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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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此时，身 为外相的广田弘毅，配合日军的军事侵略，积极展开外交活动。1937年11月2日，广田 弘毅让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作桥梁，向国民政府抛出“橄榄枝”——劝降的所谓“和平”条 件，被国民政府拒绝。随着日军在战场上的“胜利”，广田再次通过狄克逊向国民政府提出 了四项新的“和谈”条件，一副兵临城下的霸道模样，强迫国民政府接受，当然再度被拒绝 。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作为外相，广田执行近卫内阁的所谓的“不以国民政 府为对手”的政策，企图扶植傀儡汉奸政权，但收效甚微。1938年5月29日，外交工作“跟 不上形势”的广田弘毅被解除了外相职务，陆军大将宇垣一成为其继任。广田弘毅被解除外 相职务后，除1942年6月曾出任过一段时间的驻泰国大使外，未再担任过其他公职，但他经 常出席重臣会议等决策咨询场合，继续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出谋划策。
％％％在远东国际法庭上，广田弘毅企图用“迫于军部的压力”来为自己支持和参与日本的对外侵略的活动辩解。但事实不容置疑，他最终成为被判绞首刑的唯 一一名文职官员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12月2日，驻日盟军总部下令逮捕了甲级战犯嫌 疑人广田弘毅，并将其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狱中的广田弘毅态度十分顽固，想尽办法推卸 其作为主要战犯的责任。
绞刑文职战犯广田弘毅（6）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广田弘毅开始辩称自己“只不过是军部的传声筒 ，是军部用刺刀逼着”他执行他们的旨意，所以他也是军部的牺牲品，是无罪的。并且无奈 地说，如果不将内阁大权拱手让给军部，那么“第二次、第三次‘二二六’事件”都会发生 。
面对广田弘毅的无耻狡辩，首席检察官基南立即质问他，为什么恢复“军部大臣 现役武官制”。广田弘毅当然明白这一制度极大强化了军部的力量，而自己当时推动了这一 制度在议会的通过，当然难逃其咎，只能以“被逼无奈”继续强辩。
中国历史学家刘子健作为证人，用事实阐明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危害性 ，并指出广田弘毅是当时负有行政责任的内阁首相，对此当然要负完全责任。“被逼无奈” 这种借口多么苍白无力，广田弘毅无法狡辩而不得不垂下了头。
接着，检察官又指控广田弘毅任首相期间，屈于军部压力，实行准战时财政制度 。仅1937年度的财政支出便高达52亿日元，比上一年度增加了95。4％，其中军费为32。7亿日 元，较上一年度增加了两倍。在这样的财力支撑下，导致日军的军队规模迅速膨胀，武器装 备大幅增加，极大地强化了日军发动侵略战争的能力。
除此以外，广田弘毅被指控是发动七七事变的主谋者之一。对此，广田弘毅当然 不承认，他宣称他的内阁已于1937年1月23日宣布总辞职，而七七事变是半年后才发生的， 当然与他无关。
中国检察官倪征燠用雄辩的事实驳斥广田弘毅的狡辩，他指出，早在1936年4月 16日，广田弘毅便推动内阁会议，通过了加强日本侵华部队、为“中国驻屯军”增派兵力的 提案，为日后的全面侵华战争做好了准备。同年5月1日，广田内阁又修订了《帝国国防方针 》和《帝国用兵纲领》，确定了日本侵略华北的具体作战方针，要求陆海军采取先发制人的 攻势，谋求速战速决，并规定对华初期作战的目标为占领华北要地和上海附近地区。
倪征燠又援引1936年6月3日，广田内阁陆军部制定的《昭和十二年度的对华作战 计划》的文件作为证据，该计划中明确规定，“在对华北作战时，除过去的两个军（五个师 团）外，根据情况再增加三个师团。对华中方面，原来计划以第九军占领上海附近，但是这方 面的中国军队增加了兵力，因此，计划调新编第十军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面前进，两军 策应以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和南京三角地带”。
