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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鬼子进村-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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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八路军总部电勉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及冀中全体指战员,坚持平原反“扫荡”。号召冀中部队渡过艰难路程,争取反“扫荡”全部胜利。同时命令各战略区积极出击,山东部队向津浦路沧县至德州段;晋冀鲁豫军区向平汉路石家庄以南段进行破袭,吸引敌人回援。   
5月16日至6月中旬:“剔抉清剿”(9)   
冀中军区转至外线的部队,晋察冀军区所属路西及平西地区部队及山东军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虽然都对敌展开进攻,积极作战,但对敌人的打击似乎有限。日方资料中提到:“于17日得到特情报告,敌方对外围冀西、冀南军区各部队频频下达指令,以20日为期,将对京汉、石德各铁路进行全线袭击。事实上,其后在第110师团警备地区内,敌人只在各地反复发动过小规模的袭击。” 
看来,当时并没有把敌人打痛。但日本人非常狡猾,他们装出一副火急回援的架式,白天一辆辆汽车驶向沿线大据点,像是撤兵的样子,实际上并未撤兵,而是隐藏起来,虚网以待。有材料说,自五月中旬后,敌“在献县北之臧桥附近堵塞子牙河,以抬高滏阳河、滹沱河水位,沿河岸及公路沿线增派日军守卫。白天以骑兵、自行车、装甲车、汽艇来回巡逻,夜间则到处举火照明。阻我越渡。而在河肃路(河间至肃宁公路)以南滹沱河以北地区,于五月底以前,则一直不设点,不建碉,故留空隙,作为所谓‘诱导圈’,采用‘张网捕鱼’、‘张口待食’战术,三五天奔袭合围一次,寻我主力作战,只要一处发现我军主力,敌即从四面八方,天上地上,蜂拥而至。这些地区正是八分区的中心区。” 
鬼子的坦克进村了 
我们没有能够及时识破敌人的诡计,仅仅依照过去反“扫荡”的经验和一些未必可靠的情报,便匆匆作出敌人在我外线部队打击下已经回援,我外线主力部队应该回到中心区来恢复地区的判断。于21、22日两次电令各分区主力返回中心区。岂不知,这正中了敌人的奸计。 
我们在研究敌人,敌人也在琢磨我们。我们摸清了敌人“扫荡”的规律(“扫荡”——安据点、清剿——撤兵),敌人也掌握了我们反“扫荡”的规律(转移——外线出击——回到中心区)。要知道,这一次的对手,毕竟是冈村宁次呀。不过,也有不同的说法,似乎冀中军区在21、22日即已意识到敌人“扫荡”是长期的,主力应到外线去。李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6日夜我们侦得敌可能对任河大地区‘扫荡’,夜间在后卫部队马尾巴上拴树枝,消灭痕迹,向东南插到津浦线附近,摆脱了敌人的‘奔袭合围’,隐藏进入交河以东、东光西北的后城子村。17日拂晓前驻下后,了解情况时,得悉有部队和大机关也驻在这一带,我们立即派干部四出侦察了解,真是巧得很,他们回来都说军区机关驻在后陈庄一带”。 
这里李健的记忆可能有误。据吕正操回忆,冀中军区5月16日是“住在子牙河东的河间县属的黎民居村”,5月17日“住在子牙河西岸的西张各村,”5月21日、22日两天,才住在“东光县的后陈庄”。解放后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六分部政治部副主任的赵进元,当时每天坚持写日记,记下宿营地村名,所言亦与吕正操的回忆相同。因此,李健他们到后陈庄碰到冀中军区负责人,当在5月22日,即军区电令各分区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那天,而非16日。 
李健他们一听说军区领导机关就在附近,自然是喜出望外,“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啊!”吕司令员、黄敬同志、沙克参谋长接见他们时,也非常高兴。先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汇报,还留他们吃了一顿午饭。饭后,又向他们交待了下一步的任务。本来,李健和马团长都认为,骑兵团目标太大,冀中腹心区据点、碉堡、公路、封锁沟又与日俱增,再进入内线确实不好办。这一次军区首长一定会放他们到外线去,发挥骑兵快速的特长,四处袭击敌后方据点,吸引内线敌人回援。不料军区仍要求他们返回内线。李健回忆说: 
