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士的历史-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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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神秘主义者认为社会的兴衰皆由命定，人不能改变。汉代杰出的思想家王充受神秘主义影响，认为朝代的昌衰兴废皆由天数决定。他在《论衡·治期篇》云：“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又云：“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可见王充是个社会宿命论者。
有的神秘主义者认为社会的存亡由气数决定。他们认为新朝代之兴时，必有旺气显现。《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晋书·元帝纪》记载南京地理时说：“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压之，改其地曰秣，堑北山以绝其势。”他们还认为朝代衰败时，气色呈凶兆。《晋书·郭璞传》记载，司马睿当政时，刑狱严重，民不聊生，郭璞上疏，以“青黑之气共相搏击”的天象，劝晋朝统治者刷新政务。所谓气，就是命运；所谓数，就是规定性，气数说是对社会的迷信解释。
先民认为，如果上天要更换一个朝代，必然降下一位天子，天子所在之地呈天子气，天子气代表了不可战胜的新兴力量。刘邦最早利用“天子气”观念为自己服务，借以神化自己。《汉书·高帝纪》记载：“高祖隐于芒、砀山泽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在地面上浮现“天子气”，纯属无稽之谈，如果把“天子气”解释为“民心所向的吸引力”尚可。文中“季”即刘邦，他周围已有一批图谋造反的文武之士，为他大造舆论，使人民甘心情愿地跟着他投入反秦斗争。《汉书》所载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刘邦的谋臣用天美化刘邦，宣扬君权神授。
近代一些思想家继承了古代的看法，如：魏源相信“气说”，认为社会的前进与倒退是由气决定的。他在《默觚·治篇》云：“三代以上之人才，出于教化，三代以下之才，乘乎气运，乘气运而生者，运尽则息。”又云：“三皇以后，秦以前，一气运焉；汉以后，元以前，一气运焉；其历年有远近，即其得于先王维持之道有厚薄。”至于什么是气运，气运由什么决定，魏源没有说明。
近代民众不乏相信“气说”者，《清稗类钞·方技传》记载了太平天国期间的一件事：
张立帆以精通天文名，咸丰庚申春，苏州失，昆山继陷，粤寇所到，迁避一空。张独留不去，且为之赞划一切。或问其故，张曰：“吾夜观天象，知清运已贵，意即在此乎？”张尝为粤寇筹饷，邑中富室按名勒派，不允，则拘而敲扑之，故皆衔之刺骨。粤寇乱平，遂为怨家告发。张大恐，倾家营谋之，乃免。后有人问以太平天国天象如何者，张辄摇着太息曰：气数，气数！
三 方术的转型观——“劫”（3）
张立帆身为太平天国的一个小办事员，自以为懂得天命，善观气数，顺从天命而投身于洪秀全，最终却没有算准。这说明当时的人不可能真正掌握社会的兴衰规律。
四 方士的预测观（1）
社会神秘主义认为社会未来发生的事可以预测，“智者见于未萌”，术士遥知将来。唐代史评家刘知几在《史通·书志五行》相信神秘的预测。他说：“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赵达之明风角，单扬识魏祚于黄龙，董养征晋乱于苍鸟，斯皆肇彰先觉，取验将来，言必有中，语无虚发，苟志之竹帛，其谁曰不然。”
古代的社会预测家有梓慎、鬼谷子、邹衍、诸葛亮、管辂、郭璞、陶弘景、李淳风、袁天纲、陈抟、邵雍、张铁冠、张三丰、刘基等。如《南史·陶弘景传》记载，梁武帝特别相信茅山道士陶弘景的预言，“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唐李渊在未定天下以前，有道士吉善行托言李耳语，说唐代将享国一千年，使李渊大受鼓舞。
