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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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4月11日，山下奉文被调任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长。随着职务的晋升，山下奉文逐渐接近了权力中心。由于岳父的关系，山下奉文在立场上倾向于“皇道派”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人的主张。
1934年8月1日，山下奉文被晋升为少将军衔，调任兵器本部部附兼陆军省省附，暂在兵器总厂任厂附。几个月之后，即1935年3月15日，他回调陆军省，任军事调查部部长一职。在山下奉文担任军事调查部部长这一要职时，撞上了“二二六”政变这件棘手的案子，这次，他由于站错了立场而暂被掷出了权力中心。
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青年中下级军官不满长期以来“统制派”的压制，发起“二二六”政变。政变中，“皇道派”军官率领近1500名士兵，袭击了首相、藏相、内相的官邸，刺杀了内务大臣斋藤、大藏大臣高乔及教育总监边锭太郎，直接占领了首相和陆军大臣的官邸。他们还提出兵谏书，要求罢免“统制派”军官根本大佐、武藤章中佐、片仓衷少佐、桥本中将等；任命荒木大将为关东军司令，并任用真崎大将、古庄次官和山下奉文少将等“皇道派”军官。
“皇道派”首脑对这次“突发”事变，当然持同情和支持态度。事变当日召开了军事参议官集会，以荒木贞夫等为首的“皇道派”人物尽力替事变分子开脱。身为军事调查部部长的山下奉文依会议精神，起草了关于事变的报告，即《陆军大臣告示》。报告宣布：“关于崛起意图已上奏陛下。承认诸君的真意是基于体现国体的一片真诚。对于体现国体的真正面貌的现状（包括腐败陋习），……各位军事参议也一致同意按上述宗旨迈进。”
这一公告将事变说成是“基于体现国体的一片真诚”，实质上等于表达了基本肯定的态度。然而军部一些法西斯头目，尤其是“统制派”分子，认为军队政变极可能会破坏天皇制秩序，因而经过一度踌躇后，以天皇名义，将政变部队定性为“叛军”，并于29日正式下令镇压，形势对“皇道派”骤然急转直下。
政变受到镇压，最终以失败告终。随后，陆军进行了大规模“肃军”行动，支持事变的“皇道派”受到大清洗。荒木贞夫被免去军事参议官职务，真崎甚三郎则被拘捕。也属“皇道派”的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侍从武官长本庄繁两位大将被编入预备役。事变发生后，有近3000名军官被进行了大的调动，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在军中成为占据领导地位的力量。
山下奉文支持了此次事变，在“清洗”中也是现职不保。不过在前陆相川岛和现任陆相寺内寿一的帮助下，他没有被编入预备役而就此彻底被赶出权力中心，而是远调朝鲜，任驻朝鲜军第二十师团步兵第四十旅团旅团长。
“马来之虎”山下奉文（2）
远赴朝鲜就职的山下奉文，并未因为此次事件的打击而沮丧不振；恰恰相反，更坚定了将“功”补过、为天皇“尽忠”的决心，他甚至将自己的办公桌放在办公室中朝向日本东京的方向，来表达这种决心。
山下奉文的这种忠心，是忠于法西斯侵略的决心。在朝鲜这片土地上，他开始了明目张胆的无耻掠夺。在他所驻朝鲜龙山地区，有当地望门富户金泽河家。金泽河为了在日本人的阴翳下过活，将自己家的传家宝献给山下奉文。岂知，这更激起山下奉文的贪欲，他亲自带人杀了金泽河全家，并将其家产珍宝悉数霸为己有，其贪婪、无耻和凶暴可见一斑。随着日本蓄意挑起的七七事变的发生，山下奉文有了在中国土地上施虐的机会。
％％％七七事变后，山下奉文踏上中国这片土地，从联队长到参谋长再到司令，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挑起“捷一号作战”任务，被称为“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又开始在东南亚寻找扭转战局的机会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卢沟桥，七七事变发生。7月11日，参谋本部命令驻朝鲜的第二十师团开赴中国，编入中国驻屯军，支援华北日军。16日，山下奉文随第二十师团从朝鲜出发，前往平津地区。到达北平后按预定计划投入战斗，与守卫京津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在南苑作战。立“功”心切的山下奉文在战斗中显得极为“勇敢”，作战的第一天，山下奉文亲自在最前线督战，站在射击的战士后面，还用皮鞭校准他们的姿势。
