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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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开会，开始冷静地思考建设问题。他在党内发出了认真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书的建议。
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走上了一条艰难的纠“左”路。尽管毛泽东这一时期头脑发热，但他仍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在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说起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时，提到正在养病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他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同时他再三提议由周恩来负责编制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周恩来这才重新获得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风卷残云的“大跃进”时期过后，毛泽东于1960年6月18日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一个名为《十年总结》的讲话。在讲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办钢铁中出现的“乱子”时，毛泽东讲了这样几句话：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
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跃进”年代（8）

这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的承认错误的方式。
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还婉转地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受到的严厉批评平了反：
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3年余地，多么好啊！
既讲调整，又讲斗争，在困苦中走进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1962年，由周恩来主持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进入关键的年份，这个时候，搞调整的人们基本已经能够做到“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了。
然而，从这年的秋天开始，调整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下面，却被人为埋下了一条“斗争”的附线。一个后来为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口号，逐渐充斥人们的耳膜和脑海。发展到极点时，它成为中国领导人治国的总纲领：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这一口号，源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一句名言：“阶级斗争问题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
毛泽东的这句名言，后来被人演化成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八届十中全会，是继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方针以来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次预定的会议。九中全会以后，全党按照八字方针的思路将工作的重心放在了调整国民经济上面。从九中全会到十中全会，仅仅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形势又有了不同寻常的变化。党内尤其是处在经济工作第一线的周恩来等人没有预料到的是，正当以调整国民经济、度过严重困难为主线的经济工作全面开展的时候，毛泽东却为党的工作铺设了一条“阶级斗争”的附线。
重提阶级斗争问题的想法，毛泽东由来已久……
往远了讲，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时候，对其中阶级斗争的学说印象极深。阶级斗争的观点，在战争年代，对毛泽东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种客观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虽然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改变，但是在大规模地开展建设的过程中，国际和国内的各种复杂矛盾及其对抗因素并不令人乐观。
往近了说，自“大跃进”以来，经过天灾和人祸的冲击，许多人把对现实的不满和怨气发泄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上。在这同时，也有一些国内国际的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随时都在伺机向人民政权进攻。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正视阶级斗争问题，这一现实随时都在提醒党的领导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正当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时候，我国面临的是一个很不平静的国际国内形势……
1962年前后，台湾海峡的局势动荡不安。一些西方大国染指台湾之心不死，在国际上不断地宣扬“两个中国”、“一个半中国”、“台湾独立”和“国际托管”等论调。引起中共领导层的高度警觉。
美国等超级大国的势力所到之处更不安静。美国继续在南越进行战争冒险的计划；而日本恢复军国主义的苗头也不容忽视……
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益严重的国际局势，是不会漠不关心的。
1962年，我国的一些边界地区局势很不平静。
中苏边境。4月中旬，在苏联通过其领事馆的长期策动、诱骗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裕民、霍城三县居民6万余人逃往苏联。为加强新疆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派赛福鼎回新疆。4月30日，就新疆边民外逃一事，周恩来还约赛福鼎谈话，他说：新疆当前是“多事之秋”，事情既然发生了，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在边民外逃问题上，有外因，也有内因，在内因方面，几年来我们工作中没有照顾好民族特点、宗教特点和当地的经济特点；外逃问题给我们敲起了警钟，内部问题和各方面工作一定要搞好。
不久，广东群众偷渡出境的情况也十分严重，不仅引起港英当局的注意，而且美蒋方面也利用此事大肆造谣污蔑，扬言要联合国出面处理所谓“中国难民问题”。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以后，立即电令广东省委追查此事，并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阻止这一事态。

