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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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纽约金融股市大暴跌，一夜之间，无数商人宣告破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这次危机同样波及到日本，造成日本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萧条使大众内心对当时执掌政权的政党及政党内阁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强。特别是，日本国内的大资产阶级为了保证既得利益，极力企图防止社会革命的出现，因此转而支持以专制保证社会“秩序”的法西斯力量，这种倾向使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势力急剧膨胀。
军部把摆脱危机的筹码压在发动侵略的军事冒险上，而中国东北就是其首要目标。陆军，尤其是少壮派军官，对外侵略的野心日益嚣张，公开叫嚷“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对内则要求进行所谓的“政治革新”、“改造国家”，实质就是鼓吹皇道精神，提倡“国体明征”、“天皇亲政”。他们或要求通过武装政变，建立军部法西斯政权，或主张依靠合法手段，自上而下建立军部独裁的法西斯政权，这只是具体手段的不同罢了。这种情况下的日本，统治阶级整体上虽尚未下定彻底法西斯化的最后决心，但法西斯势力的影响和膨胀则是显见的。
近卫文在这种背景之下当选贵族院副议长。他作为世袭贵族，也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自然十分关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为自己的政治生命选择“恰当”的晋升之途了。在近卫文选择自己的政治投资方向的时候，他的一位政友会老友——森恪（政友会前干事长）对他的影响极大。
森恪，早年曾在中国投资创办中日实业公司，后来从政，当过议员、外务省政务次官等，他支持军部侵略力量，是日本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1931年5月，近卫文与阔别数年的政友会前干事长森恪在日本驹泽的一家高尔夫球场偶遇。二人交谈中，森恪这个曾经主张政党议会政治的人，却极力抨击“政党政治论者”，甚至说：“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若不改变诸如政党、贵族院之类的狭隘思想，将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森恪的话深深刺激了当时还寄希望于议会政治的近卫文，使他的“注意力才转向新时代的潮流方面”。经过这次交谈，近卫对法西斯化越来越感兴趣。近卫文通过极力宣扬法西斯化的森恪、治贺自方等人，与众多主张法西斯化的右翼势力接触，受到这些势力的支持而不断培植自己的政治力量。
随着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膨胀，日本对华的侵略步伐也一步步加紧。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并乘机侵占了我东北三省。不久，又于1932年1月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并扶植清末废帝溥仪，一手炮制出驯服于日本的“满洲国”。对外侵略的一步步得逞，更刺激了日本国内右翼分子的野心。从1931年“十月事件”（樱会内的法西斯分子所阴谋发动的未获成功的军事政变）起，到1932年二三月间的原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总公司理事长团琢磨被法西斯团体“血盟团”暗杀，乃至5月份法西斯青年军官和民间法西斯势力公然袭击首相官邸、日本银行等处，杀死首相犬养毅，最终导致了政党政治的垮台。
此时的日本国内已完全是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了。
面对这一系列事件，近卫文亮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支持侵略的法西斯势力。这立场可以从他这一阶段所写的几篇文章中看出。比如，他在1933年所写的《改造世界的现状》一文中，鼓吹“战争起因于国际间存在的不合理状态”，即如果一方面是“繁殖力”强、充满“发展能力”的民族被“强迫困处在狭隘的领土中过着拮据拥挤不堪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则是拥有广阔的领土，人口稀少，资源得天独厚的民族，这就造成了“领土分布”的不合理；日本之所以侵略中国东北则是由于这种不合理状态下，日本“为了国家的生存”的需要，因为日本需要迅速找到出路，而以和平为基础的“经济交往自由”和“移民自由”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实现，所以日本“为了今日的生存，只有向满蒙推进的惟一途径”了。
他如此明目张胆地鼓吹“法西斯侵略有理”的论调，自然获得了军部与右翼组织的支持。1932年，陆军大将斋藤实组成由政党政治向法西斯专政过渡的所谓“中间内阁”。这个内阁还是“积极作为”的，承认了“满洲国”，订立了独霸中国东北的《日满议定书》。在国内开始采用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五相会议”的形式决定军国大事，由此扩大军人发言权。但近卫文还是觉得“中间内阁”的进程太慢。
发动侵略战的公爵首相近卫文（3）
他曾专门写成《元老、重臣与我》一文，鼓吹：日本选择的方向，“是世界形势使然”。日本军人的行动，或者“满洲事变”的发生与否均是次要的，这些根本上取决于日本“必须选择的命运”。他指责妥协的中间路线是迂腐之见，应该让军人打头阵并进行一些必要的革新，尔后才是政治家认识到日本的“命运之路”。这里，他所醉心鼓吹的“命运之路”，就是以军部“满洲事变所推进的方向”为前进方向的侵略之路，其核心就是不断升级的侵华战争。可见，在坐上首相宝座之前，近卫已确定了侵华的基本方针。
％％％近卫文任首相刚一个月就发生了七七事变，他本准备现地解决，但最终还是倒向了强硬派立场，放弃谈判而不断对华增兵，终于点燃了全面侵华的战火
近卫文鼓吹侵略的立场、公爵贵族的出身，加之与皇室、元老和重臣的密切关系，这些因素使他一步步走向为发动侵华战争而推波助澜的最前沿。
支持扩大对华侵略，加上“完美”的资历，使他已经踏上了就任“首相”的“坦途”，但城府颇深的近卫文却也不急于一时。1933年6月，近卫文先在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推荐下，当上了贵族院议长。
1936年，“皇道派”青年军官制造了血腥的“二二六”兵变，虽被镇压，但军部势力实际上却获得了极大扩张。重臣们希望近卫文凭借其与军部及右翼势力的关系出面组阁，但近卫文深知军队内部“皇道派”与“统制派”斗争剧烈，此时组阁，如何处理善后就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他可不想当短命内阁的阁魁，于是便以身体健康不佳为由，婉拒出任首相。这种推拒倒使民众对他产生了没有权力欲的好印象。1936年3月，军部操纵下的广田弘毅组阁，不久倒台。1937年2月，陆军大将林铣十郎组阁，但5月份就不得不全体辞职。经历了这两界“短命”内阁之后，近卫文出面组阁成了众望所归。
