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末日-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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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噬。　　　
恶兆（1）　　　
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我们家还住在慕尼黑郊外的沃尔德鲁德林，和海因里希·希姆莱办的养鸡场挨得很近。希姆莱原本只是个肥料推销员，后来爬到了党卫军秘密警察头子的位置。在1927年时，他娶了玛格莉特，并办了这个养鸡场，随后定居下来。希姆莱并不擅长养殖家禽，和他后来在组织人手大肆屠杀犹太人方面所展现出来的“才能”相比，他的养鸡手段实在是很一般。不过，这个养鸡场后来曾一度被纳粹党徒们奉为“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圣地”（希姆莱曾在党卫队内部搞“人种培育场”，让党卫队男人与日耳曼女人结合，以保证日耳曼民族的血统纯正性，好培育出优秀的日耳曼精英）。希姆莱是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沉迷于神秘主义、玄学、超能力等各种唯心理论，他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占星卜算。　他的妻子玛格莉特也是一样。沃尔德鲁德林有一家面包店，一个自称有超能力的人经常在那儿为人预测未来。生我之前，我母亲有一次去找这位“高人”算命，想测一下我是男是女，正好遇上了希姆莱夫人。母亲除了想测一下我是男是女外，和希姆莱夫人一样都迫切地想要知道，假如阿道夫·希特勒执政，德国会不会繁荣昌盛。预言家告诉母亲，我可能是个女孩。这让她非常失望，因为母亲知道父亲肯定希望头一胎是个儿子。预言家还说，如果希特勒执政，希姆莱和莱曼家族都将兴旺发达，而且德国也会繁荣昌盛上千年。这个预言让两个女人大受鼓舞。几个星期后，1928年5月23日那天，我出生了，母亲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是，我是一个健康男婴的事实证明了第一个预言不灵验。我不知道，生了男孩的喜讯能不能减轻他们对第二个预言也无法灵验的担心。　
1933年，希特勒上台，当时我只有4岁，对第三帝国以前的德国知之甚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几乎充斥了我童年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出生在慕尼黑，这里是纳粹党的发源地。不过，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还是生活在西里西亚静谧的乡村里。在今天看来，我住的地方离柏林并不远，但在当时，这两个地方却有天壤之别，相差之大有如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星球之上。我们住在森林中的老房子里，我们的见识和100多年前的乡下人相差无几。直到我父亲加入了希姆莱率领的纳粹党卫军后，我们家才搬到布雷斯劳城里。父亲为德意志帝国电台工作，这个电台是约瑟夫·戈培尔重要的宣传机构之一。　
不过那都是后话了。我最初的快乐记忆都是关于乡村和森林。我的童年时光就像格林童话一样美好。我有3个姐姐安吉（Anje）、奥娣（Ute）和多尔特（Dorte）；　我很爱她们，后来我又有了2个小弟弟乌尔夫（Wulf）和乌尔里希（Ulrich），1个小妹妹安吉拉（Angela）。纳粹党积极鼓励德国女性多生孩子，为帝国生儿育女被视为一种爱国行动，国家出台了各种各样鼓励生育的奖励措施，生孩子多的家庭还能得到特别徽章。我母亲就曾得到过一个圣母十字架，而且，作为对她的奖励，帝国还专门为我们家指派了一个保姆，帮助母亲带孩子。我祖父与马丁·鲍曼（后来的纳粹党秘密警察头子）的妻子娘家是朋友。鲍曼太太生了10个孩子，最大一个孩子也起名叫阿道夫，与他的教父希特勒同名。每当祖父想到葛达成人后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生儿育女上，他总是会说：“这可怜的女人”。　
