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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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使天子震悸交集，从内心深处荡而出的恐惧和忧虑已经使他无法面对严峻的现实，甚至已完全丧失了作为大宋天子应有的风范。他在扬州溃败几个月后写了封书信转致金帅宗翰。
皇上首先是在信中自称“某”，然后承认金军南来固是“大国之征小邦”，而我们这个小邦绝非对手，“中原全大之时，犹不能守”，更何况“军兵挠败、盗贼交侵、财贿日朘、土疆日蹙”的现在！所以偏师一来，不敢不束手听命，又岂敢言守？信中说：“某”已从汴梁而迁应天，由应天而迁扬州，自扬州而至江宁，三年之间，已过三徙，今已委身于荆蛮之域。高宗在最后甚至十分委屈：“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然而守则无人，奔竟无地，“天网恢恢，将安之焉”？“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无有二上矣。亦何必劳师远涉，然后为快哉”？不能以此视为天子的缓兵之道，因为信中最后表露出的意思已经是彻底投降。我们这位君主真实的心态是：惹不起总能躲得起。他惟一的希望就是金人能够“存人血脉，全人肝胆”，不要“竭山而畋、竭泽而渔”而已。大宋王朝高宗皇帝此时浑无生人之气的表现，正是我们这个泱泱礼义之邦所有愚蠢、所有懦弱、所有丑陋的最好写照。
短暂的平静后高宗一度北返江宁府，改府名为“建康”，也曾有心在那里布置防卫准备抵御。但随着金军的第三次南下，天子再次惶惶而奔，从金陵退走杭州，再赴越州、明州，最后竟以泛槎入海来逃避金酋宗弼锐不可挡的追击。
完颜宗弼的名字常又被中原人译为“兀朮”，此人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第四个儿子，早年参与了追击辽天祚帝的战斗，此后又随宗望攻宋。宗望死后，又出任宗辅副帅，率军东入山东，西击汴梁，是金廷强硬的主战派人物。金军此次渡江南下，宗弼是除宗翰之外的主要统帅，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俘获宋帝高宗。当时，宋廷守建康者是杜充，守镇江的是韩世忠，守九江的是刘光世，并以杜充节制诸将。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7节 强敌未去
杜充的昏庸无能已见上述。金兵入侵后，杜充竟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七月放弃职守而归于行在。因为他的举动而使东京留守司名存实亡，是造成帝都东京在七个月后终于沦陷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杜充仍得到天子的充分信赖，命他为江淮宣抚使，抚循诸将力守江浙。可杜充在建康的处事与当年在东京一样，酷而乏谋，御敌无方，深为诸将不服。所以他既调不动远在上游的刘光世，也无法指挥近在咫尺的韩世忠，只有靠手下的几位统制，如声名甚著的岳飞等人领兵抵挡。但金兵来势凶猛，根本无法取胜，建安三年（公元1129年）十一月，杜充率步骑六万人在建康向金军投降。
诸将浑无斗志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但这也是与朝廷缺乏抗敌信念和一味逃避的基本政策不可分割的。整个江南防线既已崩溃，宋军遂成为一盘散沙，虽然岳飞率领部下士兵沿途缠斗，也无法扭转败局。金军得胜后兵分二路，一路追击南走江西的隆裕太后等皇眷，一路向高宗所在挺进。此刻御前大将只有张俊，只能护着王驾且战且走，最后不得已从明州入海。
无疑，我们的天子是第一次见到汹涌澎湃的大海，正如他第一次走进金人的军帐一样，他的感触之深是无法言喻的。高宗在明州至温州一带的海上几乎漂泊了一个多月，当驾乘之舟在蓝色波涛中上下起伏之时，也就是帝国的第十位天子最后确立其“过江而避”之王道大计的关口，可以肯定的是，从今以后他将不再改变，也无法改变这个既定方针。
宗弼孤军深入尚能取得如此辉煌之绩，怕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正月，惯于骑战的金人竟不畏艰险，乘舟入海追击宋帝御乘达三百余里，其骄狂正与宋军的颓丧形成鲜明对照。幸运的是，金人毕竟不习水战，加上畏惧酷热，遂不得不于暑期到来前撤兵，三月份宗弼先退，紧接着进犯江西的一路也从荆门北返。镇江守将韩世忠以逸待劳，正率水师在镇江严阵以待，结果以成功的战略阻击了宗弼之军，将其十万大军困在长江沿线达四十八天之久。若非宗弼得到高人指点，根本就过不了江。这是自靖康以来，劲马硬弓所向披靡的女直军队第一次惨痛的失败。宗弼北返后，犹为这一次差点葬身鱼腹的遭遇连呼侥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他自此以后不敢轻言过江的主要原因。
