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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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关于“囚笼政策”的回顾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囚笼政策”的发明人是多田骏而非冈村宁次。这一政策从何时开始实施不得而知，但依常规推测，多田骏1939年9月上任后，总
得有个把月时间熟悉情况、调配人员，研究对策，进行部署。那么，“囚笼政策”仅实行短短几个月，就令冀中地区感到压力很大，难以应付。又实行了短短几个月，又令路西山区根据地都感到不同以往，非打不行。“百团大战”后，多田骏变本加厉，加速推进这一套措施，且有所改进，给各根据地造成新的压力。可见，多田骏的确也是个日军方面“屈指可数的中国通”，决非等闲之辈。不过，此人似乎时运不佳。1940年春“囚笼政策”刚刚“初见成效”，就被八路军一个“百团大战”打了回去；1941年春“囚笼政策”刚刚有所推进，又很快调离，让冈村宁次捡了个现成。
再说“治安强化”，情况与“囚笼政策”差不多，也是由多田骏“首创”，冈村宁次“改进”的。抗战时期，日本人在华北一共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是从1941年3月至6月底，那时正是多田骏在任，冈村宁次还未来。从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1941年7月7日至9月8日）起，才能算在冈村宁次名下。
不过，细论起来，“治安强化”与“囚笼政策”又有很大的不同：一是从时间上看，“囚笼政策”在“百团大战”以前即已“出笼”，而“治安强化”则是“百团大战”之后的“新产品”；二是从内容上看，“囚笼政策”主要还是侧重于军事封锁，而“治安强化”则是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是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全方位的进逼手段。换句话说：“囚笼政策”是日本人迫于以往“扫荡”、“讨伐”无法奏效而被迫变换的手法，而“治安强化”，则是“百团大战”后日本人“深刻检讨”、“沉重反思”后主动实施的措施。现在回想起来，“百团大战”后日本人的反思和检讨，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得多。他们不仅真正意识到华北“治安”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八路军，而且还认识到“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他们不仅从所谓“华北治安战”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甚至还从整个侵华战争以至异民族入侵，征服中国的历史角度来看待时局。当年，日本人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日军作为异民族的军队，是否能够“较好地抓住中国民众的心理，制止中共势力的扩大，进而将其消灭？”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6）
据称，当年“对此，在方面军幕僚内部出现了悲观和乐观两种意见的对立。”悲观的意见，主要是“最了解中共的实际情况的第二课（情报）参谋，”他们认为“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且长于游击战，“以武装讨伐犹如驱赶苍蝇，收效极微。”可除此之外似乎又别无良策。对“剿灭”八路军持悲观态度。
乐观的意见，主要是第一课（作战）参谋，他们认为“我方的长处在于军事力量强，敌方短处在于军事力量尚未充分成长起来。”如能扬己之长，击敌之短，“趁其萌芽时期对之进行扫荡，并结合政治、经济等各项措施，稳定地坐镇华北，通过长期努力，进行主动的、有计划的肃正建设，相信定能达到确保安定华北的目的。”
这两种意见争论的结果，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日方文献说，日华北派遣军最终“在这一方针上达到了思想的统一。”不过，这时所谓“乐观的意见”，与抗战初期那些乐观的见解相比，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是再也不提“三个月灭亡中国”了，而是要“通过长期努力，”要打持久战了；二是再也不说仅靠武力就能征服中国了，而是要“结合政治、经济等各项措施。”对此，我们可以从时任日华北派遣军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大佐的言论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他说：最终目标在于把一亿民众拉到我方。为此，必须争取民心。民众向哪一方面靠拢，关键在于哪一方面能保护其生命和保障其生活。换言之，亦即决定于军事力量的优越，治安的巩固，产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活安定的程度。因此，必须促进中国方面主动积极地工作，采取符合上述目
标的各种措施，综合地、系统地加以施行。
由于是与一亿民众建立新的组织，不论投入多大兵力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著有成效。因此，既不宜急于求成，也不可坐失时机，希望以三年计划，稳步取得成果。
从岛贯武治这段话中我们看得很清楚，他认为“短时间内著有成效”不可能，至少做三年打算；他还认为要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综合地、系统地加以施行”，才可望奏效。