“跃进”年代（9）

1962年夏天，中印边境更不平静。
自1954年周恩来首次倡导在中印两国关系问题上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来，中印边界的和平共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1959年8月，侵入中国朗久的印军对中国边防部队无端开火，挑起整个中印边界上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事件。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周恩来于1960年专门访问印度，商谈和平解决两国边界争端的问题。至1962年上半年，中国方面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努力一直在进行。周恩来为此花费了很大的心血。
1962年间，尽管印度军队不断地蚕食中国领土，但中方仍然采取克制的态度。6月4日，周恩来向正在东北访问的柬埔寨王国政府第一大臣宾努亲王表明了中方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他说：“我们的立场很明确，一是维持现状，二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而且主张停止边界巡逻。中国已经通过谈判同缅甸、尼泊尔解决了边界问题，现在又开始同巴基斯坦谈判边界问题，为什么中印边界问题不能这样解决呢？”
遗憾的是，印度方面除了继续允许达赖集团在那里进行反对祖国的活动以外，在中印边界采取“前进政策”，向中方领土推进，仅1962年上半年印方就沿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建立了约24个新哨所，就在周恩来与宾努亲王谈话的这天，印方甚至在该线以北的扯冬也设立了哨所。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印方公然地对中方进行的挑衅，引起了边界局势的进一步紧张。正像周恩来在6月23日起草的中央致陈毅并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电中所说：“中印边界问题是一个长期斗争。现在边界上特别是西段边界上，是一个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局面。”周恩来多次向印方表示的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良好愿望，越来越难以实现。边界的武装冲突，显然已经难以避免！（就在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不久，10月20日凌晨，鉴于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对中方发动全面、猛烈的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被迫开始进行自卫还击。）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不能不有所准备。怎么准备，对于广大的党员和群众而言，首先就是要提高警惕，要有一根“阶级斗争”的弦。
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国内工作也出现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尤其在民族和宗教工作中，问题更为尖锐。
5月18日，西藏宗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向周恩来递送了一份题名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的报告。这份报告，后来翻译成汉文有7万多字，被人们简称为“七万言书”。
当天，周恩来约班禅、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等人谈话，在充分地听取班禅等人的意见后说：11年来，藏区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在具体工作上，平叛以来发生了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一点我们的看法也一致。至于对缺点、错误的估计多少，和事实符不符，范围广不广，彼此会有出入的，看法有出入，是思想问题。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一点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是肯定了的。
周恩来还说：从反帝、爱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三点上说，我们不仅是同胞，而且是同志。但不是说把你说错的通通听，说错了的要给你指出来，不这样就不是同志式的态度。
7月24日，周恩来再次接见班禅、阿沛和帕巴拉等人，进一步就“七万言书”与班禅交换意见。他耐心地说：党中央的政策是要发展民族、发展宗教，而不是像一些人说的要消灭民族、消灭宗教。消灭民族、消灭宗教，就是消灭人民了，就成了消灭自己了，帝国主义才是这样干的。他还强调，在民族问题上。汉族同志要批判大汉族主义倾向，藏族同志要多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倾向。
由于周恩来等人耐心细致的工作，不仅妥善地缓释了班禅心中的疑虑，而且制定了有利于搞好西藏及其他藏区工作的有关文件。

“跃进”年代（10）

尽管周恩来多次强调：“班禅的事，要分清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总的来说，班禅是爱国的。”然而，周恩来也无法预料的是，班禅的七万言上书，却为以后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留下了尾巴。
无独有偶，就在班禅写作“七万言书”期间，作为在党内深受冤屈的开国元戎彭德怀，也于6月16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请求党全面地审查他的历史。彭德怀在信中特别申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
彭德怀的这封长信正好8万余字，后来被人们称为“八万言书”。这封信，与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写给毛泽东的对“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出不同看法的那封信一样，又是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时期写下了一封原本值得思考却最终得不到公正对待的信。这封信被当成党内阶级斗争的一个明显的动向。
有人惊恐，一个是党外的“七万言书”，一个是党内的“八万言书”，这是内外相通，共同反党。
……
复杂的现实是客观存在的，谁也不能够否认。问题是，如何实事求是地分析现实并冷静地定性。
自1962年下半年起，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加重，它的严重性被不断地夸大。一些本不属于阶级斗争问题的问题，被纳入了阶级斗争的轨道中。
尽管“阶级斗争”进入人们的视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却并不是人人都会将它用放大镜去看的。
刘少奇是不愿意这样看的，早在1962年初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借反对“左”倾和右倾两种错误问题时表明过自己的观点：“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言下之意，处于国民经济最困难时期和调整的关键时期，人们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经济工作上。正像2月份刘少奇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时所说：现在处于非常时期，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尽管周恩来在将主要注意力放在经济工作上时，并没有回避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但他也不同意用放大镜看阶级斗争问题。他是反感无论在什么问题上都将阶级斗争问题硬加上去的做法的。在调整时期他多次提醒过人们：“我们不要把阶级斗争硬加上去。”
1962年5月以后，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等人对中国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而在党内党外多次讲困难形势问题，主张只有充分地向人民说清实情，才能鼓起克服困难的真正干劲。
讲困难，周恩来是实事求是的。他并不想掩盖事实真相。这与他一贯奉行的“说真话，鼓真劲，办实事，收实效”的作风有关。早在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就不客气地指出：“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
应该说，这期间毛泽东也是主张大家充分地说真话的。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