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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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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一有新鲜的事儿,杨家岭的年轻人一窝蜂地跑去看热闹。听说新市场的人民银行举办展览会,我和陈鑫良、周福寿……走下杨家岭奔新市场而去。延河边有一位年轻的女人坐在石头上洗衣服。陈鑫良与她招呼:“崔老师……” 
陈鑫良在路上说:“她每天给我们几个人讲一个钟头的课,教我们识字……这个崔老师把毛主席讲的那些字都给我们教了。她说,现在毛主席提倡中国字要改革、要简化……今后常用字只讲一种用法,其他用法少的,也要简化,不要讲了。” 
人民银行的展览很简陋,窑洞里的柜台后面,一张桌子上摆满了金条银锭和各种钞票。最大的一根金条长一米多,碗口粗细。 
在延安最高级的娱乐就是看“鲁艺”的戏剧。 
“鲁艺”剧团来演京剧,礼堂里早早地坐满观众。礼堂地面埋下一排排木桩,只露出半米多高一截,再在木桩上钉上一排排木板,板面上印着座位号码,这就是观众席。我和几个警勤人员来晚了,一进礼堂,就听见叶子龙站在戏台前面喊:“前三排都给首长们留着,首长不来,同志们再坐。”我和几个警卫员看后面没有空位,挤上前去,一屁股坐在前排板凳上。叶子龙走来轰赶,大家嬉皮笑脸的赖着不走,他也没有办法。快开演时,毛主席,周副主席,陈云,李富春,蔡大姐,吴老,徐老都来了,大家挤在一起看戏。   
毛主席猜测中国围棋的起源(2)   
锣鼓响起,大幕拉开,只见花脸上台来,黑脸下台去。毛主席看得津津有味,不时评论一句:“这个李逵是天不怕,地不怕,就跟我们将军许世友一样。” 
戏演到一半儿,傅连暲来了,东张西望找不到座位,我忙站起身,喊他:“傅连暲同志,你到我这里来。”傅医生还要推让,我拽住他的胳膊,拉他到座位上。毛主席在一旁称赞说:“这是个好小伙子,即有眼识,又有理解啊!” 
鲁艺京剧团过一两个月才来演出一次,毛主席非常喜欢看戏,他是每场必到,看到精彩之处,和大家一起叫好,高举双手鼓掌。我回回演戏都跑去看,可就是入不了门道。 
1942年5月,毛主席专门就文艺工作讲了几次话,从此,延安的文化活动更加活跃,文艺工作者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搞出一些通俗易懂、切合实际的节目。以大生产运动为题材的《兄妹开荒》,我看得很带劲。过春节时,王昆领头扭着秧歌来枣园拜年,首长们都走出窑洞来观看。王昆边扭边唱:“哥哥你好难呀,昨天晚上区长开了会,讲了一二三呀,你是一点儿也没做呀……”她的歌声感人,舞姿优美,许多年轻人看得如痴如狂,跟着秧歌队从枣园跑到候家沟,又跟着去杨家岭…… 
每逢枣园有演出,叶子龙常常让我给后台演员送开水,送炒花生。我听演员之间互相说:“郭玉英同志,你演得可够好呢!”几十年后,我误记这个女演员是郭兰英。   
凯丰离婚闹出流血事件   
凯丰是中共历史的风云人物,在杨家岭时他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凯丰的妻子姓廖,长得高大健壮,在党校一部学习。星期天,她带着勤务员和警卫员回杨家岭一次,杨家岭的“小鬼”私下称她“穆桂英”。由于分居两处,夫妻俩接触的时间少了。中宣部的女研究员王茜在凯丰身边工作,钦佩凯丰的革命资历和学识,两人多有共同语言和兴趣习惯,日久生情。 
王茜个子矮身体胖,像武则天时代的人,细眉长眼,戴一副金属框架眼镜,文静高雅。王茜曾留学日本,精通日文、英文,听大家传说她做过国民党政府的顾问。我按中宣部干部名单称她“王西同志”。 
她笑:“我叫王茜呀!” 
我说:“明明草字头下一个“西”字,怎么叫念‘茜’呢?” 
