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士的历史-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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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正公之生也，以嘉庆辛末年十月十一日亥时。曾祖竟希封翁，年已七十，方寝，忽梦有神虬蜿蜒自空而下，憩于中庭，首属于梁，尾蟠于柱，鳞甲森然，黄色灿烂，不敢逼视，惊怖而寤，则家人来报添曾孙矣。
按：这是曾国藩的祖父以梦来神化孙儿。梦乃不可考证之现象，或许果真有其梦，或许编造亦未可知。
薛文又云：
余在公幕八年，每晨起，必邀余围棋。公目注楸枰，而两手自搔其肤不少自，顷之，案上肌屑每为之满。
按：以前只听说皇帝是龙的化身，亦未听说皇帝有搔肤的雅举。今闻曾国藩之事，颇为活龙活现，然而，我怀疑曾国藩是否有皮肤病，医学临床上这种病例亦不少，以此类推，岂不是这些病人都有“龙的化身”的迹象？况且，天地间果真有龙乎？不之见也。
类似的传说尚有不少。如，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黎庶昌在《曾国藩年谱》（现有岳麓书社1986年版）不仅记载了上面这个巨蟒的故事，还渲染了曾国藩之死，说曾国藩死时，金陵微雨，天色阴惨，忽火花烛城，江宁、上元两县令惊出救火，卒无所见，只见红光圆如镜面，出天西南隅，良久渐微。
显然，这是曾国藩的门人和弟子在神化其师，借以提高他的地位，扩大其影响。曾国藩的神话，他生前或许已风闻，但他不会制止，一则因为他相信有神论，他几乎每天都要沐香禅坐。二则是因为他愿意被人神化，这样才有威信。
关于曾国藩迷信方术之事，史书多有记载：
曾国藩在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利用神秘主义作为舆论武器，他在《讨粤匪檄》云：“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这是要士兵为神授的君权而战，活着建功，死了变神，反映曾国藩的神明观和宿命观。曾国藩的更“高明”之处在于指责洪秀全等人的宗教思想，说“粤匪窃外夷之错，崇天主之教……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曾国藩是以中国传统的神秘主义和纲常观念诋毁太平天国的神秘主义。
徐珂《清稗类钞·方伎类》记载曾国藩喜好相术，云：
曾文正公国藩好相术，尝云昔年求观人之法，作一口诀云：“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又云：“端庄厚重是贵阳，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
文正官京师时，郭筠仙侍郎嵩焘主其家，灾喜谈相。文正诮之曰：“君好谈相，相人乎、自称乎？”捻寇初平，淮军驻徐州，文正往阅操，诸将入谒，中一人形貌魁梧，衣寇整洁，注视良久，入谓幕客曰：“某弁体气充实，天夭折之理。时方承平，无战事，何其神气若将死之人乎？”后不十日，某弁果以坠马殒命。
曾国藩精通相术，所用将吏，必先相其外表，因材而用。薛福成在《庸庵笔记·史料》云：“世俗颇传曾文正精相术，于文武员弁来谒者，必审视其福量之厚薄，以定用舍及所任之大小。余谓文正于相术不必精，然接见一人，每于其才之高下，德之浅深，福之厚薄，往往决之而终身不爽，以是负知人之鉴。夫文正虽不可学，但使阅人稍多而能用心者，亦未尝不可得一二焉。”薛福成曾在曾国藩的幕府当谋臣，想必此言不谬。作为地方大员，曾国藩用人必有一套标准，相术是他选择人才的方法之一。
七 方术与封建社会的衰亡（4）
曾国藩对神秘不可解释的扶乩现明，偶有相信。薛福成在《庸庵笔记·幽怪》记载：