有一阵子，我们家住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堡里，周围数公里都是郁郁葱葱的绿树。这个城堡更确切地说是一个高墙围绕的带庭院的庄园。不过，我们的生活并不富裕，这所房子实际上属于一个在外任职的军官，我们只是暂时借住而已。后来，我们搬到森林里更远的地方。我早年记忆最多的事就是和母亲一道摘浆果，或是和我最喜欢的狗索妮娅——一只瘦瘦的红棕色爱尔兰塞特种猎狗——一起在林中散步。我们家还有两只波音达猎狗；　叫做托尔和托勒夫。　
有一阵，我甚至养了一只宠物鹿。它在某个下午出现在我们家院子里。我先是听到一阵柔和的铃声，于是跑到窗口往外看，一眼就看到了它——头上长着长长鹿角的雄鹿。铃声是挂在它脖子上的一个金黄色项圈上的铃铛发出来的。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我从未如此近地看到过一头活鹿，而且还是在我们家院子里！而且它还带着一只金色的项圈！我走到屋外，雄鹿安静地注视着我，它没有跑开。我伸出手抚摸它。后来这头鹿成了我的宠物，甚至我们家的狗都不驱赶它。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从那以后，这头鹿成为了我们家庭的一分子。　
我非常爱我的母亲和祖父母。我的祖父和我们一起生活，他是一个非常和蔼的老人，睿智而且知识渊博。他一生有两大热爱：其一是蒸汽机车——这种热爱虽然比较幼稚，但是蒸汽机车的出现仍然是他所在时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其二就是腓特烈大帝。伟大的弗雷德里克是祖父的偶像，而且我发现，不仅是我自己，很多德国人也很崇拜他。在孩提时代，这个未来的普鲁士国王由于柔弱似女性的气质而受到父亲的轻视。但是后来，伟大的弗雷德里克用过人的领导才能征服了所有人。他是一个仁慈的君主，非常有远见，积极推进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弗雷德里克的思想对祖父形成了很大的影响，祖父经常背诵这位国王在1757年洛伊滕会战前的著名演说给我听。弗雷德里克的演讲慷慨激昂，非常鼓舞人心，　面对高地上围攻的两倍于己的敌军，他通过演讲将勇气灌输给将士们。在演说词的末尾，国王宣布：“明天这个时候，我们要么击败敌人，要么光荣牺牲！”纳粹党人，特别是纳粹神话的缔造者约瑟夫·　戈培尔经常引用弗雷德里克的传奇生涯，特别是当德国的敌人在实力和规模上变得越来越强的时候。我深深地爱戴祖父。他从来不会因为我提的问题而生气，相反，总是用一种我幼小的脑袋能够理解的方式回答我提的问题，他点燃了我对知识的长久渴望。　　　
恶兆（2）　　　
另一方面，我与父亲的关系却很不明朗。父亲非常暴躁，总是认为我太怯懦。我总是试图讨好他，却总是失败。我记得，母亲总是把我的摇篮放在祖父汽车的前排座椅上。那时，我已经有3岁了。父亲开着祖父的车，我们一家子打算去乡下郊游。突然间，就像每个孩子都会做的一样，我哭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父亲很显然被激怒了。他命令我闭嘴，我没有做到。父亲于是停下车，下车走到我母亲座位一侧，试图从母亲手中夺过我。母亲竭力阻止他，没让他得逞，母亲的眼里满是泪水和痛苦。于是，父亲把我俩都拖下车，然后径直上了车，重重地关上车门，开车扬长而去。汽车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线，我还站在原地，呜咽着，喘息着，惊惶失措着。不过，父亲最后还是回来了。　
“现在你知道了吧，这就是爱哭男孩的下场！”他冲着我咆哮道。　
我试图停止哭泣，但是没能做到。我继续抹着眼泪，母亲则把我搂得越来越紧，试图盖住我的抽泣声。于是，父亲开始朝着母亲发火了，“如果你不能让他停止哭泣，我马上再把车开走！”父亲的确那样做了，我和母亲只好步行回去。父亲的心肠很硬，我这一生一直让他失望，直到终老。他经常会因为我撒谎和其他小事情而鞭打我。　
我很爱祖母，她总是故意做一些让父亲冒火的事情，还很爱吹嘘家族的贵族血统，不过我猜想，她可能只是贵族的远房旁系，但是祖母很为自己拥有哥达年鉴（欧洲贵族的“圣经”，能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是非常势利的一种价值体现）而自豪。每当她在报纸上看到或者在和人谈话中听到一个新的名字，祖母总是要翻一翻哥达年鉴。当希特勒任命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为外交部长时，祖母不以为然地说，他不过是一个香槟酒推销员。　
