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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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石家庄会议之后，日方对冀中作战叙述如下：在冀东地区，由第二十七师团从4月初开始进行“冀东一号作战”，在冀南地区由第十二军和第一一〇师团从4月末开始进行“十二号作战”；在冀西地区，由一一〇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从4月下旬开始分别进行肃正作战。上述各地区作战的用意是要使敌人误认为例行的春季讨伐，并且兼起佯攻牵制的作用，以配合5月开始的冀中作战（三号作战）和第一军执行的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C号作战）。　
显而易见，在石家庄会议之前，冀中虽被列为“治安肃正的重点”，但不过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肃正讨伐作战”中的一项，甚至还列在冀东之后。而在石家庄会议之后，对冀中的作战就突出了出来。与日军对晋冀豫边区也即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作战一道，成为驻华北日军最重要的两项作战。而其他作战，则只起两项作用：一是牵制我方，二是迷惑我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暂时难下定论。不过可以猜测，很可能与太平洋战争有关。或许随着战局的发展，日本决策当局要求驻华日军随时准备抽调出若干兵力，并要求驻华日军进一步“以战养战”，掠夺中国的财富。本来，在2月份制订本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时，就已把“方面军的直辖区缩小到只限于河北省，而且加强了这个地区的兵力，首先把主要着眼点放在河北省的彻底肃正与迅速恢复治安方面。”而后，由于兵力的缺乏和经济因素的日益重要，驻华北日军又将本年度的“主要着眼点”缩小至两点：一是“扫荡”冀中，“计划要在青纱帐起之前取得肃正作战的成果。从5月初开始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然后，长期坐镇，一面进行扫荡作战，一面实行治安建设。”以期“一举将该地区建设成为治安区，”另一项主要作战，是企图搞掉驻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及中共北方局。　
从现有的材料看，当时华北日军确实需要保持相当大的机动力量，无法抽调过多的兵力进行“讨伐扫荡”。在1942年，驻华北日军一方面正在积极准备对西安的作战，另一方面，“对苏备战的研究和训练工作比以往要求的更为具体和迫切了。”1941年12月29日，日本大本营命令驻华北日军中的第17、第32、第36、第41等4个师团，“在不妨碍现在任务的情况下，实行必要的对苏作战训练，”并要求在1942年3月底以前，“大体完成基本教育。”为此，驻华北日军已开始研究一旦相当兵力被抽调走，如何确保治安。这样，驻华北日军就必须缩短战线，确保重点。大概是经过石家庄会议的研究，日军决定集中兵力，实施上述两项作战。“扫荡”冀中，是为了夺取这一“华北的乌克兰”，从经济上打击我方；进攻晋东南，搞掉我指挥机构和领导机关，则是为了从政治上打击我方。　　　
进入倒计时（3）　　　
有一种说法，认为日本人在1942年的“扫荡”有一套周密的部署，先“扫荡”冀中周围的冀东、冀南及冀西，然后集中重兵一下扑向冀中，当我们的视线正被冀中所吸引，以为这就是日军的“底牌”时，日军却又猛然扑向晋东南……采访冉淮舟记录。　
一些当年在冀中从事军事工作的老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日军大规模“扫荡”冀中，决不仅仅是为了“扫荡”晋东南作陪衬，作铺垫。从敌人的作战规模、战后部署等一系列因素看，日本人的的确确是要占据冀中。采访成学俞记录。日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参谋横山幸雄少佐，在谈及1942年日军的行动时，说：“在此期间各肃正作战的特点为，以覆灭敌根据地、加强对敌封锁为主要作战目的，设法使治安区空前扩大。”　
