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曾国藩-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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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潢交代的事他一一照办。有一次曾国潢送来五十余人，要求全部杀头，熊某只好依从。熊某笃信佛学，不忍心杀人，故每次见到曾国潢时都垂泪不已。有人问他何故，他答曰：“曾四爷又要藉我的手杀人了！”有一次，湘乡县城新建码头竣工，按惯例须以“三牲”祭祀，但这次祭祀却未杀猪宰羊，而是在曾国潢的主持下斩杀十六人祭之。此事传出，乡人皆以曾氏族人为恨。咸丰七年，曾国藩因父亲亡故回到湘乡。回家后他很快得知曾国潢杀人逞凶、遭民怨恨之事。曾国藩怒不可遏，本想狠狠教训四弟一番。然而他想到自己多年在外，家中大小诸事均由四弟照料，且父亲尸骨未寒，甫一回家便责骂四弟，未免不妥。这天中午，他向夫人要了一锥子，等曾国潢睡午觉时，曾国藩用锥猛刺四弟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染红被褥。曾国潢从睡梦中惊醒，痛呼：“残暴！残暴！”曾国藩厉声说：“为何如此大呼小叫？”曾国潢回答：“痛死我也！”曾国藩道：“我只用锥子刺一下你的大腿，你就如此痛苦，你杀的那些哥老会众，他们就不痛吗？”曾国潢这才明白哥哥此举原来是在教训他。经历此事，曾国潢痛改前非，戒掉了骄横暴虐的毛病，在当地做了大量的义举善行。至今湘乡的老年人提起曾国潢，仍对其做的善事津津乐道。
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时，表弟江庆从家乡赶来，希望能在城里谋份差事，以免乡间劳作之苦。江庆是曾国藩五舅独子，五舅对他可说是恩重如山。当年曾国藩进京赶考缺少路费，五舅将自家耕牛变卖，为其凑足盘缠，才有了他后来的飞黄腾达。况且曾国藩乃爱才之人，于情于理都应留下江庆。曾国藩将表弟安排在身边，交办一些上传下达的闲散事务。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曾国藩发现表弟尽管能力平庸，但办事认真，尚属可造之材。但不久曾国藩改变了主意，他发觉江庆在熟悉情况后开始飘飘然，其偏狭怠懒的弱点渐渐开始暴露。江庆经常打着总督表弟的旗号，在其他幕僚面前指手画脚，搬弄是非，造成很坏的影响。曾国藩与江庆同桌吃饭时，总是咬去米饭中未脱尽的谷壳，将里面的米嚼碎咽下，江庆则不然，直接挑出谷粒扔掉。曾国藩觉得表弟本为农家子弟，却尽沾染些游惰之气，不宜继续留在幕府。曾国藩亲自手书一联，告诫表弟“世事多因忙里错，好人半从苦中来”，又拿出一百两银子送他作为置业本钱，将他打发回家了。
“整顿吏治”为方（1）
曾国藩身逢乱世，对当时吏治腐败有着深刻感受。他虽以平定内乱起家，却始终认为太平天国起因很大程度上源于吏治不清。“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内乱结束后，两江总督曾国藩明确提出，要“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务须从吏治上痛下功夫，斯民庶可少苏”，“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内乱迟早会再次发生。曾国藩的吏治思想，主要体现为他在两江总督任上制定的《劝诫浅语》。这成为后世为政者取法借鉴曾国藩政治资源的经典文本。
劝诫州县四条
上而道府，下而佐杂，以此类推。
一曰治署内以端本。
宅门以内曰上房、曰官亲、曰幕友、曰家丁，头门以内曰书办、曰差役。此六项者，皆署内之人也。为官者欲治此六项人，须先自治其身。凡银钱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则身边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亲、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书案牍，无一不躬亲检点，则承办之人不敢舞弊，而书办、差役二者皆治矣。
二曰明刑法以清讼。
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义安。为州县者，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谳结不得不迅速。既求迅结，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非虐也，除莠所以爱苗也，惩恶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讯不结，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为宽和，实糊涂耳，懒惰耳，纵好恶以害善良耳。
三曰重农事以厚生。
军兴以来，士与工商，生计或未尽绝。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故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病商之钱可取，病农之钱不可取。薄敛以纡其力，减役以安其身。无牛之家，设法购买；有水之田，设法疏消。要使农夫稍有生聚之乐，庶不至逃徙一空。
四曰崇俭朴以养廉。
近日州县廉俸，入款皆无着落，而出款仍未尽裁，是以艰窘异常。计惟有节用之一法，尚可公私两全。节用之道，莫先于人少、官亲少，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友家丁少，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饮食，事事俭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己者有节，则取之于民者有制矣。
劝诫委员四条
向无额缺，现有职事之员，皆归此类。
一曰习勤劳以尽职。
观于田夫农父，终岁勤劳而少疾病，则知劳者所以养身也。观于舜禹周公，终身忱劳，而享寿考，则知劳者所以养心也。大抵勤则难朽，逸则易坏，凡物皆然。
二曰崇俭约以养廉。
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昔年举贡生员在外坐馆，不过每月数金，今则增至一两倍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必先知足。观于各处难民，遍地饿莩，则吾辈之安居衣食，已属至幸。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殄哉？不特当廉于取利，并当廉于取名。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气运可挽回矣。
