，这时我已经不那么恶心了，但是仍然控制不住神经，我的身体在颤抖。无论多远处传来的枪声，都能吓我一跳。受伤的士兵被送到当地的客栈，那里已经被临时改建成急救所，死亡的士兵在确定身份后被运到墓地埋掉。
迪特死了，一路上我对着迪特的尸体不断重复着“再见”。
再见？
在哪里再见呢？
迪特的死惟一能让人感到安慰的是，他死前没有受太多的折磨。在天堂里，这些死者的伤口会复原吗？
那个被炸得面目全非的死者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恐怖的场面，据说，他死之前正预备投出一枚手榴弹，但是略微迟疑了一下，结果手榴弹在他脸上炸开了花。有人甚至说：“这就是懦夫的下场！”不过，我并不相信。
我后来听说，苏联人发射的是冲击燃烧弹，我宁可相信，他的脸是被这种冲击燃烧弹炸烂的。
我又惊又怕，死亡比我的想像更可怖而且离我更近，我觉得自己落入了恐惧的深渊中。我的一个战友后来告诉我，我当时看起来毫无生气，但是他看到我手臂的肌肉在抽搐，而且我还在呼吸。当时他很怀疑我是否还活着。
我躺在客栈的地板上，已经没有气力呻吟或者抱怨，但是我能感到身体的痛楚，也意识到周围有很多呻吟的人。我控制不住自己发抖的身体，地板很冰冷，一开始没有毛毯，没有任何保暖的东西可以减缓我们的痛苦。客栈里甚至没有任何止痛药，能够提供的只有装在杯子里的水，有人绝望地喊着救命。
客栈的人告诉我们，医生很快就来了，但是，他一直没赶到。
我们被装上一辆铺着稻草的卡车，转移到一家大的急救医院。那时，我的腿已经僵硬了，而且变青了。有人说，我可能不得不做截肢手术。我们到达了那家大的急救医院，这里条件稍为好些，有一点药，不过仍然没有医生，麻醉剂也用完了。我还记得，当他们为我清理伤口的时候，我又一次感到了钻心的疼痛，为了让我不尖叫起来，负责清理伤口的医护人员把皮带塞到我嘴里，他说：“如果觉得疼，你就咬皮带吧！”
一个伤员为我点燃了一支烟，我抽了几口，觉得伤口好像不那么痛了。因为咬住皮带，我的嘴唇有些破了，于是一支接着一支不停地抽烟，直到最后不省人事。几个小时后，旁人告诉我，医护人员拿走了我最后一支烟。如果当时那支烟掉进草垛里，可能我早就被烧死了，那人还数了数我扔在地上的烟头，我一共抽了17支烟。
那个帮我点烟的伤员只是上臂受了点轻伤，他是一个机灵的家伙，爱小偷小摸。他后来甚至为我搞到些荷兰产杜松子酒，我抱着酒瓶就开始喝，酒大大减轻了我的痛楚。这酒相当烈，我的喉咙似乎烧着了，但是我还是吞了几大口酒。然后，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酒精和尼古丁的混合作用似乎削弱了伤口那绵绵无尽的疼痛。
好多天来，我头一次读到了报纸，那是一份《西里西亚日报》。我还清楚地记得，报纸上刊登了一则粗体字通告：现在，不仅是逃跑者会受到死刑的处罚，就连行动中不遵守命令的士兵也会被处以极刑。
这份报纸还引用了希特勒最近一次演讲的部分内容，在演讲中再次强调了他的信念，他认为是上帝的保佑，让他逃过了1944年7月20日的暗杀行动，因此，他将带领德国获得胜利。他鼓励所有德国人，加强抵抗的决心，坚定地完成各自的使命。
希特勒又一次在显著位置提出：每一个有战斗力的德国人都要投入战斗，只有这样，伟大的德国才能取得决胜。我现在躺在一堆伤员中，之前已经接受了战火的洗礼，我觉得自己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在希特勒的演说中，他提到，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人。尽管我当时知道，苏军距离柏林只有几百公里远，但是我丝毫没有想到战争的总体局势已经急转直下了。
第一滴血（6）
报上另外一条消息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克勒敦托弗是附近的一个村子，我们家以前就住在那附近，当地有个用甘蔗榨糖的糖浆厂。我的父母认识糖浆厂的厂长和当地的纳粹党官员（其中包括该选区的政党候选人保罗·格鲁克尔）。我惊讶地了解到，格鲁克尔被处死了。据报纸新闻报道，他不仅没有组织村里的男人进行抵抗，反而逃离了克勒敦托弗。他后来被搜出来，当场被打死了。一个我认识的人被处死了，我又开始发抖了。