在冀中平原的八路军骑兵部队饭后,出乎我们意料,吕司令员说:“你们的任务还是继续坚持内线斗争,除原有的侦察情况,牵制敌人,宣传群众外,再加一项传达指示任务。当然再入中心地区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现在很多电台都联系不通或时断时续,区党委和军区发了一个指示,主要精神是:一、思想上要做长期坚持的准备。二、主力部队应尽快向外转移,敌进我进,插入敌占区,从敌后方打击敌人,不得已时可暂时转入根据地外边打击敌人;地方部队应分散活动,打击修路、建点、残害群众的小股敌人。三、地方组织和人员应尽快隐蔽,尽量减少敌对我基层组织的破坏。” 
吕正操司令员最后说:“这是让你们二闯曹营,根据前一段情况看,我认为你们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当时,骑兵团的干部对军区的决定很有些不解。李健回忆说:“马团长传达后,干部们立即议论起来,有的说:‘首长们知道骑兵目标大,在敌人扫荡点碉日增情况下,很难活动,为什么还要我们再返中心区呢?’有的说‘我们这三个连冲出来不容易啊!其他三个连凶多吉少,为什么还要我们再进去呢?’有的说:‘如果让我们就近跳过津浦路以东连续袭击敌沿线车站、县城,这该有多大作用啊。’”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对冀中军区让骑兵团回到腹心区去倒没有什么不解,对李健提到的“指示”倒有些迷惑不解。因为我们知道,正是在22日同一天,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再次发出指示,要求第六、八、九军分区主力部队回到中心区去,这里怎么又要求“主力部队应尽快外转”呢?难道说,冀中领导机关会在同一天发出两份相互矛盾的指示吗?或许有人会说:在这一天发出的电报指示,是针对六、八、九军分区而言的,而对李健等的口头指示,是针对七军分区而言的。但李健在回忆录中提到,他们首先就是去任河大地区,找八分区领导传达这个指示,没有找到,只好请八地委一位部长转为传达。这个历史疑点应如何解释?因无史料,只好暂且存疑。   
5月16日至6月中旬:“剔抉清剿”(10)   
据我们手头的资料,在5月22日以后至5月底,冀中领导机构又发出了两个指示:5月25日,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发出《反敌“清剿”的指示》,指出,我之中心任务在敌之“清剿”地区是反“清剿”、反抓捕、保存力量;在外线是积极破坏袭击敌重要点线并准备敌之再合围“清剿”。“反清剿武装斗争在内线主力军应分散到排,甚至班,必要时穿便衣……外线主力军,不是分散活动,而是集中一定兵力袭击敌重要城镇与交通线。”5月31日,冀中区党委、军区发出《关于坚持冀中区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形势之严重,非短时期所能打开,因此我之方针,除不放弃一切可能与敌斗争外,必须尽一切可能保存力量,以待时机。各主力部队,应远出敌后空隙地区,进行休整。 
显然,这两个指示,在精神上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个指示虽也提到“在内线主力军应分散到排,甚至班,必要时穿便衣,”但没有提撤离中心区,转至外线的事,分散活动 
也好,穿上便衣也好,在内线的主力部队还是应在当地坚持斗争。而后一个指示,则提出各主力部队应转至外线,到敌人后方,进行休整。 
前后两个指示,有如此大的不同,又与5月29日的两件事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两件事,一是在这一天接到八路军总部电报,同意冀中领导机关通过冀南转至安全地区的意见;二是八分区主力团23团一部在饶阳东西张岗村遭敌合围,伤亡惨重,团长谭斌阵亡,仅政委姚国民率少数人突出合围。 
八路军总部的态度,对冀中军区领导人当然有很大影响,既然领导机关可以转移至安全地方,下属各军分区、各部队,当然也可转移。至于23团遭受严重损失,也使冀中军区领导人对敌情之严重有了一个新的估计。23团是八分区主力团,团长谭斌是红军干部,如此坚强的部队,如此坚强的干部,被敌打垮,这在冀中部队几年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一次捕捉到这么多八路军正规军,大概也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方文献中曾专门记载了此事,当然不免有些歪曲:另外,在第二天即29日,步兵第163联队第11中队在蠡县东南约20公里西张岗附近,搜索到敌军约450名,予以猛烈攻击,战斗结果敌遗尸245具,俘104人。 
