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界的注意力集中在东南亚一带的作战上，中国方面的问题暂且被放在一边。就是日军一般的将领、参谋，也大多沉浸在“大东亚圣战”的捷报声中，对研究中国问题兴趣不大。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一再说明，“除以武力使重庆屈服外，别无解决办法。”但日本决策层对此反应迟缓，一直“避免正面的回答，一直拖到3月29日，”才召开规格很低的“幕僚联络会议，”
决定1942年在中国方面维持现状，算是给了日中国派遣军一个答复，对此畑俊六等当然是很不满意的，于是，1942年4月16日，日大本营又通知中国派遣军：“有关对华处理方针，不久（五月末以前）即将有明确指示。”
由于大本营的态度和能否增加兵力都不清楚，日中国派遣军对冈村宁次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以武力压迫重庆的请求，自然是无法给予一个明确、圆满的答复。早在1941年11月27日，在南京召开的驻华日军高级将领会议上，冈村宁次就提出“要以十个师团兵力越过秦岭进攻重庆”，不过据日第11军司令官阿南中将的日记讲，这时还“没有具体计划”，只是“解决中国事变的一种方案。”过了没多长时间，1942年1月末，华北派遣军已制订出“以武力压迫重庆为目的的‘西安洛阳作战’等方案”并请求日中国派遣军尽早就此方案给予答复。1942年4月及5月，华北派遣军副参谋长有末精三，一再提出此请求，但他也看出上峰对此兴趣不大。“有末少将可能考虑到总司令部未必同意西安和延安作战，所以是在总司令部有关人员不在的情况下，提出上述要求的。”事情弄到这个地步，日华北派遣军参谋岛贯武治大佐忍不住埋怨说：这件事已被列入方面军的1942年度肃正建设计划之中，而且于1942年2月初向中国派遣军作了报告。但是，中国派遣军比起西安作战来，更为重视长沙、常德作战。至于消灭延安更是不在话下了。
这里所说的“消灭延安”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中国派遣军总部内部，曾有人指出华北派遣军进攻西安计划不可取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未利用国共之间的矛盾。“他们认为目前国共双方斗争正在激化，最好不要触动与延安对峙的第八战区部队。”对此华北派遣军反驳说：“这种看法是对共产党势力的本质认识不足。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求助于国共斗争等想法，完全是一种姑息的看法。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毅然决然地围剿消灭共产党势力。”因此，在1942年1月制订的“西安”、“洛阳”等作战方案中，“均含有摧毁延安的意义。”岛贯武治甚至说：“华北方面军的真实意图，却在于消灭延安。”
1942年2月25日至26日，日华北派遣军召开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了岛贯武治提到的《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该“大纲”声称：“特别要先以河北省北部的肃正工作为重点，”同时，“根据情况，断然进行西安作战、延安作战，为中国事变的解决、华北局势明朗化作出贡献。”
1月底制订的西安作战计划，2月底才下达“治安肃正大纲”，从这个时间顺序上也可以看出，当时在冈村宁次心目中，西安作战的位置是第一位的。可是，事情却迟迟定不下来。为此，冈村宁次很不耐烦地表示：“如能增加一定的兵力，则可以进行五十号作战（指进攻西安）。如不能增加，则准备暂时从满洲借用兵力，彻底进行治安整顿。”
看来，当年冈村宁次的打算是：第一位的选择，是进攻西安，以压迫重庆，并摧毁延安。“为中国事变的解决”作出“贡献”，以从中国战场腾出手来；第二位的选择，是在进攻西安不可能的情况下，转而全力进攻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河北的抗日根据地。这河北的抗日根据地中，据日后日方实际实施的情况看，又主要是冀中。
