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36大悬案-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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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明武宗实录》载,双方大战几天,朱厚照亲临前线同敌人战斗,据说还亲手斩敌一人,不过也险象丛生,“乘舆几陷”。朱厚照亲自指挥的这场战斗,取得了杀敌十六名,己方伤五百六十三人、亡二十五人的战绩,这当然也算得上一次胜利,因为鞑靼军终于被打退了。
武宗之死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十四日,久怀异志、阴谋作乱的江西宁王朱宸濠杀死朝廷命官,率众起兵作乱。朱厚照找到借口,再次御驾亲征。为图个耳根清净,下旨“再言之,极刑”。群臣已经领教了皇帝的执拗,自己也精疲力竭,只好随他去了。
八月二十二日,朱厚照率领大军从北京出发。按惯例出师是不能带内眷的,朱厚照和他宠爱的刘娘娘相约在潞河会面。刘娘娘相赠一簪,以为信物——如此看来,这皇帝老爷确实有点儿浪漫。孰料朱厚照纵马过卢沟桥时把簪子颠掉了,遂按兵不行,大索三日不得。如此领兵,简直是儿戏。
四天后,大军走到涿州,却传来了再坏不过的消息——南赣巡抚王阳明丝毫不懂得体察圣意,居然不等朝廷降旨就率军征讨,三下五去二就把不争气的宁王活捉。厚照闻报跌足不已。叛贼已平,还亲什么征呀?但朱厚照自有他的鬼聪明,他隐匿捷报,继续南行。军至临清,依约派中使去接刘娘娘,但刘美人不见信簪,辞谢说:“不见簪,不信,不敢赴。”武宗见美人心切,没有办法,便独自乘舸昼夜兼行,亲自迎接美人。
十二月初一,武宗抵达扬州府。第二天,武宗率领数人骑马在府城西打猎,从此,天天出去打猎。众臣进谏无效,便请刘美人出面,终于劝住了好玩成性的皇帝。十二月十八日,明武宗亲自前往妓院检阅各位妓女,一时花粉价格暴涨,妓女身价倍增。
这一闹足足八个多月。王阳明早在六个月前就把宁王押到了南京,苦求皇上受俘,朱厚照一概不准。最后王阳明终于福至心灵,重新报捷说所有功劳全是大将军朱寿先生的,靠他老人家的威德和方略,以及他身边的一干功臣,才能迅速平乱,自己亲冒矢石、大战鄱阳的事迹自然一字不提。这一本递进去,旋即准奏。
受俘之后,朱厚照总算勉强同意北返。走了一阵子,又突发奇想:要把宁王放回去再作乱,由自己亲手擒回。臣下闻之如五雷轰顶,劝谏的话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回程路上,武宗皇帝当然也不会闲着,游镇江,登金山,自瓜洲过长江。八月,经清江浦,武宗见水上风景优美,鱼翔浅底,顿起渔夫之兴,便自驾小船捕鱼玩耍。结果,提网时见鱼多,武宗大乐,尽力拖拉,使船体失去平衡,他本人也跌落水中。明武宗在北京长大,不懂游水,入水后手忙脚乱,一阵乱扑腾,亲侍们虽然把他救起,但水呛入肺,加之惶恐惊悸,身体便每况愈下了。
也可能他是受惊之后,加上秋日着凉,引发了肺炎。在今天,肺炎只是一般病症,消炎加上保养就能痊愈。但在明朝,肺炎、肺积水可是要人命的绝症。
正德十六年(1521)春正月,武宗一行才回到北京。十四日,武宗仍旧强撑,在南郊主持大祀礼。行初献礼时,武宗皇帝下拜天地,忽然口吐鲜血,瘫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大礼不得不终止。
到阴历三月,武宗皇帝已处于弥留状态,他对司礼监太监说:“朕疾不可为矣。其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言毕,这位英俊爱玩的大明天子终于玩完,崩驾于豹房,时年三十一岁。
可叹的是,武宗淫乐一生,嫔妃如云,美女无数,却没有留下可以接替皇位的子嗣。
他是昏君吗?