在这些确凿证据面前，广田弘毅再也无力狡辩，为自己推脱责任。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根据第一类破坏和平罪、第三类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罪，最后判处广田弘毅绞 首刑。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包括广田弘毅在内的甲级战犯进行了宣判 。判决书中指出广田弘毅应对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负责任，是日本军国主义征服亚洲阴 谋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此外，还特别指出，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时，身为外相的广田弘毅， 在已经连续收到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后，仍“相信”日本军部的“保证”，始终未在内阁会 议上提出停止暴行继续发生的任何措施，他在职务上的怠忽实际上已构成纵容的罪行。当韦 伯庭长宣布判处广田弘毅绞首刑时，他表情痛苦而又不甘地瞪视一眼韦伯庭长后，没有鞠躬 便怒气冲冲地被狱警带下法庭。
广田弘毅被判为10名绞首刑犯中的一名时，他极为不甘和生气，自认为：“本人 区区一介文官，根本不上阵冲锋杀人，竟也会被处以绞首刑！……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东京 审判根本就是‘无法无天’的审判！”于是便伙同土肥原贤二等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反对 判他们死刑。原定于11月29日执行的处决，因此而被推迟。
12月6日，美国最高法院以五票对四票的微弱多数决定受理这些战犯的上诉。对 于美国最高法院这一无视盟国权力的越权干预行为，中国、苏联、荷兰等国纷纷提出抗议， 认为此举是对国际协议的肆意破坏，甚至连美国和日本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对此表示了不 满。
美国当局迫于国际压力，于1948年12月20日，不得不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向美国 最高法院发出一道公文，要求美国最高法院不要干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同日，美国 最高法院召开法官会议重新表决，最终以六票对一票否决了广田弘毅等人要求重审的上诉。 广田弘毅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1948年12月22日，是对这些甲级战犯执行绞首刑的日子。广田弘毅此时真切地感 受到了自己的生命即将要结束了。临死前，他给妻子留下了遗诗：“什么都可以忘却，唯独 爱妻良牡子忘不了。从此一个天上，一个人间，唯愿夜夜梦中见。”他临死流露的这种恋家 惜情的心境，在他策划、推动日军侵略、残杀无辜平民、毁灭无数家庭时，却不见丝毫。多 么虚伪而又残忍的法西斯心境。
1948年12月23日零时34分30秒，广田弘毅这个为日本军队侵略负有不可推卸责任 的甲级战犯，终于在绞首刑架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第二部分
炮制傀儡政权的板垣征四郎（1）
出生士族家庭的板垣征四郎从小就立志成为一个“效忠”天皇的大将军。日俄战争中，19岁的板垣就显露出超人的勇猛，而九一八事变的酝酿策划，又显 出其狡诈和谋略
板垣征四郎，1885年1月23日出生于日本岩手县岩手町沼宫内的一个士族家庭。 他的祖父直作（号桑阴），是藩主讲师，神道教徒，在明治维新时隐居乡野，潜心研究汉学。 父亲正德也是个神道教徒，曾长期担任地方长官，同时兼任川原家政女子学校的校长。板垣 自幼随祖父母生活，从4岁起，视他为掌上明珠的祖父就亲自教他学习汉学。板垣征四郎日 后成为日本陆军中的三大“中国通”之一，与祖父对他幼年的汉学教育不无关系。
1891年春，板垣进入村里的沼宫内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入著名的盛冈中学， 与两个兄长一起读书。中学时的板垣征四郎个子矮小，脑袋却长得很大。他的学习成绩，因为不太用功 而并不太好。受到祖父和父亲的影响，加之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高涨，青年学生 之中兴起“从军热”。板垣征四郎在盛冈读了两年后，于1899年投考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 ，由于他个子太矮，本来可能会被刷掉。但是，他一心想上陆幼，于是和军医软磨硬缠，小 小年纪的他，就坚定地宣誓要“效忠天皇陛下”，为“大日本帝国献身”，军医被他的执着 所打动，最终破例关照他，才使他获得了进入陆幼的机会。
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的学监大越谦吉大尉在“日俄战争”中战死，被誉为日本 陆军的“军神”。这位“军神”曾主张对学生实行残酷的训练，通过这种方法，磨炼学生的 意志，以使他们在今后的战争中能克服任何艰难险阻，无往而不胜。
板垣征四郎受这位学监的思想影响极大，在他的思想熏陶下，板垣逐渐成为一名 狂热尚武、嗜血好战的青年军官。