“嘘，”她轻蔑地说，“他只不过是个暴发户。”　
“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安静一点！”父亲按捺着嗓门提醒她，生怕别人听到。　
祖母类似的评论经常让父亲恼火。我以为，父亲生怕祖母那张嘴把他卷进和纳粹党的纠纷中。贵族论在纳粹时期完全不时兴了。贵族们被视为纳粹国家社会主义论的头号阶级敌人。尽管父亲经常喜欢吹嘘，但是他很少提到我们杰出的祖先。　
父亲是汽车推销员，业余时间还兼做驾驶教练。他和祖父曾经有过奔驰汽车的经销权，但是他们接手不到1年以后就破产了。父亲将生意失败怪罪于一个犹太商人，说对方欺骗了他。父亲从未明确解释过事情的经过，但直到临死前他还坚持认为被这个犹太商人骗了。　
一天，　我听到祖母斥责父亲：“犹太人也是人！”　
我不太清楚这次对话的全文，也从未遇到过一个犹太人。当我问祖母，这场争论是怎么一回事时，她只是说，“我不想再提这件事了。”直到几年后的“水晶之夜”，我才意识到犹太人在德国的命运。争论还是关于父亲的奔驰汽车经销权，父亲愤愤不平地责怪犹太人，祖母于是说，“犹太人的确是经验更丰富的生意人。”她的评语让父亲火冒三丈。母亲在战后告诉我，“他当时资金不足，时局也不稳定，加上他没有多少生意经验。”　
慈祥的祖母教会我祈祷并且带我去教堂。我喜欢上教堂，听大家一起说“阿门！”听上去很像在念我的名字。一天夜里，我念完了晚祷词，祖母问我祈祷的内容。圣诞节就要来了，我告诉她，我祈祷得到很多礼物。她批评了我，说我不应该只为自己祈祷，而应该为他人祈祷。祖母说，上帝抚育了我们，让我们生长并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用完全依赖于他的存在。我将永远记得祖母给我上的这一堂课。　
家里失去汽车经销权后，日子更艰难了。父亲再次成为了汽车推销员。在当时，推销员要负责将汽车开到顾客家里，所以，父亲经常不在家。不过，他不在家时，我一点都不想念他。　
父亲还应该对我的一个记忆创伤负责。一天早上，我醒来后，发现那头鹿不见了。我四处寻找也不见踪影，最后，我们发现它被人杀死在树林里，偷猎者为了鹿角杀了它。我深受打击。鹿脖上有铁丝勒过的痕迹，鹿角已被人砍走。偷猎者还拿走了它的金色项圈和铃铛。当我把父亲带到鹿的尸体旁时，我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父亲让我帮他一道，一人抬一条鹿腿，把鹿拖回家。第二天，这头鹿被挂在地窖的屠宰钩上，肚腹已被剖开，内脏也已经被清除掉了，父亲预备教我如何剥鹿皮和切分鹿肉。我看到这幅场景，恶心得呕吐起来。父亲骂我太懦弱，他告诉我，屠宰动物是很有男子气概的一件事。为了好好地教育我，父亲预备让我杀一次鸡。　
我十分害怕，但父亲坚持要递给我一把切肉刀，命令我开始干活。结果，我把差事搞得一团糟。我左手使劲捏住鸡翅膀，右手努力将鸡头按在案板上预备剁下去。我根本捏不住鸡，非常害怕，以至于在斩鸡头的时候闭上了眼睛。这只鸡的肌肉猛烈抽搐着，翅膀抖动得非常厉害，我吓得松开了捏着鸡翅膀的手。这只没头的鸡从我身上掠过，然后掉在地上断了气，从断头处流出的血洒了我一身。我吓得不轻，迅速跑开了。因为我的胆小，父亲再次训斥了我，他轻蔑地说我像女孩子一样。　　　
恶兆（3）　　　
这堂关于刚毅的教训发生在1934年，正好是希特勒上台的第二年。　
我就读的学校有一个驼背小孩，名叫鲁迪。我和另外两个同学经常捉弄他，以欺负他为乐。他没有一个朋友。有一次我们和他打了起来，根本没料到他会反抗，但是他不仅反抗了，而且还打赢了我们3个人，把我们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身上到处都是抓痕。我的鼻子还被打出了血，衬衫上沾满了血迹。我们的老师是一位脾气温和的中年男子，他不是那个时代期望的标准老师形象——强硬的独裁者。老师将一枝竹鞭递给鲁迪，而且命令我们3个俯下身去。　
“在每个人屁股上打12下。”他对驼背小孩说。　
“我不能这样做，”鲁迪说，“他们还会再打我的。”然后，他把鞭子还给了老师。　
我感到非常窘迫，至今仍然记着鲁迪的话。后来，老师把我们都送回家。当我把经过告诉母亲后，她急忙骑上自行车出门，到鲁迪家去道歉。当我父亲得知这一切后，他再次狠狠地揍了我一顿，因为我参与了一场三对一的打架。他骂我是个懦夫，然后命令我早点上床睡觉。　
鲁迪和我却因此成了朋友。他也喜爱小动物，他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