据史书典籍记载,武宗一生所建实无,所毁多有,贪杯、好色、尚兵、无赖,所行之事多荒诞不经,为世人所诟病。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近些年来,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其一,明武宗朱厚照在后世人眼中之所以是十足的坏人一个,只是因为继位为帝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以藩王入大统的堂弟明世宗。世宗对武宗既没好感,也没直接的血统关系,在此前提下,后朝贬抑前朝以凸显继位天子之圣明,实是理之当然。因此,明世宗在《明实录》的编撰中令史臣多录其恶,丝毫不“为尊者讳”,甚或添油加醋,无中生有,把“八虎”及江彬等鱼肉乡里之行径,一古脑都写在武宗账上,使得武宗皇帝之荒唐天下人皆知。
其二,即使是史书所录,也常常矛盾百出,互相抵牾,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武宗,尚需后世读者、史家仔细辨别。
如,《武宗实录》正德十四年载,刑部主事汪金上疏谏武宗饮酒过量,疏后附有史臣的一段话:“上嗜饮,常以杯杓自随,左右欲乘其昏醉以市权乱政,又常预备瓶罂,当其既醉而醒,又每以进。或未温,也辄冷饮之,终日酣酗,其颠倒迷乱,实以此故。”——简直是个酒徒、醉汉!
同是《明实录》,讲到不久后武宗巡视西北边,沿途行军时的情景说:“自宣府抵西陲,往返数千里,上乘马,腰弓矢,冲风雪,备历险厄,有司具辇以随,也不御。阉寺从者多病惫弗支,而上不以为劳也。”
既然是终日受到群小摆布、只知沉湎于酒的愚人,怎么又成了一个孔武有力、冲锋陷阵的英雄皇帝?
其三,武宗虽然不入大内,但是仍时常上朝听政,批答奏章,决定国家重大事件。不愿上朝时,就通过司礼监传达自己的圣旨,命内阁执行。即使他远在宣府的时候,虽说大臣不许前来,但还是特别强调,奏章要一件不少地送到宣府。所以说,武宗虽是荒唐,但在大事上一点也不糊涂。
其四,武宗处事刚毅果断,弹指之间诛刘瑾,平安化王、宁王之叛,大败蒙古王子,且多次赈灾免赋,这些都是正德年间大事。而且,他在位时臣下仍有不少贤才,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位帝王治下总体上仍有可称道之处。特别是正德十二年,武宗率五六万人抗击蒙古军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这与英宗率五十万大军而被俘,不可同日而语。此后蒙古军长时间内不敢犯边,便是这次战斗成果的直接证明。而且在这场战斗中,武宗亲自部署,战术正确,指挥得法,体现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应州之役,也成为武宗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刻。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武宗,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武宗。其实,明代自英宗以来,国势渐弱,如果武宗能够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完全有可能做一代明君而成为中兴之主,功垂史册;但他恣意妄为的行径却为后人所訾议。
幽幽青山绿水间,康陵中静静地安息着武宗。对于他充满浪漫色彩的一生,是非可否,后人依旧会不断地评说下去。
二、将相六大悬案
2.方孝孺:“灭十族”之谜
皇帝杀人,常常有“株连九族”之说。
所谓“九族”,一般指的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其中“父族四”指:父母、兄弟、姊妹、儿子;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儿及外孙。“母族三”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儿子。“妻族二”指: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娘家。
“株连九族”,已经是相当恐怖了,然而,方孝孺却遭到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十族”之诛。即在宗亲九族之外加上门生故旧,牵连者不计其数!
方孝孺到底犯了什么罪,竟至于要遭此“十族”之诛呢?