三曰勤学问以广才。
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漕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讲究之法，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
四曰戒傲惰以正俗。
余在军日久，不识术数、占验，而颇能预知败征。大约将士有骄傲气者必败，有怠惰气者必败。不独将士然也，凡委员有傲气者亦必偾事，有惰气者亦必获咎。傲惰之所起者微，而积久遂成风俗。一人自是，将举国予圣自雄矣；一人晏起，将举国俾昼作夜矣。今与诸君约，多做实事，少说大话，有劳不避，有功不矜。人人如此存心，则勋业自此出，风俗自此正，人才亦自此盛矣。
劝诫绅士四条
本省乡绅，外省客游之士，皆归此类。
一曰保愚懦以庇乡。
军兴以来，各县皆有绅局。或筹办团练，或支应官军，大抵皆敛钱以集事。或酌量捐资，或按亩派费，名为均匀分派，实则高下参差。在局之绅耆少出，不在局之愚懦多出；与局绅有声气者少出，与局绅无瓜葛者多出；与局绅有夙怨者不惟勒派多出，而且严催凌辱，是亦未尝不害民也。欲选绅士，以能保本乡愚懦者为上等。能保愚懦，虽伪职亦尚可恕，凌虐愚懦，虽巨绅亦属可诛。
二曰崇廉让以奉公。
凡有公局，即有经管银钱之权，又有劳绩保举之望。同列之人，或争利权而相怨，或争保举而相轧，此不廉也。始则求县官之一札以为荣，继则大柄下移，毫无忌惮。衙门食用之需，仰给绅士之手，擅作威福，藐视官长，此不逊也。今特申戒各属绅士，以敬畏官长为第一义。财利之权，归之于官，赏罚之柄，操之自上。即同列众绅，亦互相推让，不争权势。绅士能洁己而奉公，则庶民皆尊君而亲上矣。
三曰禁大言以务实。
以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韩之经纶，不能制夏之一隅。是知兵事之成败利钝，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近年书生侈口谈兵，动辄曰克城若干，拓地若干，此大言也。孔子曰：“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近年书生，多好攻人之短，轻诋古贤，苛责时彦，此亦大言也。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请自禁大言始。欲禁大言，请自不轻论兵始，自不道人短始。
四曰扩才识以待用。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起。”《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强工夫也。今士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用世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袒，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亦渐充。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1869年3月，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上任前他便听说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甫一上任，他就采取一系列刚猛措施，“严立法禁，违者重罚”，着手整顿吏治，清理讼案。到任不足一月，曾国藩先后参劾知府、知县十一名，直隶政坛为之震动。五个月后，曾国藩又参革劣员八名。这些官员，皆为“性情卑鄙，操守不洁”、“貌似有才，心实贪酷”、“擅作威福，物议沸腾”、“品行卑污，工于逢迎”、“专事夤缘，贪而多诈”之辈，劣迹斑斑。裁汰劣员的同时，曾国藩极力保荐贤官廉吏十九人。不足半年，直隶吏治状况大为改观。
曾国藩直督任上整顿吏治的另一件事为清理讼案。他上任十个月，直隶审结登出旧案12074起、新案28121宗，积案基本得以澄清。曾国藩亲定《直隶清讼事宜十条》，规定：
一、通省大小衙门公文宜速；
二、保定府发审局宜首先整顿；
三、州县官亲自过问，“不得尽信幕友门丁”；
四、禁止滥传滥押；
五、禁止书差索费；
六、四种四柱册按月呈报悬榜；
七、严治盗贼，以弭隐患；
八、久悬未结之案“核明登出”；
九、分别皂白，严办诬告、讼棍；
十、奖励人才，变易风俗。
“用人之道”为要（1）
曾国藩的成功之道关键在于知人善用。其“知人之鉴，为世所宗，而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曾国藩能够成就事功，贤才云集是一决定性因素。他的对手石达开对此深为折服，认为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左宗棠自视甚高，以当世诸葛亮自居，自号“老亮”，尤不服气曾国藩，然论及识人用人，亦不得不承认：“知人之明，自愧弗如元辅。”有人评价说：“曾国藩首建义旗，终成大功，未尝自以为知兵，其所自负独在教练。”曾国藩“以‘惧’教士，以‘慎’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杨岳斌、鲍超以‘无俱’为勇，以‘戒惧’为怯，自将则胜，用将则败。”言虽诙谐，却切中曾国藩成功之要害。
曾国藩认为，全才应德才兼备。“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若德才难以兼备，曾国藩更强调“德”，宁用有德无才，而不用有才无德之人。
曾国藩有知人之明。平素其为人威重，目光敏锐，见客时不喜多说，善于观察他人一言一行。客人走后，曾国藩用心记其优劣，随时备为采选之才。他第一次见江忠源后评价道：“此人气度不凡，忠义血性，必以节烈死。”果然，江忠源任安徽巡抚时在庐州被陈玉成的太平军击毙。曾国藩好友郭嵩焘云：曾氏“以美教化育人才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一见能辨其才高下与其人之贤否。公识量恢宏，望而知其伟人生平，取舍是非，求信诸心，一言一事研核无遗，尤务规其大而见其远”。
曾国藩以八字总结用人之道，“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他新到一地，首先遍贴告示，访求人才。如第一次出师湖南，他发布的檄文主要涉及招揽本地英才，“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北上督师剿捻时，他又发布“寻访英贤”帖，写道：“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