不过，冈村宁次始终念念不忘进攻四川的念头。1944年12月15日，也即他任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后，还对参谋人员们说：“大东亚战获胜之道，惟有在太平洋上与美军死拼，并使中国政策迅速屈服。派遣军应排除万难，达成屈服中国政府的目的。”
从冀中开刀（5）
这是一个始终牢牢不忘自己的敌手，并一定要倾其全力压倒对方的人。他将会给对方带来怎样的灾难呢？灾难的钟摆，在延安和冀中两者之间晃动着。它将停在何处呢？■减少一个日本兵，即可节省二千日元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便指出：“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日方文献声称：“从昭和14（1939）年秋天到15（1940）年春天，日本的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了，”“日本为突然表面化的国力穷困状态而苦恼着。寄以极大希望的扩充生产力计划已正式开始执行，而实际完成情况仅仅为计划数的80％。电力不足、严重的米荒一齐袭来。”看来还是工业、农业全面危机，其中农业危机尤为严重，在日本国内的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缺米现象十分突出，“在东京各警察署管区内，许多人家的米谷保存量降到平常需要保存量的一半以下。警察署长亲自和粮商一同为买米而奔走，并采取了每次出售限制在二升以下的办法。”
“此粮食问题造成人心极度不安，”甚至“发展成为阿部内阁倒台的最大因素。”然而，“接着组阁的米内内阁仍然为此问题而苦恼，直到昭和15年（1940）5月每次的阁议‘总是议论米的问题’（5月4日，畑陆相在陆军省局长会议上谈话）。
结果政府花费两亿日元进口外国大米，约相当于国家进口总额的10％，大大打乱了整个进口计划。”
如此糟糕的国家经济，怎么能支撑住战争的需求？日军参谋次长泽田茂中将，忧心忡忡地说：“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畑陆相也是这样判断的。”泽田茂左思右想，不由发出“日本的力量究竟还有多大”的哀叹。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说：“由于国力衰退，使陆军统帅部的首脑打赢战争的信念发生了动摇。”国力穷困，养不起那么多兵了。为此日方只好削减兵员，紧缩经费。
据说，日本的年度预算是由大藏省主计局和陆海军之间协商决定。1939年年底，大藏省提出把陆军1940年的预算金额从60亿日元削减为44亿日元，并要求把在华兵力从80万人缩减到50万人。“削减一个兵就等于节省二千日元。”一些负责官员如是说，结果大藏省和军方之间形成“极大的纠纷”，吵得不可开交。1939年12月7日，甚至“一直对峙了一整夜”到“将近天亮时分”，才以大藏省增加两亿九千万日元预算而勉强达成妥协。缩减人员的事也暂时作罢。
大藏省与军方的矛盾刚告一段落，军队内部又争吵起来。1940年5月，日陆军省、参谋本部决定缩减在华驻军，以省下钱来加强关东军的军备。消息传出，日中国派遣军反应强烈，总司令官西尾说：“这样一来不好办了，”并决定让总参谋长坂垣回国，当面力争。5月19日，又专门开会研究这一问题。与会者情绪激动，“总的意见是，如果中央部一定要削减兵力的话，就请改变总司令部的阵容吧！”
也有人说最好还是避免“最后辞职”的态度，负责作战的副参谋长本多听了没好气地说：“削减十万的话，说什么也干不了。
最好派一位新人来。”坂垣就这样带着大家的怨气、不解，于会后回到东京，与陆军部谈得很不愉快。据当时任陆相的畑俊六的日记：“坂垣中将的态度比军司令官更加固执，怎么也不服从。”因为财政困难，尽管日中国派遣军“自1月初（指1940年）以来拼命要求陆军中央部派遣新的精锐兵力，但年度已过而未见答复，极为苦恼。”在华日军兵员短缺，顾此失彼。为掩饰这种捉襟见肘的窘态，当年日本人倒也想了不少补救的法子。1940年夏，当一二九师部队偷袭山西长治、高平一带的日军警戒线时，竟发现有的地方的“哨兵”