高宗也许更值得庆幸，算起来这也是他第四次大难不死。不过，在浙江—带奔走逃窜确实也有一个收获，天子发现，以淮甸为屏障，以江表为缓冲，襟带荆楚，背海而立的浙西之地是一个理想的居处。这一想法肇始于他第一次走进杭州府治临安城门的瞬间，后来在两浙不断的辗转使他越发相信自己的判断不误。从天子的逻辑上讲这很自然：金陵离金人锋镝太近，单凭一条长江天险，绝非轻易能守；武昌、长沙则正面受敌而两侧有隙，背无倚仗；巴蜀太远，陕西又太孤立；再往南走进入两广腹地，显得过分偏于一隅，政治、经济基础不够，必将无以自处。从眼前的战略上考虑，背海面陆的杭州虽不是恢复中原的最佳基地，但也不失为一个易退易守的首选，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吸引高宗属意有加了。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九月，天子路过杭州时，便升其为“临安府”。当然，自古以来的王朝都耻于渡江而都，但这一点显然不在高宗的考虑范围之内。从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四月起，天子在越州停留了一段时间，在那里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军事整顿。新年的元旦，高宗改元“绍兴”，这是取“绍奕世之闳休，兴百年之丕绪”之意。在越州又呆了一年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正月，高宗回銮临安。从此，帝国的行在就再也没有迁徙过。
宗弼在镇江惨败后，一年前被宋廷派去经营陕西的张浚受命对西北金军发动攻势，迫使金廷调命宗弼增援。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七月，宗弼主力近两万人终于离开了两淮一带而西入陕西富平，这使多灾多难的帝国朝廷终于喘了一口气。
本朝杰出的人物之一欧阳修在几十年前就曾经指出：自古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来，无道未必不服，盖自因其盛衰而已。这个论断出自于他的名著《五代史记》，意思是说：中国之制夷狄，并不系于我们自身之强弱，而缘于其势力之盛衰。其实，道理对双方都是一样，即以目前而论，金军的退却就不是因为宋军抵御成功的结果，而是因为它的内部已渐渐产生问题。宗弼停止追击高宗不用说是个绝大的失误，但也是不得已使然。
直接的因素是江浙一带水网密布、丘陵起伏，极不利于骑兵的作战。宗弼的电闪雷击虽能摧枯拉朽长驱直入，但一旦进入两浙腹地后，便显得十分滞重。时间拖得越久，对金兵就越为不利，既然不能达到俘获宋帝的目标，只有迅速抽身。宗弼还算是明智的，如果他再拖延一段时间，南方的湿热天气必然还会使金军北方士兵水土不服，从而大大影响部队的战斗力。
但主要的原因还是战线过长。即使不论金国后方那些尚未完全降服的若许藩国以及两河宋地，新近占领的黄河至长江一大片区域就已经成为金廷的沉重负担。兵力的分散，使金兵往往孤军深入而无所依靠，因此从根子上决定了它的激烈攻势绝不会持久。实际上，真正的女直士兵只占整个金军的十分之一，其中绝大部分是受其驱役而战的两河之民、降叛之卒以及藩国小邦如契丹、渤海之兵。其他方面的情况也有类似之处，骤起的女直帝国确实无法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建立起一统天下的物质基础。为此，金人很早就采取了“以汉制汉”的策略。立张邦昌“大楚”虽不是一个成功的先例，但并不妨碍他们如法炮制，在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九月立宋朝降将刘豫为“大齐”国主，建都大名府（后迁入汴梁），以此作为统御中原疆土并进而威胁南渡宋廷的工具。这是征伐异邦的常法，似乎不能算是一个失策。