相反，在“扫荡”冀中和“扫荡”晋东南这两项作战中，“扫荡”冀中似乎比“扫荡”晋东南更为重要。“扫荡”冀中，是由日华北派遣军直辖部队实施，由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而“扫荡”晋东南，是由日华北派遣军属下的第一军实施的，由日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直接指挥的。战后日方战史研究人员“以冀中作战为主题叙述华北方面军的主要肃正作战情况。”不是没有道理的。　
既然对冀中的“扫荡”变得重要起来，那么没有详细的作战计划是不行的。1942年三四月间，日华北方面军各主任参谋进行了现地侦察及研究准备工作。4月中旬，在日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有末精三少将主持下，在保定附近召开“现场会”，研究对冀中的作战和“讨伐”。三四月间，日军兵力也开始集中。驻冀中地区的日军开始集结，以伪军代替守备。4月7日原驻武汉地区的日军独立混成第9旅团，开始向冀中移动。原驻石门的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调往冀南邢台。日军还加强了对冀中的情报工作，破获了冀中军区电台的密码，已能掌握其动向。侦悉冀中军区司令部“在同一地点，从不连住三天。”到了“4月中旬，方面军制定了包括详细项目在内的作战实施计划，”这时，距“五一”大“扫荡”，只有半月时间了。该“计划”声称，此次对冀中“扫荡”的手段及目的是：“对以吕正操为司令的冀中地区的共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摧毁其根据地，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将该地区一举变为治安地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冈村宁次下了相当大的本钱，据日方文献，此次“扫荡”直接参战的日军部队有第41师团主力，独立混成第9旅团一部，由第110师团、26师团各一部组成的白泷部队及独立混成第7旅团一部组成的小川部队，“共计步兵十八个大队为基干”，另有110师团、27师团及空军一部配合作战。共计日军约5万人。1942年秋季，日军对冀东的“扫荡”，出动兵力为步兵约11个大队；对冀鲁边区的“扫荡”，出动兵力为步兵约10个大队。1943年春季对冀西的“扫荡”，出动步兵12至16个大队、秋季对冀西的“扫荡”，出动步兵20个大队，对鲁中的“扫荡”，出动步兵9个大队。通过上述“扫荡”日军使用兵力的比较，我们可以感受到日军对冀中“扫荡”出动18个大队，是相当大的压力。日军对冀中“扫荡”的详细计划，一方面，确比以往周密；另一方面，也不是无懈可击，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仓促的。这个计划，与1940年日军第十一军对宜昌地区国民党军发动的“扫荡”在大的框架上，是十分相似的：第一，在“扫荡”前，也对周围地区进行了佯攻，4月23日，以独立混成第14旅团进攻九江，20日开始，以海、空军部队攻击洞庭湖一带。把国民党军的注意力引向正南，然后突然向西发动进攻；第二，也是五月一日发动的进攻；据称，此次作战，国民党军遭受严重损失。“蒋介石总统最感到危机的时刻，就是宜昌作战的时候。”而国民党军作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虽然料到日军即将发起进攻，但没能准确判断日军的主攻方向。日方文献声称：“敌方似乎早已侦知日军的进攻企图，但对进攻方向并未得出准备判断，推测或是宜昌方面或是襄阳方面，颇有战战兢兢的状态。”而此次宜昌作战，又“完全可以说只是一年前在此地进行的‘襄东会战’的再现。那次会战的时间也是5月1日开始，在同一战场经过大体相同的战斗。”　
日军在战役指挥上，水平并不高，十分僵硬、死板，不仅进攻的框架大同小异，而且连发起进攻的日期也不作变动。宜昌作战，是由冈村宁次曾任司令官的第十一军，在他调任后几个月实施的。到了1942年，匆忙之中要制定对冀中的“扫荡”计划，冈村宁次及其下属，很可能会想起这次成功的战例，并如法炮制。所不同的只是规模不同，宜昌作战的规模当然要大得多，“参加此次战斗的重庆军约47个师30万人。日军兵力只54个大队。”　
“五一”前夜1942年4月7日——距“五一”大“扫荡”24天。　