她对我宽容:“你要叫我‘王西’就随你吧,授给你专利权,别人可不能这么叫。” 
以后,我一直称她“王西”,成了习惯。1943年在枣园,叶子龙听见我喊她“王西”,很是惊奇,问明缘由,就说:“小李有‘专利权’,我们就无可奈何了!” 
凯丰与妻子激烈的争吵愈来愈激烈。那日,我恰巧看见“穆桂英”手拎一把短刀,怒气冲冲地走上杨家岭,她推开凯丰的窑洞木门,王茜和凯丰两人正在窑洞里。 
凯丰问:“你干啥来了?!” 
“来杀你的!把你们俩都杀了!”说着,她挥刀刺向王茜。凯丰瘦弱,也没有搏斗经验,他挺身护住王茜,又用手掌抓住刺来的刀刃,“穆桂英”抽回短刀,凯丰的手掌被割开一条长长的伤口,鲜血立刻流出。我从身后抱住“穆桂英”的双臂,使她不得动弹,又大声呼喊。隔壁窑洞的赵毅敏等人跑来,众人推搡着把“穆桂英”请出窑洞。凯丰愣愣地看着流血的手掌,不知所措。我说:“部长,快用手使劲攥住伤口,别让血再流了!” 
凯丰和王茜在杨家岭结婚,无人祝贺,王茜悄悄搬进凯丰的窑洞。1943年我到枣园时,王茜已生一个男孩。 
在延安整风时,王茜被整成日本和国民党的“双料特务”,因此拖上一条“尾巴”,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旧账重翻,王茜被逼迫致死。   
杨家岭整风之初   
在整风运动之前,住在我隔壁窑洞的一对年轻夫妇三天两头吵架,时间一长,我们听出了门道。丈夫在香港与党组织失去联络,妻子不满意丈夫的解释,为此事,两人喋喋不休地争吵。后来,我们都能背下来他们争吵的对话。妻子说:“我不知道你在香港的地址和你的组织关系,我只好在广州傻等着。我问广州的党组织,组织上说,没有香港的通信联系,也没有联络员来接头,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问你,你在香港那么几个月为什么不跟我联系,也不到广州来找我?” 
丈夫辩解:“香港的党组织通知我不要活动,敌人已经注意我了,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每个旅店,每个饭店,每个交通要道都设了埋伏,所以我一直隐蔽了四个多月,党组织才派人把我转移到了澳门,澳门的组织又护送我坐船到了广州,要不是组织上采取这个措施,我还不知道呆多长时间呢。” 
夫妻打架翻来覆去就是这么一套话,慢慢地引起中宣部同志的怀疑,大家悄悄地议论:是不是这两个人都丢掉了组织关系?是真的隐蔽起来了,还是让敌人抓住又放了出来? 
中宣部的党支部为此开了两次秘密的支部扩大会,徐老、陶希晋、赵毅敏、徐乾和我一共十几个人,躲在窑洞里议论,做出两点决定:一是正式通知他们两个人去找自己的组织关系证明人;二是通过中组部向香港和广州的党组织发电报,查询这两个人的组织关系。在延安整风之前,有关材料传到了延安,证明他们夫妻俩儿没有什么问题,两人也不再为此打架了。此后的整风,他们也没有受到怀疑。事后看来支部大会的两个决定救了这家夫妻的性命。 
1942年春,延安各机关学校全面展开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 
毛主席在中央大礼堂讲话:“整风运动真正目的是端正党风、文风,将我们的党风、文风提高一步。” 
“现在延安的文人是不少,马列主义的水平却不高……写文章一写就多少千字,多少万字,甚至几十万字!这怎么行呢?如果给中央同志看,中央同志认为重要,要给我看,哪有这个时间看呢?” 
