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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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怕啥，反正有饭吃。”
“听说苏联只有面包，没有大米……”
“饿不死你就行了呗，还想吃大米，哼！”
“这个鬼地方，想开小差也没处跑！”
“……”
每天冒雨行军，荒凉的草原上不见一个藏胞的身影，偶尔看见一两间孤零零的牛屎房子，部队的士气愈加低落，失去了嘻笑和说话。大家无精打采地迈动沉重的双腿，一步一步地向前走。草原愈加崎岖，地面密密麻麻凸起锅盖大小的草皮，草皮下面是两寸厚的冰凌，凸起的草皮就像一个大蘑菇。我们须更加费力地抬高腿脚，跨过眼前的“蘑菇”。
后来，部队在一个“大地方”停下，草原上有百八十间土房子。我跑去问一年长的红军，他冷冷地说：“我们到青海省啦，这里是班玛县！”。
卫生队在班玛住了三天，大家挤在房门前，默默地望着外面淅淅沥沥的雨雪，谁也不知道红军要走向何处。
天明，雨雪不停，屋外有人喊：“卫生队同志们，集合了！”大家跑出去，排好队列。几位红军首长和一头牦牛站在雨幕中。
一红军首长说：“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能久呆了，用银元买牛羊很贵的，现在银洋也不多了。上级指示，剩下的银元，单位不集中带了，发给每个人带一块银元，不要丢了，每个单位每个人都记了姓名，有账册的，将来需要集中的，你们再拿出来，集体使用。现在，每个战士发给一块银元，然后我们就出发，向回走，回四川去。我们北上抗日去！”小伙伴们依次走到牦牛驭子旁边，接过一枚银元。一共三种式样的银元，帆船、孙中山头像和“袁大头”，伙伴们互相掉换自己喜欢的银元。
（1990年2月6日）
儿子：父亲，您讲红四方面军去过青海班玛，未见其他旁证。
父亲：那还有假？！
儿子：您是不是顺路绕了一个小弯，到青海班玛转了一下？
父亲：不是，不是，我们是按原路返回的，我们过草地就跟在朱老总身后，过了腊子口，到了岷县，我们又忽然往回走，一直走到了青海班玛，后来又回到漳岷二县……
儿子：父亲！你们怎么可能从岷县返回青海呢？您一定记错了！
父亲：哪里能错呢？在青海班玛，组织上发给我们一人一块银元，说留待急需时用。
儿子：去青海班玛时红军会师了吗？
父亲：还没有在会宁会师，是从漳县附近走的，翻了几座大山，过了黄河后，就是草地，走了很长一路草地。
儿子：您还过了黄河？！
父亲：过黄河两次。第二次回来，河窄了一半，水急浪高，木船飞快，一忽沉到水面下，一忽浮到浪头上，我们都吓坏了，女娃儿的脸都吓白了！
儿子：您是不是从阿坝去的青海，然后转回来再南下成都？
父亲：阿坝草原周围几百里，山坡平缓，藏胞的石头楼和喇嘛寺几乎一模一样，更令人迷惑的，走一天路，上午蹚过一条河，河水北往南流，下午再过一道河，河水又从南向北流，我们几个小伙伴常常嚷嚷，我们又走回来啦？
儿子：没有见文字记载红四方面军去了青海呀？
父亲：去青海一路可受了大罪了！整个长征最苦的一段，这个事我还能记错了？！天上连降雨雪，地上荒无人烟，我们也没有帐篷牦牛，在雨雪里走路浑身湿透了，晚上穿湿衣睡草地……反正我们红军千真万确地走到了青海班玛，信不信由你。
长征结束了（1）
我没有参加标志长征结束的会宁会师，卫生队从会宁城外走过去了。
那天部队进了一座砖瓦房很多的村庄，太阳还很高呢，我们就宿营了。本来要在这里休息几天，听说上级不许可，还让向北走。诺大一座村庄不见一个老乡，我一个人四处乱窜，一座二层砖楼的宅院引起我的注意，推门进院，院子里堆满了核桃，爬上二楼，砸好的核桃仁堆到了房顶。我躺到核桃仁堆上，不用手拿，一扭脸张嘴就吃核桃仁，吃饱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天明，集合号音使我突然惊醒，我连滚带爬飞奔到集合地点，小伙伴们神色惊慌，议论纷纷，看见我跑来，就问：“大队长，你跑到哪里去了，害得我们好找！”