上一年年底调往武汉地区的日军独立混成第9旅团，开始从武汉移向冀中地区，至4月中旬，已大体完成配备，旅团部设在石德路上的衡水。　
1942年4月10日——距“五一”大“扫荡”21天。　
原驻山西临汾的日军第41师团主力，接到命令准备向冀中地区移动。　
1942年4月18日——距“五一”大“扫荡”13天。　　　
进入倒计时（4）　　　
这一天日本首都东京天气很好，在“午后零时三十分顷”，从浙江衢县机场起飞的美军飞机突然飞临东京上空，进行了轰炸。这对正在向日本国民大吹“大东亚圣战”的胜利的日本当局，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4月21日日本最高决策层决定立即要占领中国沿海，以防备类似事件的再次出现。当时，日中国派遣军曾提出能否暂缓一步，先执行已完成部署的十九号作战（进攻广德、宁国）但日本大本营于22日即予坚决的否认，答复说：“根据全国形势，必须立即摧毁浙江机场群，为此，立即中止第十三军的十九号作战，迅速转入摧毁机场群作战。”“这样一来，连畑总司令官（指日中国派遣军司令长官畑俊六）也知道再提意见也无济于事，于是接受了上述指示。”　
要达到日军预期的作战目的，需要40余个大队的兵力。仅靠第十三军还不够，只得由各地抽调。日华北派遣军自然也不能例外，日方文献声称：“华北方面军于26日前后接到中国派遣军的密令：派出最大限度的兵力，即以步兵约14个大队为基干的部队，预计以三个月为期参加此次作战。当时方面军正在举行各兵团长会议，乃于27日夜，紧急召集各军作战主任参谋进行讨论，决定在不影响冀中作战的情况下，主要由各军分担任务。”　
26日，也就是“五一”大“扫荡”的前5天，冈村宁次突然接到这么一个命令，要他抽出14个大队（约占驻华北日军138个大队十分之一强）的兵力，他不能不考虑：对冀中的“扫荡”是否还如期实施。当时冈村宁次无非面临着几种抉择：或是中止对冀中的“扫荡”，或是推迟对冀中的“扫荡”，或是按原计划执行。27日夜的会议上，一定有各种意见。最后，冈村宁次作出决定：如期“扫荡”冀中，调驻山东的日军第32师团主力等部队去南方，未从直接参加冀中作战的41师团、独立混成第9旅团抽调兵力。但尽管如此，对冀中“扫荡”的日军实力，多少受到一些影响。“肃正建设计划从年度一开始就被削弱了。”1942年4月24日——距“五一”大“扫荡”7天。　
冀中区领导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区党委书记黄敬、参谋长沙克、政治部代主任卓雄等开会，商定了分散人员、搞好侦察等几条反“扫荡”措施。同时，再次向各地委、各军分区发出反“扫荡”的紧急指示。“五一”大“扫荡”后，日军110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少将“根据盘问俘虏的口供：中共方面早在3月间就觉察到我方此次作战的企图，并在4月20日发出了反‘扫荡’的指令。”他提到的指令，大概就是指的这个紧急指示。其实，此时冀中方面虽已觉察到敌人即将开始“扫荡”，但对日军“扫荡”的规模、作法，并不知晓。　
据当年任冀中军区政治部代主任，冀中党政军委员会书记的卓雄讲，在“五一”大“扫荡”前，也就是4月份的样子，冀中区党委几位常委，有吕正操、黄敬、宣传部长张仁槐，公安部长张国坚及他本人等共七八个人，曾开过一个会，讨论形势。从当时的形势看已是“待不住”了，中央和晋察冀军区都有电报，说不要硬拼，不行的话先撤到山区。会上有不同的意见，卓雄讲，他是主张往山区走，避开一时，吕正操不想撤，并讲了坚持平原游击战的三四条经验。黄敬没有明确表态，那意思是能坚持下来也好。最后决定再待一段时间看一看。卓雄老人年事已高，他说，会议的准确时间和准确内容都回忆不起来了，但肯定是“五一”大“扫荡”前不久的事情。采访卓雄记录。或许，就是24日这次会议？1942年4月25日——距“五一”大“扫荡”6天。　
驻保定的日军110师团对冀西地区发动“扫荡”。　
1942年4月26日——距“五一”大“扫荡”5天。　
在这一天夜晚，冀中九分区18团一举攻入博野、蠡县两县城，俘伪军、伪警及伪政府人员300多人，打开两城监狱，解放同胞50余人，摧毁两城碉堡工事，缴获各种物资甚多。冀中部队突然袭击敌伪占据多年的县城，给日本人很大震动，当时的日华北方面军编辑的《方面军战时月报资料》称：共军“对于我方不断的扫荡，煞费苦心地研究对策，在军事上不见有主动的活动，但在平西、冀西、冀中、冀鲁各军区部署了对冀东的策应，或估计到对冀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