可是，客观上带来的效果却让金人感到悲哀。刘豫没有能完成摧毁宋廷的任务，相反却使退守长江以南的宋王朝在相对缓和的形势下一步步走向稳定。尽管“大齐”在金人的威胁利诱下，自建立伊始便对宋廷展开了进攻，但始终没能取得明显的收益。在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和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刘豫甚至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入侵，其中第一次进攻还有金人的援兵作为依托，可最终仍大败于宋军。刘豫的无奈在于他的傀儡性质的政权既不能博取民众的支持，也缺乏足够的军事实力，因此每次进军都极不顺利。尽管在局部间或也有点收获，但最终无法避免夭折的命运，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十一月，刘豫的伪政权被失望的金人所废。
与刘豫近八年的对峙使帝国的军事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恢复。高宗在相州出任河北兵马大元帅时，兵员不足万人，此后会集各路勤王之军，也还只有七八万人。在扬州时，军力号称强大，可大部分是地方部队，经过金军的两度攻击，最后也所剩无几。然而渡江以后经过短短的两三年，宋军一下陡增至二十万，这对于休养未几的南渡政府来说，是相当可观的数目。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个不小的奇迹，但说起来却很简单，其中的奥妙是：南渡朝廷继续实行了恩威并重的招安政策，并且做得相当成功。
世遭丧乱往往盗贼蜂起，本朝自宣和末年以来就祸起萧墙，频繁发生民众揭竿而起的事情，国家的败亡加剧了这一现象，使之愈演愈烈。保守估计，南渡前后的盗贼土寇乃至溃兵，至少在一百万左右，其流窜劫掠的危害，对帝国的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幸运的是，大敌当前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统治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裂痕，使一致对外共御敌寇成为普遍的道义所在。在招安方面，宗泽、李纲甚至马扩就早已有过成功的尝试，屡逢打击、穷蹙无奈的帝国天子和政府采取了安抚包容的策略后，也收到了意外的效果。南渡以后成长起来的几大将领都参与了收剿行动，并通过收编壮大了自己的部队。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韩世忠、刘光世部各有四万人，张俊部三万人，岳飞部有二万三千人，王部有一万三千人，另外御前军的数目也有三万余人，其中不少都来自于盗寇、流民。叛军、溃卒经过整编后，也有相当的战斗力，对刘豫的军事胜利就证明了这一点。
帝国军事上的策略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对武将同样采取优厚的待遇。在一定的范围内，不仅许其割据，各自为法，发展自身的实力，甚至默许他们参与政治决策。这与太祖以来的原则似乎有些背道而驰，但国家目前正当用兵之时，所以尽管有不少人反对，就连天子本身一直也有尾大不掉的担心，眼下也还只能如此。
兵力的增大自然带来财政问题，绍兴二年的每月军费在二百五十万缗左右，这个数字还在逐年递增之中。南渡以后的局面是强敌未去、百事凋敝，不可能腾出手来发展民生而渐得其利，因此朝廷此时完全以重税重赋来解决财政困难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是天子惟一可能的选择。战时经济的成败取决于物质基础，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帝国也许要感谢穷追不舍的金军，正是敌人的猖狂才使朝廷最后落脚到帝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否则的话，要恢复国防不仅不可想像，就是支撑政府的日常开销都是个问题。
当然，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政治因素。
挽大厦于将倾绝非易事。帝国从东京败覆后一泻千里，业已丧失了原有国土的大半，在敌骑狼奔虎突的冲击下，百年基业早已摧毁殆尽。在近四年的时间里，虎口余生的朝廷只能在躲藏退避中保持着名义上的完整，以延续赵氏国脉作为逃跑的遁词。即使金兵因内部的困窘而暂时收敛了锋芒，但在土崩瓦解几乎不能自保的情况下，重整山河——哪怕是东南一隅的半壁之地——又谈何容易！
严格地说，高宗天子并没有进行任何拨乱反正的政治变革，除了固守求和的一贯想法外，在主观上也缺乏挽回颓势的强烈动机。他只做了些修葺恢复的工作，出发点不过是让帝国这架疲敝的战车能够载动他的皇位而已。高宗在越州时正式宣布尊崇元祐，把败亡的责任推卸到蔡京甚至主安石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