“我们猜你也不会当逃兵吧！”
“担心你让坏人害了！”
我说：“我在一个核桃仁堆里睡了一夜，那里好多的核桃！”大家来了兴趣，跑去问行军指挥，马上还不出发，我带了二十多人返回“核桃楼”，把米袋子，口袋子都装个满满，拿回来的核桃仁全队的人都分了一份。
大家刚刚分完核桃，联络参谋来了，他指着我的耳朵问：“你耳朵里是啥？”伸手抠出一块核桃仁：“怎么还有一个核桃瓣儿？”说着把核桃仁丢进嘴里嚼了。他听了我的解释，批评我：“你一个人往那里跑？你想一想，多么危险！”大家没敢告诉他，去拿人家的核桃仁。他知道了，一定让我们送回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每个人都记得清清楚楚，只是长征出来，不像四川管得那么严格了。我们这群“大娃娃”一路长征，尽受到照顾，常常干出一些违反纪律的事情。
在河连湾这个镇子，我们卫生队又一次调走二十多人。总部来个干部，不太熟悉，问：“谁是队长啊，李耀宇在哪儿？”他说，调二十几个人走，跟总部先走。他没有介绍信，没有签收手续，我随便用手比划了一下，拢出二十几个人，让那人领走了。这二十几个人与我不太熟络，大都是陆续插队进来的。没想到我用手随便一挥，二十几个人的命运与我们大不一样了，他们随方面军总部西渡黄河，九死一生啊！
在河连湾住了五六天，我们卫生队只剩下二十多人了，又跟随红军大队出发，部队里又吵吵嚷嚷地讲西渡黄河，打通国际路线。战士们的情绪较为平静。还没有见到黄河，突然开始了急行军，一路向北疾行。连续五天五夜，一口气不歇，一步不停地猛走。队伍中互相传话，如果不赶快跑，“两马一胡”就要包围我们。行军途中，饿了就从干粮袋里抓一把炒面塞入口中，边走边吃。我们卫生队这群小娃儿，混杂在后勤部的骡马队中，轮流抓住牲畜的尾巴，跌跌撞撞向前走。我在最后一天行军中，拽着马尾走了四十多里路，一边走还一边睡了一觉。急行军之后，我们脱离了国民党军队的合围，横穿了西海固回民区。为躲避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骚扰，我们白天宿营，夜间行军。这一地区的漫坡山路都是光溜溜的路面，没有沟坎和凸起的石块，道路两边也没有荆棘灌木，行走之上非常便利。
西海固地区的民居十分奇特，一马平川的黄土塬，放眼望去几十里，没有一座村庄，没有一棵树木。走到近前，才发现黄土地下挖陷出一个一个簸箕样的巨坑，坑的三面竖壁上再掘出三孔窑洞，窑洞顶上的地面挖出一环排水沟，排水沟泄水进入“簸箕”底角的水窖，水窖贮存的雨水雪水供应人畜一年饮用。放牧的牲畜也赶入“簸箕”里的窑洞圈起。
我们询问老乡，你们怎么不盖房子呢？
老乡说话的腔调与四川话大不一样：“我个地方呀，幺个穷呀，木头买不起呀，二个冬天冷死人呀，三个夏天热死人呀，刮起热风，牛羊受不了呀！”
我们还动员人家参加红军：“跟我们红军走吧，将来能过上好日子啊。”
老乡说；“我能个活呀，不嫌弃地方苦呀！”
在西海固，我们卫生队这群娃娃，连着三天找不到水喝，找老乡问水，老乡也不告诉。后来遇见一户好心的老乡，他说：“水呀！就在你们脚底下，你们是找不了哟……你们得用银钱买哟！”最后谈好价钱，我们二三十号人，每天喝水作饭，给他10块银元。
我们跟着红军大队一路北行，走到宁夏的盐池县城，远远望见县城的高墙了，前队传下口令，盐池城里住不了这么多人，就地宿营吧。我们二十几个“小鬼”选一块黄土坎儿，背靠背，肩靠肩，坐在黄土地上睡了一夜。
再以后，从盐池开始了沙漠里行军，沙丘无边无际，走上百八十里，偶尔碰见两三户人家。沙漠里没有水，我们按照向导出的主意，每次出发前，脸盆盛上半盆清水，行军路上，几个人轮流端这半盆水，走到中午，喝一点点水，润润喉咙。一直到快宿营了，有了水源，才敢把水盆里的水喝尽。
长征结束了（2）
陕北的定边县遥遥在望，我们端着半盆清水扑进了陕北的怀抱。
定边是我进入陕北的第一座县城。定边位于陕北的西部边界，北面长城外就是内蒙古的沙漠。定边方方正正的城池方圆大约七八里吧。土城墙用二尺长的土坯垒起，有墩墩实实的城门垛儿。城内民居十之八九为土坯茅草屋，苫房顶的茅草，老百姓说是“硬杆草”，就是我们过草地防冰雹的那种草。