“正学先生”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浙江宁海人。明代大臣,也是著名学者和散文家。
洪武九年(1376),二十岁的方孝孺拿着自己写的谈立身之道的文章《杂诫》来到宋濂那里,拜宋濂为师。宋濂好多年都未见过这样好的文章了,很高兴地把方孝孺纳为弟子。
相传,一次太祖朱元璋设宴,宋濂出席,太祖命宋濂作一篇《灵芝甘露论》,限明晨交卷。宋濂回家后将此事告诉了方孝孺后,自己因宴中饮酒过多,一觉睡到天明才醒。
准备上朝了,宋濂才想起作《灵芝甘露论》的事,大惊失色。方孝孺胸有成竹地对宋濂说:“老师不必惊慌,我已代师写成一篇,未知可否?请老师定稿。”宋濂看后十分满意,未作修改,便直接上呈太祖。太祖看后,觉得此文与宋濂的文风不同,问道:“这是学士的手笔吗?”宋濂只好如实说:“这是我门生方孝孺的手笔。”太祖听后很高兴,说:“此生良胜汝。”
方孝孺在宋濂门下度过了三年时光,使他终生受益匪浅。
洪武十五年(1382),经东阁大学士吴沉等人推荐,二十六岁的方孝孺来到南京,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见。明太祖见他举止端庄,学问深厚,称赞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方孝孺力主施行仁政,志存教化,与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政治主张相差甚远。朱元璋深知才非所用,不如不用,只是对皇太子说:“这是一个有才华的正直之士,但现在还不是用他的时候,让他历练得更加成熟一些,将来好辅佐你。”于是厚礼相待,送他归乡。
后来,方孝孺受仇家陷构,被牵连到一场官司里,一并拘押到了京城。朱元璋在案卷里看到了方孝孺的名字,叫人马上放了他。
不过,对于方孝孺而言,身怀匡世之才而无用武之地,实在是件憾事。此后十年,他隐居在家,一心著书立说,过着清苦的生活。著有《周易考次》、《宋史要言》、《文统》等多部作品,还写了大量的诗歌。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经人再次推荐,朱元璋才让他担任汉中府学教授,成了个刚刚入流的九品学官。
蜀献王朱椿是朱元璋的第十一子,他早就听说过方孝孺的人品和学识,就礼聘他兼任蜀王世子的老师,非常敬重他,把方孝孺的读书之庐命名为“正学”,方孝孺因而被后人称为“正学先生”。
削藩的后果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去世时,儿子早死,皇太孙朱允炆继承了皇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崇尚儒家仁政之说,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祖父的“洪武”年号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他迫不及待地要把他祖父为他储备的“干部”投入使用。“秋七月,召汉中府教授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方孝孺终于从那个摆满了儒学经典的“正学”书斋,走到了明朝政治的前台。次年,又升任为侍讲学士,成了建文帝的近臣。
据《明通鉴》记载,建文帝读书每有疑问,便立即召方孝孺讲解;临朝议事,也常常叫方孝孺批答;纂修《太祖实录》等史籍,也任命方孝孺为总裁;当时朝廷的诏书、檄文,大都出自方孝孺之手。建文帝对方孝孺非常倚重,君臣关系十分融洽。
此时,建文帝把朝中的大权交给了两个书呆子: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黄子澄。他们急于求成,在建文元年(1399)新皇权还没有得到充分巩固之前,就开始走了一步在整个明朝历史上最为险恶的棋——削藩。
朱元璋在位期间,为御侮防患,曾两次分封诸子为藩王。藩王各拥重兵,坐镇一方。明朝初年,藩王们为强化朱氏王朝的绝对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洪武时代的结束,这种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弊端也就暴露无遗了。
齐泰、黄子澄等人的初衷应该说是对的,但他们过高地估计了王朝的实力。开始的“削藩”进行得还比较顺利,周、代、岷、湘、齐等藩王先后被削夺,“湘王自焚,余皆废为庶人”。但进一步想削夺其中势力最大的藩王——燕王朱棣时,大麻烦出现了。
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誓师“靖难”,挥军南下京师。
在靖难之变中,方孝孺与朱棣是势不两立的。建文帝讨伐燕王的诏檄大多出自方孝孺之手。朱棣曾经两次试图以罢兵作为缓兵之计,都被方孝孺识破,并力劝建文帝不要被他迷惑,使得朱棣屡屡未能得逞。方孝孺还多次为建文帝出谋划策,甚至使用反间计来离间朱棣父子。
遗憾的是,前方战况不佳。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将建文帝和方孝孺等人逐渐推向了绝境。朱元璋为了能让子孙后代永享太平,将久经沙场的元勋宿将几乎斩杀殆尽,现在,上自文弱的建文帝,下至满腹诗书的方孝孺等人,面对来势汹汹的燕王朱棣却都束手无策。
朱棣出兵时,他最倚赖的谋士姚广孝曾对他说:“臣有所托。”
朱棣问:“何为?”
姚广孝答道:“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城破之日,必不降附,幸勿杀之。杀孝孺,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朱棣颔首答应。
人间惨剧
朱棣占领南京后,方孝孺果然不肯归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