是橡皮人或木头人。橡皮人的肚子里还藏着毒气，几个战士用刺刀一戳，毒气冒了出来，好几个战士还中了毒。
“百团大战”时，也发现过日本人搞的稻草人、假炮。在冀中，老乡们讲“敌人的汽车每天四点钟的时候从这儿过，……汽车里并没有许多人，两旁站的都是假人，远远望去，这些假人与真人差不多。”刘伯承师长当年曾风趣地评论说：“看来，敌人的名堂还不少哩。这是由于他战线过长，兵力不足，无法兼顾，形成到处挨打的架势，就好比一头野牛在沟里吃草，向左伸嘴左边挨一棒，向右伸嘴右边挨一棒。结果在左右受敌之下，只有吃亏。”
也因为财政困难。从1940年起，驻华日军开始“就地筹措”经费，也就是日本国内不再拨与经费，让他们“自力更生”，以战养战。日本兵哪会什么自力更生，还不是掠夺中国的老百姓。
冀中区一位干部，曾记述了1941年前后敌占区百姓所要承受的苛捐杂税，竟达40余种，最主要的有：“（1）地亩钱粮和门牌捐。每亩每月花费七角至二元左右。
（2）户口册费。敌人为了‘治安强化运动’，清查户口，全家人口登记。每月每户交纳户口册费二角。
（3）照相费。敌人强迫各家照相，说是什么‘良民像’，无非是想法子向群众榨取钱。照相费每片四角，印戳登记二角，装夹三角，铁索二角，县署印戳登记二角，共合洋一元三角。
从冀中开刀（6）
（4）地亩捐，商户捐，保险费，学堂捐，警备费，报纸费等，每月各五元。
（5）壮丁袖章费二角，保、甲旗费各五角，穿旗棍八角，新民棒二元（敌人欺骗说，有新民棒，便能打犯错误的日本兵和伪军，想用这方法来迷惑群众。唱戏费，每家先拿钱买若干戏票，每张三角，其实唱时还需要再买）。
（6）月份牌费，自行车捐，大车捐，牲畜税，食粮捐，木货费，庆贺费（节礼、敌人人员升官送行、欢迎及嫁娶等），慰劳费（敌伪打了仗强迫群众出钱‘慰劳’），作战费，赔偿费（敌人被我军打了，受了损失，让附近村庄负担），修工费等等……”
最后的结论是，一个村庄半年的开支“现款达到10880元、木柴71500斤、小米334760斤（每亩地合洋6元至20元左右，每人平均负担7元）。”当时有人说：“凡是在敌寇统治下的人民，从头发到脚趾，从屋里到屋外，从人体到牲畜，没有一样东西不是要付捐税的。”苛捐杂税再多，（据称路西有的地区多达120种）在日本人看来还是“合理负担”，再有的，干脆等于抢了：发票子。敌伪发行的票子，“它没有一点准备金，更没有一点信用担保，它只是一张彩印的废币，和阴曹地府的冥钞差不多。”冀中的百姓管鬼子发行的票子叫“鬼票”。因为敌伪滥发钞票，强行流通，这种钞票自然不值钱，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冀中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小米大体稳定在每斗35元，“五一”“扫荡”后，敌伪推行伪钞，每斗小米一下涨到600元，上涨了17倍多。抢粮食。“在五台定襄一带，敌寇在各村成立‘粮食委员会’，进行粮食调查，勒令民众除留极少粮食外，其余全部缴敌‘保管’，然后偷偷地用汽车将粮食运走。”有的地方敌人还欺骗百姓说，把高粱玉米交给他们“保管”，以后还大米白面。
“请财神”，就是“绑票”，把一些富户抓进据点，拿钱拿粮来赎。
尽管又是“摊派”、又是抢劫，却仍然无法挽回驻华日军经济上的颓势。日伪统治区粮食奇缺，连汉奸报纸《新民报》也不得不承认：北京“米粮价格之增涨与日俱进，市民莫不叫苦，”天津“以面粉杂粮等华人主要食粮价格日见昂腾，实予日常生活上一大威胁，而渐化为重大社会问题。”“百团大战”后，伪币进一步贬值，物价如脱缰之马。日伪统治区的经济已是面临崩溃。驻华日军则供给难以维持，十分狼狈。从《晋察冀日报》1942年1月18日的一篇报道中，可以看出当时驻华北一些地区的日军已穷困到什么程度：据我们的调查，盂城、上社、下社、椿树底、河口、耿镇的敌人直到本月十六号还未穿上棉衣，在五台山上冰雪凛冽中，穿了棉衣的我们，还感觉着冷，而素不习冷的敌人穿着单衣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