定边的自然环境恶劣，没有水源，土地贫瘠，城内都是衣不遮体的穷苦人。
我们这个卫生队在定边住了三五日，同伴们仍然陆续被调走，再出发时，全队连我计算在内，只剩下八个人。我们端着半搪瓷盆清水离开定边城，又开始行军。松软的黄沙灌进草鞋，搓磨着脚掌脚背，十分疼痛，索性脱下草鞋，赤脚走沙漠。
大家轮流端水盆行军，别扭透了。
从定边到吴旗保安一路，只看见一口水井，有个老乡在路旁摇动井架上的辘辘，井绳盘了一大坨，我们几个人等在井边，想喝一口水，那老乡一言不发，只埋头摆动轱辘把。等了半晌，我们不耐烦了，说：“不要掉队，走吧！”沿着黄土漫坡向上走，边走边回头，走出了二里多路，我们登上了坡顶，那个老乡还在那里摇动轱辘把。
陕北乡村与四川相比，村子里的寺庙和戏台绝无仅有，村头和路边只有矮矮的土地庙。半人多高的土地庙里面少见石雕土地爷和石雕香炉，大多是摆两块砖，起一堆沙土，能烧香就行。土地庙四壁贴满红纸，红纸上书写祈祷祝福之类的字样。
有一次在土地庙旁休息，我们几人互相抓起香灰撒着玩。
“你们家里烧不烧香？”
“我在家里可没见过这样的玩艺！”
“我家有条桌子，摆香炉，烧蜡烛，上供品……”
“那是设神龛子嘛！”
几个人说着玩着，打闹之中水盆子碰翻了，清水一下子渗入黄土无影无踪。
结果渴了一整天没有水喝。
向导举起手中的木拐，指向远处的一座山峰：“那个山下就是保安！”。
我的长征终于结束了，就要开始在陕北的十年生活。
第二章 一个红小鬼眼里的毛主席
初到陕北（1）
1936年11月，我到了陕北保安。我和伙伴们走进保安城。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保安成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
稍一打听就找到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保安是刘志丹的故乡。刘志丹牺牲后，改保安县为志丹县，纪念刘志丹烈士。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土坯房内，一盘土炕一张炕席，一只牛皮公文包挂在墙上。政府秘书长谢觉哉，见我们几个娃娃红军找他，忙放下手中的毛笔。他看看这个，摸摸那个，就像老爷爷见到小孙孙，问寒问暖。
谢老问我们：“你们到了保安，想干些什么呀？”
我们像商量好的一样，异口同声：“我们想上前线。”
谢老看一眼坐在窗前的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头儿，那个老头儿就笑了。谢老说：“你们还小哇，吃的苦太多啦，不要四处奔波啦。你们去卫生学校好不好？”
从“理论”上说，我已经17岁，估计实际年龄15岁。四川人，本来个子就不高，怎么看都像是小孩子。
谢老见我们死活不去卫生学校，只好遂了我们的意愿，他说：“那好吧，你们几个，一人跟一位首长吧，就在中央政府里工作。”随后，谢老领我去见新的首长黄祖炎。
说起第一次和黄祖炎首长见面的情景，就像是在昨天。
那一天，谢老和我，绕过一间高大奇怪的建筑，走到后院，沿墙有一圈平房。谢老推开一间平房的门：“老黄，给你送个帮手来啦！”谢老又给我介绍：“他是我们政府的黄部长，黄祖炎。他是你的首长，以后你跟着他，照顾他的生活，为他做些事情。”
黄祖炎握住我的手，和蔼可亲：“以后多辛苦你啦！”
谢老说：“你们爷俩儿谈吧。”就走了。
我的新首长，又高又瘦，嘴巴包拢不住前凸的门牙。
黄祖炎问我姓啥叫啥，几岁，几时参加的红军。我一问一答。他说着就从我后背上摘下羊皮口袋：“小李，你就跟到家里一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把衣服裤子都脱了，弄水洗洗身子，换上新棉衣。”
我脱衣服时，银元“咣”的一声掉出来，黄祖炎说：“小伙子，你还有这么一块宝贝呀！有多少？”
“这是在班玛发的，一个人就发了一块。”
“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