如果说,5月25日的指示还没有明确提到主力部队必须立刻外转。那么,6月4日,冀中军区则明确指示,各主力部队自拟路线,分别外转,仅留下部分基干团(即六连制小团)、地区队等坚持斗争。11日,冀中军区再次发出指示,督促主力部队迅速外转,补充的新战士要随走随收,不要等待。21日和25日,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两次发出《关于青纱帐时期工作指示》,25日的指示在21日的指示基础上略有改动,但均要求主力部队迅速外转。25日的指示甚至说地区队在必要时也可相机外转。6月29日,七分区领导机关通过平汉路,到了路西行唐县口头镇,同日,九分区领导机关也转移到路西完县贾各庄,都离开了冀中。然而,这些指示,对八分区领导机关来说,却是迟了一步。 
据当年在八分区电台工作的老人回忆,在“五一”“扫荡”期间,常德善、王远音带的电台一直工作正常,未出差错,为此还得到过分区首长的表扬。 
如此说来,上面提到的冀中领导机关发出的各次指示,包括5月21、22日发出的要求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的指示及6月4日发出的主力外转,仅留下基干团、地区队坚持斗争的指示,八分区领导机构应该是都收到了。不过,收到指示是一回事,是否执行,则又是一回事。据说,有的军分区领导就不愿执行冀中军区5月21、22日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的指示,觉得那样部队肯定会被日本人打散。 
以常德善的斗争经验和精明干练,他肯定会看出返回中心区凶多吉少。但不知为什么,6月初,常德善、王远音却率23团二营,再次从任河大地区进入八分区的中心区河间、肃宁地区。而这里,如前所述,正是敌人设好的“网”。通常的解释是说:常、王带部队返回中心区,是为了找到30团(基干团),根据军区6月4日的指示,基干团要留下坚持斗争,而在“五一”大“扫荡”之初,30团就在饶阳五公村遭敌合围,损失严重,电台在突围时埋了起来。与上级 
失去电信联络。不过,失去了电信联络,就必须要军分区首长亲自前往传达有关指示吗?派一个得力干部携电台前去联系,不是一样吗?这里或许还有别的因素,比如说也许有这种可能性。常、王听到30团遭受严重损失的消息,心中一定很着急,可又偏偏联系不上,心中肯定更加着急,索性转回去看看。当时30团实际上是被打散了,一些人牺牲,一些人被俘,还有一些人回了家。团的干部,正在尽力收容。而29日,23团又遭合围,团长牺牲。在“五一”大“扫荡”中,各军分区部队都受了不小的损失,但八分区部队损失最大。这一切,大概是令常、王感到十分焦虑的,在这样心情支配下,做出了有失理智的决定。又比如,也可能常并不愿带部队返回中心区,“但王远音那多能说呀?要是王政委也像×军分区××一样,八竿子打不出个屁来,那还不得听军事干部的。”一些八分区的老人如此说。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或动机吧,反正事实是,6月初,常德善、王远音带部队返回了河间、肃宁一带中心区,恰恰钻进了日军虚网以待的地区。应该说,返回中心区,就已是向悲剧迈出了第一步。   
5月16日至6月中旬:“剔抉清剿”(11)   
6月7日,常、王带着队伍,以急行军越过河间至肃宁的公路,来到献县西北角紧靠肃宁的湾里、泥马头一带,与30团取得了联系。计划次日,也就是6月8日会合。此时通过敌情侦察和电台联系,探知四周的敌人很可能要合围河肃公路以南、滹沱河以北这一地区。常德善司令员主张不等到明天,立即转移,跳出合围圈。王远音政委则认为找到30团不容易,主张等到明天见了30团再说。双方意见分歧很大。 
当年双方具体是如何争论的,这只有找当事人才能搞清楚。据了解,当时在场的,除了常、王两位首长外,还有八地委组织部长罗玉川、八分区作战科长张晓冰,宣传科长张迈君几个人。如今常、王两人已牺牲、罗玉川、张迈君已去世。惟一在世的张晓冰同志,离休前任南海舰队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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