历代社会的神秘主义预测，主要有谶纬、扶乩虎、占星、占梦、测字等形式。试析若干：
（一）谶纬预测
谶纬预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
早在先秦就有了谶语。《左传·僖公五年》记载“天策，火中成军，号公其奔”。这就是预言晋国灭掉虢国的谶谣。
秦代有了谶图。《史记·秦始皇相纪》记载：“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文中的“图书”，就是谶图，它是一种配有图文的迷信书籍。“亡秦者，胡也”，就是谶语。《史记·项羽本纪》也记载：“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令吴广“夜篝火，狐鸣呼：‘大楚兴，陈胜王’”。
西汉末年哀、平之际，谶纬合一，谶以辅纬，纬以配经。谶，又被称作符命之书，意为符合神意。纬书纷纷涌出，不仅方士造作纬书，儒生也以此为本职。谶与纬是有区别的。谶，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的解释，就是“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它是一种宗教预言。纬，是用谶语对儒家经典进行解释和比附的著作。
王莽为了篡夺汉家天下，借助神学作为思想工具，一批堕落文人为他编造了不少谶语，如《汉书·王莽传》记载的“赤世计尽，黄德当兴”，“火德销尽，土德当代”，这是以五德运转的历史观为王莽制造舆论。《王莽传》还记载：“先是卫将军王涉素养道士西门君惠，君惠好记天文谶记，为涉言：‘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国，国师公姓名是也’。”
从晋至隋，不少君主痛恨谶纬对社会的干扰，下令禁止谶纬。晋武帝在泰始三年（公元268）禁令谶纬，违者服刑两年。后赵皇帝石虎在建武二年（公元336）严禁谶纬。隋朝的禁令最严，隋文帝在开皇十三年（公元593）下令私家不得藏谶纬图书，隋炀帝派人在民间搜访，重惩胆敢藏谶纬的方士。
唐宋元明清时期，谶纬锐减，但时有谶谣流传于世。如五代十国末年、宋朝末年、明朝末年，谶谣作为政权的舆论不径而走，对于涣散民心起了很大作用。
唐代以来一直比较消沉的谶纬迷信，在清代中叶以后突然异常活跃，出现在下层民众中。
乾隆中叶，浙江鄞县吴家山村的农民搞到一本《五公经》，此书中的隐诲谶语，预言朝代兴替，宣扬明王复兴，自称是星宿下凡，组织武装起义。
晚清，有不少人以谶纬作预测。据《劫余灰录》记载：“《推背图》、《盘陀经》《万年歌》皆谶纬之书，例禁甚严。昔见黄叶道人与天台老僧之偈，悉历朝治乱之事，有云：‘金陵称福地，淮水作渔阳，从此干戈起，钱塘作战场，相持十二月，空靡百万粮。’此盘陀经也。至发逆伪苏福省，浙中丞王有龄绝粮殉难，则无一不验矣。又云：‘甲子乱如麻，人人不在家，弓长空努力，木子例生叉。男子充军役，婆娘浪里花。兔走江南定，池塘处处蛙。’亦验于后。弓长谓张国梁殉溃兵之难也。木子者，李少卿之开城，伪忠李秀成之占居，李抚军之克复，一例叉而事，未战一仗也。”这是把太平天国的兴衰附会到古代的预测书中。
民国初年成书的《新燕语》叙述“京师谶纬之言”云：“近有一道人，自言能知未来事，语人曰：‘都城平列三城门，东曰崇文。崇文者，应明崇祯帝，以文臣贪黩亡国之验。西曰宣武者，乃清宣统帝，以武臣革命亡国之验。中曰正阳者，以中华民国正用阳历代满清而起之验也。”按：这类谶纬的随意性很大，有的术士把正阳门表示元朝至正年灭亡，而不是释为民国代清。用三个门的名字来说朝代兴衰，完全是望文生义，主观的附会。
《新燕语》叙述“京师谶纬之言”云：“辛亥十月，革军正盛时，天津童谣云：‘红棍打老鼋，铜子换制钱，若要世太平，还须一两年。’后又有一谣，与此文小有异同。解者曰：红棍者，元代末年南方红军革元之命者，故云打老鼋。铜子者，清帝宣统，上继同治，而方在冲龄。换制钱改换民国之阳文币制也。……吾国每逢国家将亡及有大乱发生之时，往往有此，而李淳风之推背图，刘青田之烧饼歌，黄蘖禅师之汉中语录，意至畅销于南方者，亦此类也。”天下每有变动，必有征兆，谶谣即是一种征兆。它反映了民情和民心。