曾文正公尝告幕客曰：余向不信扶鸾等术，然亦有奇验者。李忠武公（续宾）之克九江也，余方衔恤家居。一日，偶至余弟沅甫宅中，塾师方与人为扶鸾之戏，问科场事。余默念此等狡狯，何足之凭？乩盘中忽写赋得偃武修文得闲字。余言此系：“此系旧时灯虎，作败字解，所问科场事，其义云何？”乩盘中又写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诧曰：“九江新报大捷，杀贼无遗类，何为言败？”又自忖九江去此二千里，且我现不主兵事，忽提及此，亦大奇事。因问：“所问不可喜者，为天下言之乎？抑为曾氏言之乎？”乩判为天下大局言之，即为曾氏言之。时戊午四月初九日也，余始悚然异之，而不解所谓。至十月而果有三河之败，全军尽没，忠武及余弟温甫咸殉焉。乩仙自言彭姓，河南固始县人，新死于兵，将赴云南某城隍之任，道经湖南云。
噫，一军之胜负，关系甚巨，此时文正虽奉讳里居，而东南全局隐倚以为轻重，忠武固文正旧部，而文正之弟又在军中，半年之前，败征未见，而鬼神早有以告之，凡事莫非前定，岂不信哉。
按：三河之役前半年，扶乩已预测湘军必败，此实为奇谈，亦使曾国藩不得不信服。然而，每次战役前有多次预测，有预言胜的，有预言败的，有预言和的。哪一种预言命中了，则就成为奇谈了。乩仙是有阅历之人，他由河南去云南，途径湖南，或许根据某些迹象推测湘军必有一败，亦未可知。
官吏以迷信方式治理地方，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任山西巡抚时，曾经祈雨。《清稗类钞·迷信类》记载：
光绪丁丑春，曾忠襄公国荃抚山西，时大旱，八月至二月不雨。前督某惧生变，称疾引去。忠襄之官，徒步祈雨，逾月不应。麦枯，豆不可种，民饿死者百万计，忠襄忧。三月乙丑，下令城中，官自知县以上，绅自廪生以上，皆集玉皇阁祈雨。旦日众至，则阖门积薪草火药于庭，忠襄为文告天曰：“天地生人，使其立极，无人则天地亦虚。今山西之民将民，而天为赦，诚吏不良，所由致谴，更三日有雨，事无可为，请皆自焚，以塞殃咎，庶回天怒，苏此残黎。”祝已，与众跪薪上，两日夜不食饮之眼。戊辰旦初，日将出，油云敷舒，众方瞻候，见云际神龙蜿蜒，鳞隐现，灼若电光，龙尾黑云如带。方共惊愕，云渐合，日渐暗，雷隐远空，须臾，大雨滂沱，至已已乃止。已在欢，焚香鼓吹，迎忠襄归。
中国是个农业国，对洪水和干旱很敏感。山西的植被较差，生态恶劣，向来干旱，这种状况不是一二任地方官吏所能解决的。曾国荃巡抚山西，能够想民众所想，急民众所急；徒步求雨，两天不饮食以求雨；带领百官求雨，这些行为可以得至民众的好感，得民心者得天下，从心理上慰借百姓。祈雨数日，果然得雨，似乎天老爷感动所致，非也，自然之必然也。
左宗棠是洋务派的一个大员，早年做过乡村塾师，在镇压太平天国中襄办军务，后来致力于洋务运动及新疆事务。有《左文襄公全集》传世。
左宗棠相信梦幻，他把自己一生的经历都归于做的一次梦，并且对身边的臣僚讲梦与经历的偶合。薛福成在《庸庵笔记·述异》记载左侯相之梦云：
左侯相未遇时，梦应省试，领解额，甚觉得意。……及克杭州，至西湖之上，恍然如素履其地者，盖其景皆梦中所见也。其后，以所历之境，印证前梦，一一吻合。及关陇隶清，议者皆谓新疆地势辽远，转运艰难，颇以进取为疑。而左公慷慨出师，元少顾虑，盖自知大功之必成也。噫！凡人一金之获，一策之荣，莫非前定，而况奇勋伟业如左公者乎。
按：左宗棠在年轻时做的一次梦，竟然与一生经历完全吻合，这实在令人称奇！但是，又有谁能证明左宗棠确实做过这样一个完整的梦？人的一生有许多偶然性，梦岂能与之巧合？梦乃不可实证之物，又怎么能轻易相信？当然，梦见立功建业是完全可能的，梦可以增强人生的信心，但梦不能详证人生细节。
八 方术与鸦片战争的失败（1）
中国为什么会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学术界认为有五点原因：第一是政治腐败，经济落后，这是失败的根本原因。第二是闭关锁国，不明敌情。第三是战守无策，指挥无能。第四是将令保守，战术笨拙。第五是军队腐朽，军民对立。然而，我认为还有一点不可轻视的原因，即方术在战争中的负作用。清朝派出执掌军务的高级官吏迷信而每每贻误战机。
大凡衰世，必然迷信盛行。清朝自嘉庆以来，日益衰微。官场腐败，许多官吏终日忙于参天拜睦，信神弄鬼，拘泥于迷信，这种风气严重地影响了军事活动。
