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新传 作者:何新-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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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单于知汉军劳倦，自将五万骑遮道击汉军，相杀伤皆甚众。匈奴乃夜挖堑汉军前，深数尺，从后急击之。汉军阵乱败，贰师将军被俘，投降。（河西战役，第五役）
大单于素知李广利乃汉之大将、贵臣，以女妻之，尊宠在卫律上。（武帝下诏捕太医令随旦，以其泄言贰师妻子事，促使广利降匈奴也。）
贰师入匈奴岁余（征和四年），卫律害其宠。会单于母閼氏病，卫律饬胡巫言欲激单于怒，曰：“胡战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祠社，今何故违誓？”于是命收贰师。贰师恨曰：“我死必灭匈奴！”遂屠贰师以祠。
“会连雨雪数月，畜产多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单于恐，乃为贰师立祠社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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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贰师没后，汉新失大将军、士卒数万人，无力复出重兵。
是时下民疲于兵革，国内方经历巫蛊之乱，创痛甚深，上悔之。而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大夫奏言：
“故轮台以东皆故国处，有既灌田。其旁小国少锥刀，贵黄铁绵缯，可以易谷。
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轮台，置校尉二人，通利沟渠，田一岁，有积谷。募民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产业，稍稍筑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鸟孙，为便。”
奏上，上乃下诏拒之，深陈既往之悔，曰：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以助边用，是困老弱孤独也。今又请田轮台。
曩者，朕之不明，兴师远攻，遣贰师将军。古者出师，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遍召群臣，又筮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曰：‘匈奴困败。’方士占星气，大卜蓍龟，皆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失。卜诸将，贰师最吉。
朕亲发贰师，诏之必无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谬，贰师军败，士卒离散略尽，悲痛常在朕心。
今有司请远田轮台，欲起亭燧，是唯益扰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务本劝农，无乏武备而已。”
由是此后不复出军。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而劝耕农，自是田多垦辟，而兵革休息。
《汉书》曰：“孝武之世，图利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关，通西域，以断匈奴之右臂，隔绝南羌、月支。单于失援，由是远遁漠北，而漠南无王庭。”
后元二年（前87年），武帝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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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帝时，汉匈复和亲。
宣帝地节二年，汉军出车东师。
匈奴击乌孙，欲复收汉两翼。汉乃救乌孙，破匈奴。
匈奴力衰，丁零，乌桓皆反。人民死亡三成，商户亡失过半。匈奴大困。
元帝神爵二年（前60年）时，虚闾单于死，匈奴分裂，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稽侯珊据单于庭，归降汉为藩臣。汉以昭君嫁呼韩邪。郅支单于部西迁中亚，漠北空虚。
（前46年），单于舆死，左贤王蒲奴立为单于。匈奴境大旱，大疫，人畜多死。乌桓复叛胡，匈奴北徙。公元48年，遂王比自立为单于，率部至五原（今包头西北昆仑召一带），归降汉朝。东汉册立其为南单于，北部匈奴另立单于。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部。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与南匈奴出击北匈奴，北单于大败，三年，北单于部西迁乌孙，又徙至中亚，遂入欧洲。151年，汉灭西域匈奴自立不服诸残部。
自此后，曾经作为中国北部一个强大草原帝国和联邦体的匈奴遂告灭亡。
汉武帝新传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
21世纪，人类可能面临的战争形态是不对称战争。利用某些种类的新、危病毒进行生物战争，可能成为这种战争中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战争手段可以在隐秘的条件下采用，并可以在短时期内，给对手造成经济、政治和生命的严重破坏。对此，善良的中国人已有必要引起高度警惕。
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是匈奴人所
最早使用。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此事件关系西汉后期，以至两汉魏晋数百年历史，影响至为深远。但迄今从未被史家所论及，兹综括史料，简述如下。
1
我在编制《汉武帝年表》时曾注意到，征和四年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中说：几年前匈奴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秦人（按此即西语china即“秦人”之称的起源），（希腊人科斯麻士《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希腊称中国为秦尼策国（Tlinitza），又称秦尼斯坦（Tzmista）。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叙利亚文称中国为秦尼斯坦（Tzinsthan）。数名皆同一语源，由海道传播至西方者。（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53—54页）此即英文chinese秦尼斯之语源。）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而所捆缚的这些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法术的马匹。所谓法术，当时称为“诅”或“蛊”。实际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汉地所没有的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关后，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时代汉匈战争之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
埋牛羊如何能阻挡汉军攻势呢？原来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诅”过的，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上述资料参看何新《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第428页。）这种生化战的后果，《史记》、《汉书》未作详述。但《通鉴》记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对当时军队战斗力影响之大。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谜。但是《汉书》本传记：
“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则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疾疫。这位年轻将领一向体魄壮健，剽勇过人。远征归来后，突患暴病而夭折。现在看来，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2