在侵略战场上如此勇猛的山下奉文，自是获得上司的青睐。1937年8月13日，山下奉文被任命为中国驻屯混成旅团旅团长兼北平警备司令官。
随着日本政府对华不断增兵，为了加强作战领导和指挥，日军参谋本部决定撤销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组建华北方面军司令部。8月31日，参谋本部以临参命第82号下达了华北方面军第一军、第二军战斗序列。同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成立，寺内寿一为首任司令官。山下旅团亦于同日编入华北方面军直辖，主要负责驻守平津地区。
10月中旬，日军遭受中国守军在忻口的顽强阻击，在忻口与中国守军激战。为了摆脱困局，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命令山下旅团所属第二联队前往支援。11月，日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攻占太原。此后，日军大本营调整了对华侵略作战主导方向，将上海方面作为主战场，因而华北方面军部分兵力调往上海。原与山下旅团共驻平津地区的第一○九师团调驻山西及津浦路守备，山下旅团则专司守备平津地区，山下奉文于11月1日被晋升为陆军中将。
1938年，日军攻占华中重镇徐州后，大本营进行了新的作战部署，决定“集国家力量，以本年内达到战争的目的”——攻占广州、武汉，迫蒋投降，侵占全中国。在这一目标之下，大本营作了新的军事调整。在调整中，山下旅团扩编为中国驻屯军兵团，山下奉文升任为兵团长，仍担负京津地区的警备任务。7月15日，原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调任驻齐齐哈尔的关东军第一师团师团长后，在司令寺内寿一推荐下，山下奉文升任华北方面军参谋长。
荣升为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的山下奉文，更是尽心竭力地为侵略事业效命。当时，大本营内就如何进行这场侵华战争，尚存“扩大”和“不扩大”之争。所谓“不扩大派”认为，与其在同中国的作战中消耗力量，不如巩固日本在“满洲国”的基地，为将来“北进”侵略苏联做准备。而“扩大派”则主张，要巩固“满洲国”，就要有作为缓冲的后方屏障，这就是占领华北甚至全中国。山下奉文非常支持“扩大派”灭亡中国的主张。不仅如此，他还处心积虑地提出了征服的策略——“在中国以外解决中国问题”，核心是切断苏联、英国和美国等国家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从而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
山下奉文这一主张的形成，一方面与他考虑到国际势力的介入不利于日本的独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担任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推行“治安肃正”的惨败有关。日军在正面战场上不断推进，但其后方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抗日武装力量的严重威胁，这使得日军的进展受到极大牵制。日军大本营不得不要求侵华日军“确保占领地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的阵势，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因而占领了华北的寺内寿一所率华北方面军将重心移向“治安肃正”。山下奉文作为华北方面军的参谋长，亲自参与、策划并指挥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扫荡”作战，肆意屠杀我抗日将士和无辜平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血腥罪行。
1938年7月6日，中共冀东特委组织开滦煤矿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冀东暴动”。山下奉文调集部队，对冀东展开大围攻，屠杀了抗日军民数千人，于9月上旬残酷镇压了这次暴动。
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山下奉文受寺内寿一的委派，为策应日军进攻武汉、广州的作战，先后调集日军两个师团和一个独立混成旅团及大批伪军，连续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大围攻。