晚清政局动荡，人们思想不安，有人作谶语，预测皇帝的在位时间。枕梓在《避寇日记》同治元年二月初七日记载：“大清历世传有‘木立斗世共中，之谣，木者十八，谓顺治也。立者六一，谓康熙也。斗者十三，谓雍正也；世者二卅，谓乾隆也。共者甘六少一，谓嘉庆也。中者横甘加作卅，谓道光也。惟字不得其解。去年咸丰升遐，亦无人能解之者。朱星河从宁波来，云已得解人矣，其木旁者谓十八月也，其字，谓口外又一年则了也，咸丰于庚申年八月蒙尘北狞，不复回跸，至辛酉七月崩于热河，则口外又一年了，其确解也。”“木”代表顺治在位十年；“立”代表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斗”代表雍正在位十三年；“世”代表乾隆在位60年，“共”代表嘉庆在位二十五年，“中”代表道光在位三十年；“”代表咸丰于十年八月（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逃到承德避暑山庄，一年后死去。
四 方士的预测观（2）
这套预测看起来很神秘，实际上是术士们用隐秘的测字方法，附会于已经发生的事情，而又托之于前人。作为一种舆论，它神化了方术，刻意说明清朝的兴衰是天命决定的。
（二）扶乩预测
近代下层民众经常采用扶乩预测。扶乩是一种方术，伪托神的感应，在沙盘上显示笔迹，由乩者解释征兆。
扶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代的“请紫姑”。紫姑神在刘宋时就已有传闻，宋代以来很流行扶乩，这大约与举子预测科场有关。元末用于预测国事。如元末流行乩语：“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六又记载说：“至元十三年（1276），江南初内附，民间盛传武当山真武降笔，书长短句曰西江月者，镀刻于纸，黄纸模印贴壁间，其词曰：九九乾坤已完定，清明节候开花，米田天下乱如麻，直待龙蛇继马。依旧中华福地，古月一阵还家，当初指望作生涯，死在西江月下。”乩语中“米田”、“古月”言番人胡人，九九八十一代指元代在立国八十一年后已面临危机。
清代特别流行扶乩。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四《漆阳消夏录》四指出扶乩手法“盖亦借人之精神始能运动，所谓鬼不自灵，待人而灵也。蓍龟本枯草朽甲，而能知去凶，亦待人而灵耳”。扶乩是心灵作用的一种表现，把人的愿望和猜测通过乩语反映出来。
晚清庚子事变之前，乩语满天飞，把人心搅得惶惶不安。
义和团的坛谕就是乩语，尽是诡秘的预言。如关帝坛谕推测天有十愁：“一愁天下不安宁，二愁山东一扫平，三愁湖广水连天，四愁四川起狼烟，五愁江南大荒乱，六愁人死多一半，七愁义和拳人弱，八愁洋人直隶闹，九愁有衣无人穿，十愁有饭无人吃。”这些乩语的内容反映了民众的担忧和愿望。
仲芳氏的《庚子记事》载有义和团乩语：“大劫临头，只在今秋，白骨重重，血水横流，恶者难免，善者方留，但看铁马东西走，谁是谁非两罢休。”这是庚子年春季在北京流行的乩语，后来果然在夏秋季发生了事情。
辛亥革命那年也有乩语预测时变。柴萼《梵天序丛录》卷二十三记载：
辛亥秋，北京羊肉胡同一乩坛扶鸾。沙盘飞舞，大书云：“大阿哥到。”众问：“是端庶人之子大阿哥否？”则书云：“对子而称其父曰庶人，无礼已极，吾去矣。”遂寂然不动。近日有同善社者，分社满中国。社中皆有乩坛，降坛者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稣基督、拿破仑、华盛顿、托尔斯泰等人，智者日笑其后矣。
通过这条材料可见，清末的同善社遍布全国，假托众神，专门制造预测，这实际上是山雨欲来的前兆。
（三）《周易》预测
《易经》本是由卜筮材料加工而成，因此，术士认为它具有推测事情发展趋势的功能。古人和近人都常常以之对社会进行预测。这些预测，有的提供了一种思维，有的却有浓重的迷信色彩。
晚清，方士用《周易》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作了预测。从文献看，似乎很灵验，但到底这些预测是在事前进行的，还是在事后追托的，有待考实。晚清流行的《推背图》，曾经预测太平天国运动。《清稗类·方技类》述云：
又第三十四象为丁酉，巽下巽上，谶曰：“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