汉武帝后期，国中已数起大疫。由于当时人认为，来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诅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对胡巫的警惕。天汉二年秋，下诏“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专使钦差“直旨绣衣使者”纠察胡巫。这也是引发后来“巫蛊之祸”的来源。
巫蛊之祸，是发生于汉武帝晚年一次严重的宫廷变乱，其直接目标是搜寻和打击致人病蛊的胡巫。但由于扩大化，株连甚多，引发了激烈的宫廷政争，这场变乱最终导致武帝心爱的儿子、储君卫太子刘据之死难。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认为这也是由于匈奴搞生物战所间接引发的一次重大政治事变。（此事请参看本书《论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
3
匈奴（胡巫）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为“伤寒”。这种“伤寒”有两个病征，一是因发高热而苦寒，《黄帝内经》热病篇：“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一是患者体有斑瘀（所以称为“伤”），死亡率很高。（所谓“瘟疫”，即瘟病，瘟也是发热的意思。）
由于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开始，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二百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10—20年的周期反复发作，频频不已，绵延不断。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变化。东汉末名医张仲景总结治疗疫病经验写成名著《伤寒论》，就是从中医学上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西汉后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绿林起义引爆的社会动乱，原因除当时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外，与大疫的流行也有关系。总体来说，当社会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响社会安定。但在社会危机时期，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至东汉后期，疫情再度频繁发作。
特别是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国中屡发“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对军事的影响已见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称：当前“天象异，地吐妖，人疾疫，”可能会引发社会变乱。这一预言不到二十年就应验了。桓帝死后，灵帝时代大疫又于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爆发流行。
其中尤以灵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的大疫最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趁民间大疫流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其徒党诡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烧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间，天下响应。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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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黄巾起义，中经三国分裂，直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重新统一中国为止，战乱分裂绵延持续八十余年。而在这期间，瘟疫仍然反复发作不已。
东汉末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悲沉地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经年以
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意谓“我的家族人多，二百余口人，自建安元年以来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
战乱与疾疫，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锐减。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统计全国人口五千六百五十万。仅八十年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统计，全国人口仅有一千六百余万，锐减去四分之三）。毛泽东曾注意到汉末三国时期中国人口的锐减情况，云“原子弹不如刘关张的大刀长矛厉害”。其实，导致这一时代中国人口锐减的更重要原因并不仅是战争，而是饥荒和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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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当时人称为“伤寒”的这种流行瘟疫究竟是什么疫病，这一点过去史家无所论及。但从有关史料看，这种疫病发病急猛，致死率很高。病的主要特征是高热致喘，气绝而死。一些患者体有血斑瘀块。（故称为“伤/疡”。）
根据史料所记述的疫情特点：（1）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2）起病急猛，高热，（3）患者体有出血瘀点，（4）具强烈传染性；似可以推断当时流行的这种“伤寒”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一是鼠疫，二是流行性出血热。笔者窃以为当时东北中国流行的主要是后者，但此病基本未过长江。盖大江阻隔了老鼠也。
流行性出血热（EHF）又称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组由动物性虫媒病毒（特别是鼠类）引起的传染病。以高热、出血（体有出血斑点）和休克为主要临床特征，病死率相当高（40％—50％）。（“出血热由汉他（滩）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称为汉滩病毒肺综合症，英文缩写为HPS。”）
现代医学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仓鼠）。但临床上已查出30种以上动物可自然携带本病毒，除啮齿动物外，一些家畜也携带EHFV，包括马、家猫、家兔、狗、猪等，证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却很少发病，而只是通过接触将瘟疫传给人类。
我们可以设想，匈奴将马匹和牛羊尸体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诅”、“蛊”）后，将动物或动物尸体施放给汉军。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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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疾的流行引起东汉末民间道教与王室贵族中佛教的盛行。实际上，在中国早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时，都是作为一种医道和长生道而被信仰的。
道教本起于战国后期东齐海滨方术士的民间信仰。（陈寅恪观点。）西汉时期与黄老哲学及导引吐纳养生方术相结合，仅流行于贵族中。汉武帝尊儒而贬黜黄老，黄老之术降入民间。在东汉后期，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张陵、左慈、张鲁等以符水方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