报纸上还登了一系列关于死刑的报道，这无疑能够震慑那些企图退缩的人。除了格鲁克尔，我并不认识其他被处死的人，但是我也注意到，在处死的人中，并非只有格鲁克尔才在党内担任高级职务。希特勒曾经的追随者在战争的最关键时刻却背叛了他，这是多么令人叹息的一件事啊。现在最需要所有人齐心协力地为扭转战争局势而战斗。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我觉得这种所谓的警戒措施坚定了我的决心。
几天以后，一趟火车来送我们去德累斯顿。当时的德累斯顿城已经成为了收容伤兵的“大医院”，在空袭不断的时期，这里相对要安全些。我们开始放心了，这里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可以安心养伤了。那些修女还留在原地，我在救护站结识的战友也留下了，他的伤不严重，不需要做手术，用不了一周时间就能痊愈，他还得再次回到前线参加战斗。
我们中只有不到30人被转移到后方，随行的有一个初级战地医生和三四个年长的医护人员。当然，留下来的还有那些死亡的战友和奄奄一息的伤员。我们离开的这批人怀揣着一丝希望。德累斯顿有“德国的佛罗伦萨”之称，我对这座城市最早的记忆是在孩提时代，我曾经搭乘火车到那里旅行过两三次。我曾经在德累斯顿过个一个周末，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德累斯顿的学校和其他公共设施都被征用做了临时急救医院，数以千计的难民聚集在这里。在2月13日和14日盟军的连续空袭轰炸中，炸弹引起的大火包围了整座城市，至少杀死了3万名无辜市民。盟军对德累斯顿城的连续疯狂轰炸载入了史册，成为了盟军对德国复仇行动的见证。
2月13日和14日对莱曼家族来说却是值得纪念的幸存日。我们差点也葬身德累斯顿城的火海中了，值得幸庆的是，我们一家子都逃过了这一劫。轰炸开始前，我本来是在德累斯顿城养伤，正在中央火车站候车，等待搭乘军事医院的列车，转到一所学校临时改建的医院。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我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们都在德累斯顿，而且就在我候车的时候，他们也在同一个车站，他们是随着难民的大部队逃到德累斯顿来的。更凑巧的是，父亲也辗转来到了德累斯顿，他是为了执行电台的一项秘密任务（不过他从未提过任务的具体内容），他被困在火海中，但是活了下来。
1945年2月12日，当那趟军事医院的列车抵达德累斯顿中央火车站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和家人近在咫尺。我们要搭乘火车去那所学校，学校已经被改建成临时急救医院了——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做法。据通知，我们将前往的这所学校已经暂时收容了一群从东面逃来的难民。很多难民上年纪了，或者已经病重，不适宜再次迁移。我们需要到另外的地方安顿，这样，装载我们的军事医院列车无法开走，我们必须等待新的指示。但是，没有人知道谁会发出新的指示，我们的医护人员开始烦躁不安，我们的供给快耗尽了，我们饥肠辘辘，但是缺少食物。呆在火车上的人们开始绝望了，我们中绝大多数人身受重伤，车厢里充斥着痛苦的呻吟声和怨气冲天的叫骂声。
更糟糕的是，一些经过长途艰苦跋涉的难民被允许住进了我们已经拥挤不堪的车厢。在这批难民中，有两个失去了母亲的小男孩和一个年轻的孕妇，她痛苦不堪，似乎快要生孩子了。医护军士长惶然无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每说一句话，都以“糟糕透了”开头。
“糟糕透了，我们没水了。”
“糟糕透了，我们的食物吃光了。”
“糟糕透了，我的上帝啊，这些孩子没有母亲了。”
“糟糕透了，这女的快生了。”
糟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