1903年12月，板垣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成为该校第16期的学员。这一期学生中， 出过许多侵华的“高手”和“有名”人物，像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
1904年10月，板垣征四郎从陆士毕业，11月1日被授予步兵下士军衔，任步兵小 队长。此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刚刚19岁的板垣驰骋沙场的梦想可以实现了。1904年12月 ，板垣随部队开赴中国东北前线。在这场帝国主义利益争斗的侵略战争中，怀着粉身碎骨为 天皇“尽忠”的信念，板垣狂热地投入到战争中。
板垣因作战勇猛而闻名军中。在一次大会战中，板垣的左胫部被子弹打穿，伤势 非常严重，但他仍坚持战斗。后来部下才硬把他抬下火线，送到随军医院。待伤愈合，战争 已经结束了，这次“打仗立功”的目标因而没有实现。
日俄战争，始于1904年2月，止于1905年9月，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争夺势 力范围而主要在中国东北领土上进行的一场强盗战争。这场战争历时20个月，以弹丸岛国日 本战胜陆上强国俄国而告终。1905年9月5日，俄国被迫与日本签订和约，即《朴次茅斯和约 》。日俄战争的胜利极大刺激了日本侵略扩张的野心。
在这场战争中，板垣跟随部队主要在中国东北的旅顺、奉天等地与沙俄军队作战 ，中国广大的土地、丰富的资源，都在板垣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迹——他想到如果日本帝 国拥有这些，将会更加强大。这种想法影响了他此后一生的命运。
1913年，板垣征四郎被调回国，进入日本陆军大学第28期学习。1916年从陆大毕 业，晋升为步兵大尉。
由于板垣征四郎自幼学习中国文化，深谙中国民情风俗，而且能够讲一口流利的 汉语，因而毕业后的第二年，他就被日军参谋本部以研究员的身份派往中国云南。1919年， 调任汉口派遣队参谋，这几年中，他辗转于昆明、汉口等地从事间谍工作。尤其是在汉口任 职期间，与同任参谋的另一名法西斯军国主义狂热分子石原莞尔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两人 一起刺探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形势的情况，为后来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做好充 分的准备。
1922年，板垣调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同时兼任陆军大学教官。这期间，他仍 非常关注中国问题，寻找各方面资料，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入地探析了中国问题。两年后，板 垣再度来到中国，任驻华公使馆武官助理，在武官林弥三吉和本庄繁手下工作。
1926年，升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此后，又历任步兵第三十三旅团参谋（驻青 岛）和步兵第三十三旅团旅团长（驻天津）等职。
1929年，也就是关东军策划皇姑屯事件后的第二年，板垣调任步兵三十三联队长 进驻奉天，同年5月，升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开始了他在中国的“黄金时代”。
从1904年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到1929年成为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 对中国的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情况无不了如指掌，因而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一起， 被奉为日本陆军中的“三大中国通”。
在奉天，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与旧识石原莞尔再度相逢，二人开始“联袂” 出演侵略中国东北的“大戏”了。上任伊始，他就伙同石原莞尔，前后三次组织关东军参谋 进行“旅行”演习。
炮制傀儡政权的板垣征四郎（2）
第一次是1929年7月3日至12日的“北满参谋旅行”，由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带 队，随员有佐久间亮三大尉等5人，主要课题是研究日军在哈尔滨附近地区进行攻防战的问 题，并且提出了就“有关统治占领地区问题研究”的研究课题。
第二次是1929年10月组织的“南满辽西参谋旅行”，板垣、石原二人率队。这次 旅行的主要课题是，研究日军在锦州地区进行作战的问题。第三次是1931年7月进行的“北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