“一篇文章三百字、五百字,最多不超过千八百字就是好文章。文字太多,把一些重要的问题冲淡了,人家不知道你想什么,要干什么。” 
整风之初,也有一番轰轰烈烈,风云人物当属王实味。王实味出现了一个理解性错误,或对形势估计错误。他书生气,没有搞明白全党整风,而不是给党整风。 
王实味对延安的一些现象多加指责,评说干部待遇上的差别;把战争环境极端困难情况下发生的事情,说成“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整党风整到干部等级待遇上,偏离了整风方向。 
王实味绝对平均主义的主张,在战争年代的延安行不通,就是在21世纪和平年代也是行不通的,不切合实际的、偏激的观点注定要失败。战争年代,物质匮乏,为了保证党的中高级干部的必须的身体健康,不得不采取大中小灶的伙食供给制度。让徐老、林老这样的老人和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一样去喝小米粥,不但人情道理上说不过去,而且难以健康长寿。王实味的一些主张,博得学校里的青年学生的赞同,像我一样的中央机关勤杂人员都反对。   
审查干部、清洗坏人   
1943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杨家岭召开会议。毛主席在会议上发言指出:整风既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们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在延安,年内要完成审查干部、洗清坏人的工作。1943年要以工作为主,一边工作,一边审干。 
毛主席的这次讲话后,延安整风转入审干反特阶段。延安的“敌情”骤然紧张,陈云、李富春、徐特立等人的窑洞前新增设了双岗。 
杨家岭每天上午维持正常工作,每天下午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办公厅全体干部都集中到中央大礼堂,热火朝天地互相揭发,清查特务,常常晚饭也不吃,通宵达旦的清查特务!除了领导整风学习的总学委们,几乎人人过关。曾在白区工作,具有一定文化的干部更是审查重点,像武竞天、陶希晋、陶铸、柯庆施这样的中层干部也不能幸免。 
我没有文化学历,历史清白,审干审不到我的头上,整个杨家岭的干部就数我吃得饱,睡得香,既不考虑如何去整人,也不担心被人整,悠闲自得。整风审干的领导人之一邓洁在大会上宣布:“从今天起,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的同志一律不准走出杨家岭的大门,谁有什么事情要办,去找李耀宇同志,让他替你们去外面办去,大家尽量克服一下,全力整风,清查特务。” 
陶希晋很担心:“哎呀,要有了什么事情,谁能晓得?!” 
凯丰有病,从不参加整风。毛主席十天半月,偶尔参加整风,他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整风主持人一旁。李富春主持整风会时,一讲就是一二个小时:“同志们,有什么问题就交待什么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康生主持整风会时,一双眼睛在玻璃镜片后面闪闪发亮。 
柯庆施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整风期间,有人在中央大礼堂的墙壁上写“柯庆施是特务”。康生等人不去追查写标语的人,反而组织力量“抢救”柯庆施。柯庆施的老婆承受不住了,就跳井自杀了。 
康生问柯庆施:“××年×月,有半年的时间找不到你,你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 
柯庆施说:“我想不起来了!” 
康生又问:“上海地下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柯庆施辩解:“我就在上海呀,隐蔽在我的‘关系’家里。” 
有人追问:“你隐蔽在谁家,向大家说清楚!” 
柯庆施说:“这不好说吧!” 
陈伯达在整风大会上也很活跃,他带领几个人不依不饶,围在柯庆施身边又喊又叫,逼柯庆施讲清楚。 
柯庆施不理睬围攻他的人,仰脸望着大厅的顶棚,一言不发。 
康生见状大怒,挥舞拳头:“柯庆施,你!有问必答!” 
众人随声附和:“有问必答!” 
“有问必答!” 
…… 
邓洁的夫人曾经失落过组织关系,由此受到怀疑,她被逼无奈,跳井自杀。 
武竞天的夫人很和气,在凤凰山的时候,她就经常帮助我拆洗被褥。整风会上她反复被盘问“是组织让你去的?还是你自己主动去的?”彻夜忍受“车轮战”的煎熬。 
有一天早晨,大灶的炊事员去水井挑水,发现井水里漂着一个人,捞出尸体后大家辨认出死者是武竞天的爱人。她受审数日,终于熬不住,跳进杨家岭的水井自杀了。 
杨家岭上几个女人投井自杀后,邓洁让我雇佣个木匠,在水井口上装了一个木盖子,加了一把铁锁。   
整风中的康生   
延安的审干,对每个嫌疑分子或特务分子,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系统,供出许多特务关系,然后才相信为彻底坦白。 
中组部一对夫妻,两口儿都姓李,1936年和1937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负责上海广州香港之间的地下交通,护送了许多党内重要干部。 
康生在中央大礼堂里讯问他俩:“1936年、37年两年中,许多人暴露了,党组织马上换了人。也有许多同志被敌人抓住了,为什么你们两口子,一没有被敌人逮捕,二没有被组织替换?这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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