当时流行扶乩术，这是一种以紫姑神作预测的迷信活动。扶乩的方法是在沙盘上用乩笔写字，根据图形作预测。第一次穿鼻之战后，清朝有的将领不是积极从事战备，而是请仙降乩。佚名氏《英夷入粤纪略》记载：
（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一月，英逆蠢动，督宪五营公馆干总某请仙，仙降乩云：“正月平平，二月罹兵，三月又平平，又三月不宁，四月虚惊，五月鬼去，六月康宁。”后来正月无事，二月初四、五日，逆功横档、亚粮鞋、威远、精远、虎门诸炮台，广东水师提督关公天培、碣石镇标都司署水师提标游击麦公廷章皆战死，炮台尽为逆所据。
这条史料所载扶乩事，预测了1841年上半年的时事，所涉虎门之战，多有附会，有待另外考证。值得一提的是，拥有重兵的堂堂千总竟然请仙降乩，实在不应该。
无独有偶，比起这位千总，当时还有更加愚昧的高级官员。身为清军主帅的杨芳、奕山、奕经、文蔚等先后被道光帝派往广东、浙江主持军务，他们身负一国之托，却视军事如杂耍，溺泥于迷信，不按科学办事。
先说杨芳，他是晚清的一个能臣，比起其他官吏更有方略，但也有不可饶恕的糊涂之举。鸦片战争中，他由湖南提督升迁为参赞大臣，于1841年3月先于奕山到达广州。经过一番考察，他错误地认为洋人的枪炮实为邪器，我方只有以臭秽之物才可制之。据此，他设计了一套“以邪制邪”的战术。《清稗类钞·讥讽类》记载云：
道光壬寅（按应为辛丑年），果勇侯杨芳为参赞，慑于英舰之炮利，下令收粪桶及诸秽物为厌胜计，和议成，不果用。有人作诗嘲之曰：“杨枝无力受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粪桶当年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
杨芳广贴告示，搜集全城的粪桶和秽物，载于木筏之上，顺水漂流，希望用臭气熏走侵略军，这种战术，古今中外实为罕见之愚蠢的一例。所谓厌胜计，就是用巫术镇伏邪祟的一种迷信活动，有厌禳、厌魅、厌断、厌服之法。它早就被王充以来的历代唯物论思想家所唾弃，竟被清朝大员用到近代战争中，令人啼笑皆非，这个丑闻，在近些年出版的有关鸦片战争史的著作中大多避而不谈，似乎认为出自野史，不太可信。然而，我认为还有史料可以佐证：
杨侯初来，实无经济，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然尚添造炮位、军器、木排等事。
（当时的民谣）琦侯痛哭龙牌，杨参赞广收马桶。城隍庙大将建星坛，怡和行长孙遭雷击。（载《鸦片战争资料》三）
这个杨芳，早在嘉庆年间镇压川陕楚白莲教起义，镇压林清、李成起义时，是一员得力干将，因功封为果勇侯。而要他对付外侮时，却“实无经济”，求助于马桶、草人、道场，怎么可能不打败仗。不过，杨芳一直主张抗击侵略者，比起投降派要强得多。
考究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类似杨芳的这种愚昧在清军营中司空见惯。如《清稗类钞·迷信类》记载清军有赏罚大炮的愚昧行为：
八旗各军之出征也，必携带大小各炮以随，如龙子母、威远、靖远、红衣等者，一一皆备，至驻军之地，克日攻城，或去陈，必于前一夕出各炮于帐前，陈牲酹酒，军主亲诣三揖以衅之。明日获胜，则披红鼓吹迎之归，随释折奏请赏给神威将军、神威无敌大将军、天佑助威将军、天佑助威大将军、武成永固大将军诸封号。败则牵之以回营，每炮棍责一百或八十，多至八百一千。即诸炮受封后，再出战败，枚责亦如前。
征战前不是擦枪修炮，而是行祭赏之事，这是把封建迷信观念用于武器，又怎么会有战斗力？
再说奕山，他作为皇族宗室派为清军主帅，于1841年4月到达广州，比杨芳迟到，但迷信程度却远远超过杨芳。他不听林则徐建议的六条御敌办法，不致力于调动民气，不策划合适的战术，而是磨磨蹭蹭地拖延了一个多月，在5月下旬突然心血来潮，下令分三路进攻英军。由于轻举妄动，导致清军伤亡惨重，使英军乘机占领了城外要塞，并伺机于5月26日从城北进攻广州，运来大批弹药。说来也巧，这天突降倾盆大雨，淋湿了英军装备，不得不改变攻城计划，奕山大喜过望，以为有神助，把偶然的天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