1938年11月12日至12月9日，山下奉文调集日伪军六千余人分五路围攻大清河以北地区；12月25日至1939年1月24日，出动1500余人围攻安国、博野、蠡县等地；25日，又以7000人的兵力对潴龙河两岸地区进行围攻。他利用先“分进合击、逐步推进、压缩包围”，尔后“分割清剿、各个击破”的战术方法，“清剿”我抗日武装力量。
“马来之虎”山下奉文（3）
不仅如此，1939年，山下奉文在新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杉山元的要求下，主持拟定了《1939年度治安肃正纲要》，制订了非常详尽的“肃正”计划：1月至5月的任务是各师团对占领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为分散部署兵力、扩大“治安圈”打基础，先针对晋南地区、晋北地区、五台地区和苏北地区进行作战。从5月至9月，则是利用此前扫荡的成果，实行分散部署兵力，同时针对鲁南地区、鲁西地区、晋东地区等地继续进行“围剿”。
面对山下奉文指挥的日军的疯狂“清剿”，八路军主力通过游击战坚持斗争。1939年1月25日，八路军一二○师主力挺进冀中，与原冀中军区部队会合，共同粉碎了日伪军的前三次围攻。2月2日，山下奉文重新纠集日伪军对我冀中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攻，被八路军粉碎。3月18日至4月1日，因八路军的奋起抵抗而遭受挫败的山下奉文又指挥七千多日伪军对肃宁、文安、任丘进行第五次围攻。八路军连续作战30余次，共歼敌900余人，粉碎了这次围攻。山下奉文在历时5个多月的“围剿”战中，虽然以伤亡5000余人的惨重代价，侵占了冀中地区所有的县城，击溃了一些国民党残余武装，但并未达到消灭八路军和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的目的。在这一状况之下，山下奉文又将矛头调转到他认为的中国抗日武装的“后方基地”——天津租界。他认为正是英、法租界庇护了大量的抗日分子，而在“中国排除英国势力是对华政策之根本”。因此，1939年6月14日，山下奉文以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的身份擅自下令封锁了天津英租界。
英、法等国当时对日侵略持绥靖态度，因而只是采取外交协商的抗议方式，这更纵容了山下奉文的排英野心。虽然日本外务省一再要求山下奉文解除封锁令，但被他以各种理由推绝而拒不执行。与此同时，天津的英国商人、企业家、传教士等在英租界被封锁后，因顾虑自身的安全而纷纷撤回英国，山下奉文实际上达到了将英国势力驱逐出华北的目的。不仅如此，英日双方还于1939年7月24日签署了《有田？克莱琪协定》，以正式条约的形式规定，英国“完全承认”日本造成的“中国之实际局势”，承认日本对其占领区享有“特殊之要求”，并且承诺“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动与因素”，英国“均无意加以赞助”。英国无视他国之利益，对日绥靖的“避事”态度可见一斑。
驱英的成功，聊慰了山下奉文“治安肃正”无果的怒气。但“治安肃正”中，山下奉文所指挥的侵略军，还是制造了大量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在蠡县，日军用毒瓦斯一次杀害抗日群众70多人，制造了“王辛庄惨案”。在廊坊，杀害无辜百姓68人，烧毁民房300余间，制造了“韩村镇惨案”。在“大曹村惨案”中，日军残酷虐杀群众73人，烧毁民房2300余间。在五次围攻中，山下奉文指挥日伪军以极其残暴的方式屠杀了许多抗日军民。这笔血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1939年9月中旬，由日本关东军挑起的、意在刺探苏联反应的“诺门坎事件”，在苏联强硬的反击之下，以失败告终。日本政府迫于外交压力，撤换了关东军的司令和作战参谋等主要领导，山下奉文被调任为关东军第四师团师团长。
担任第四师团师团长期间，山下奉文立志洗刷担任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期间“战果贫乏”的“耻辱”。他一面积极练兵，做好对苏战争的备战，另一方面对中共所领导的抗联武装力量进行疯狂“讨伐”。1940年7月1日，山下师团转隶中国派遣军第十一军，调往湖北，参加宜昌作战。7月22日，山下奉文被调回东京，就任日本航空总监兼航空本部部长。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法西斯侵略轴心形成。12月10日，山下奉文以遣德视察团团长的身份，赴德、意进行军事考察，为扩建日本航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