1937年6月4日，近卫文接受天皇的敕命组阁，时年46岁的近卫文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首相。首次组阁的近卫文在就任首相的当天就发表了组阁宣言，公开宣布“如无世界领土的公平分配，国际正义就是不彻底的”，并且主张属于“非持有国”的日本“必须确保民族自身的生存权”，为此必须彻底贯彻“大陆政策”，实现“国际正义”，而实现“国际正义”的较好方法“就是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销路的自由和为开发资源所需劳动力移动的自由”等等。“在现代，国际正义还没有实现，这就成为我大陆政策正当化的根据”。近卫文的组阁宣言，彻底贯彻了日本军部的侵略主张，并且为这种主张粉饰上所谓的“正义”光环，等于是对日本军部的侵略行径大开绿灯。就在近卫文出任首相仅33天时，即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便蓄意制造了七七事变。事变发生后，近卫文虽声称要采取“不扩大”和“就地解决”的政策，但不久即发表了增兵声明，向中国增派5个师团的侵略军。近卫文为什么会从要求“不扩大”迅速变为不仅要扩大而且还很强硬的态度呢？
实质上，近卫文内心中是支持日军侵华的，并将此视为日本获取生存的“命运之路”。他前后态度的变化只是策略的运用而已，根本上，他是在法西斯的侵略战车上愈走愈远的。当时，日本政府，尤其是陆军中央内部的意见发生分歧，以陆相杉山元、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以及参谋本部第三课课长武藤章为主要代表的强硬派，主张日本以强硬的态度出现，迫使中国慑服而妥协或投降。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以及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为代表的慎重派，则认为应从以“满洲国”作为对苏战备基地的防卫立场出发，尽可能避免事态扩大才是上策。而近卫文“乐观”地判断中国在日本的威力之下，势必会屈服，加之，他本身也极力支持日本的侵华立场，因而很快就倒向了支持“强硬派”的立场。
1937年7月11日，近卫文以内阁名义发表向华北派兵之声明，宣称：中国军队的“不法攻击”，对日方现地谈判“没有诚意”，酿成了“华北事变”，为“维持”华北“治安”，日本必须增兵，并且以首相的身份号召贵众两院、新闻界、财政界等代表共同支持政府的决定。在他的号召之下，日本媒体大力进行舆论宣传，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地叫嚣“膺惩支那”，这导致日本国内侵华气焰高涨，使侵华战火进一步扩大。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对上海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抗击，淞沪抗战爆发。这时的近卫文彻底抛弃了原来的“不扩大”的方针，接受了陆相杉山元的建议，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对华一击”。先是向上海增派两个师团的兵力，随后，于8月15日以内阁名义发表声明，强硬地宣布“膺惩中国”进行“圣战”。
9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通告，将此前所称“华北事变”改为“中国事变”，日本欲侵略全中国的野心在此昭然若揭。为了推动侵略战争的进行，近卫文开始了国内的战争动员，尽可能地把可以调动起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调动起来投入这场侵略战争。9月，近卫内阁就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大肆宣扬“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韧持久”的方针，支持法西斯侵略的步伐。10月，专门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络会，并派海军大将有马良桔担任会长。
发动侵略战的公爵首相近卫文（4）
除了精神动员外，近卫内阁还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政治、军事和组织动员，接连订立了各种经济统制法律，比如，《军事工业动员法》、《重要工业统制法》、《临时资金动员法》等，大力扶植军需工业，将国内经济纳入战争轨道，而且吸收军、财、政界代表人物充当内阁临时参议官，加强对内阁的领导和控制力。11月，根据武藤章的建议，专门设立大本营，以便及时对前线战况进行遥控指挥……总之，他为全面侵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内阁与军部的互相协助与合作下，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步步深入。1937年7月底，侵占了华北地区；11月12日，侵占了上海；12月13日攻占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占领南京之后，近卫文对华强硬态度达到了顶点，对南京蒋介石政权提出了条件极为苛刻的所谓“和平条件”，主要包括：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中国放弃容共、反“满”抗日的政策，应对日“满”防共政策予以协助；在华北设置“中国主权之下，实现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的适当机构”，赋予该机构广泛权限，尤其应保证日、“满”、华经济合作的成果，华北及内蒙古设立非武装地带；在内蒙古设立“防共自治政府”；中日共同维持上海治安秩序、发展经济；就日、“满”、华资源开发、关税、贸易、航空、通信等缔结“必要的协定”；中国要对日本给予“必要的赔偿”；对内蒙古、华北以及华中的特定地区，在必要期间由日本军队实施“保护”占领。这种对中国分而食之的无理要求，中国政府自然不可能接受。
1938年1月16日，近卫文以首相的名义发表声明，即“近卫第一次对华声明”，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足以同帝国真正合作的新兴中国政权的出现”。这是其公开否定国民政府、准备扶植听话的汉奸傀儡政权的狂妄叫嚣。
日本侵略军遭到中国全民族抗战的顽强抵抗。1938年10月，继侵占武汉、广州之后，伴随着战线的拉长和纵深，日军再也无力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全国各地广泛兴起的军民抗日运动，更使日军深陷战争泥潭，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近卫文处于策略考虑，不得不改变对华方针，他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态度，一面诱降蒋介石，一面扶植汉奸走狗，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