那么，日本人要通过长期努力，采取综合系统的措施来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日本人的目的已不仅仅是“剿灭”共产党，八路军，而“在于把一亿民众拉到我方。”可见，日本人是用心颇深，用意险恶的。从异民族征服中国的历史看，一开始往往都是血腥屠杀，武力镇压，像满清入关后是一路杀下去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有名的大屠杀。而后，则是怀柔拉拢，分化打击。这样有打有拉、有硬有软，最终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蒙古骑兵横行中原、满清八旗入侵中华时，大江南北也曾到处燃起抵抗的火焰，可久而久之，这些反抗的烈火却越来越弱，最后无息无声。这里面的原由，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日本人对中国历史早有研究，当然懂得欲征服中国，必须一手刀把子，一手
软刀子。而且软刀子有时“杀死”的人比刀把子杀死的人更多。征服一个民族，最终是要从精神上予以征服。日军第110师团139联队联队长长岭喜一大佐在1941年底的一次会议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再看看近代征服异民族和征服以后应如何统治的历史，就应该懂得，利用汉民族本身的力量来统治汉民族是如何的重要。”为此，日本人对国民党早就是又打又拉。这时日本人对共产党也玩起这一手。日本人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跟老百姓虽然亲如一家，但仍可以找空子，没有矛盾不是还可以制造矛盾吗？共产党、八路军内部，老百姓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总的目的明确了，大体的原则也确定了，可应采取些什么具体措施呢？当年，日本人也是走了“群众路线”的。在《1941年在肃正建设上的重点事项》中，日华北派遣军号召所属各部“破除陈规旧习”，“创造性地提高部队效率”，提出要“挖空心思”、“深刻思考”、“反复分析”、“刷新思想”、“以期尽快取得成果”。
大概就是日本人“挖空心思”、“反复分析”的结果吧，1941年的“扫荡”中，用冀中的老人们的话说，就是“日本人花招多。”什么稀奇古怪前所未有的事都出来了。——搜出躲藏在庄稼地里的老百姓，不但不打不骂，日本兵还像个三孙子似的，把老人扶上牲口，送回村里；日本官则一个劲往吓得大哭的孩子嘴里塞糖块；平时村里死了人，还装模作样地去吊丧；知道谁家生活困难，还带着米面去“慰问”。
——驻冀中安国的日本兵出来“扫荡”时，带着篮球，
非叫当地老乡和他们一起打“友谊赛”。一辈子种地的农民哪会玩这个？不是接不住球，就是抱着球跑，气得日本兵直骂“八格亚鲁”。
——伪军也假装学八路军的作风，到驻防地后也打扫清洁，说话慢声细气。在平时驻防或出发时，也有什么“纪律检查小组”，挨门挨户问老乡：“丢东西了吗？”“有犯纪律的吗？”如查出违纪的，便当着老百姓的面予以处罚；还宣传：“治安军是真正老百姓的军队，是保护老百姓利益的。”
——日本兵故意找老百姓的碴，而伪军则装作打抱不平的样子，打日本兵一顿，然后向老百姓说：“打他们没错，有事找我们”；伪军官兵在街上走时，日本兵像迎接天皇似的，远远的就行注目礼。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7）
——强迫抗属给在外头从事抗日工作的家人写信，说如果你还不回家，日本人就要杀我们了。
——半夜里秘密跳进院子，在窗外偷听，如果屋里有很多人，或有说话的声音，那就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说的是什么，即便是男女在说情话，也要拉出来弄走。日本人管这叫“听房”。
——跟老乡说皇军“不打老百姓，专打八路军”，烧
房是因为住过“匪军”，特别是“匪首”吕正操住过的房子一定要烧掉，别的房子不烧。杀人是因为这人抗日，“谁抗日就和他一样”，不抗日不杀。
——把被八路军镇压的反动分子的子弟组成“孝帽队”，让他们回乡报复，利用敌占区群众组成“棒棒队”，到根据地来抢东西。
——建立“联合乡”、“集团村”、“灭共班”、“妇女防谍委员会”等组织，集中青年“受训”。
——“扫荡”时组织舞狮子、踩高跷、放电影等文艺活动，欺骗老百姓来看，借机进行宣传。
——伪装成八路军，烧房子，抢东西。
——派医疗队下乡，为老乡治病。
……
敌人的第一次“强化治安运动”，用汉奸们自己的话说，是“仍脱不了纸上谈兵的积习。”建立的这个班，那个会，也大多流于形式，纯属应付差事。故而汉奸们大叫，以后要“不谈理论注重实际脚踏实地努力的做去。”不过，敌人这一套花招，多少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
——敌人抓青年受训的办法，“已普遍到冀中区敌寇的每个据点附近；在大清河到潴龙河，以至滏阳河沿岸区域，敌人都在这样做着。被敌抓去受训的不只是青年男子，而且有青年妇女；受训的期限一个月或两个月以上；在大清河两岸有的青年竟受过敌人五次以上的训练。”训练的内容，除了一些政治宣传外，还用妓院、赌场、烟馆来进行腐化
和麻醉。结果“这些受过训的青年思想上比未受过训以前多少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有的在受训后即变成敌人的特务。所以在大清河两岸的村庄，哪个村庄青年受敌训愈多，则我们的工作愈难开展。”
治安维持会大会——一些落后群众觉得伪军也讲纪律，“真和八路军差不多。”“觉得日本人也不坏，”说日本人也像八路军，老八路好，新八路不好。日本兵可能也是有的好有的不好。——在大清河两岸、子牙河东一带日本人已建立伪基层组织，发了良民证的地方，我方人员活动愈来愈不易。
当年在正定县公安局工作的一位老人曾写过一篇短文，揭露敌人“训练青年”的阴谋，他说：清晨，我听一个敌伪情报员坦白他被敌人利用的经过。
他说，他本是一个从来没有出过大门的青年人，在今年2月间，敌人向各村要人受训，汉奸引诱他说：“去吧！受训回来，给你们买辆车子，若到城里去一次，让你们随便吃、喝。”
刚到城里，敌人用腐化的生活侵蚀他们这些受训的人：愿赌就赌，爱嫖就嫖。因此一些追求生活享受的人，就上了敌人的钩，腐化起来了。
不过，多田骏还未顾上总结他的“成果”，就离任了，又让冈村宁次捡了个现成。多田骏离职前，还抓紧时间作了三件事：一是出动两万兵力，“扫荡”大清河以北，也即冀中十分区；二是制订《占领地区三种治安状况的标准》，进行了调查；三是于7月9日（实际上已收到调离命令）签发了“扫荡”路西山区根据地的命令。
所谓《占领地区三种治安状况的标准》，是日华北派遣军为“查明华北占领地区的治安实际情况，要求各兵团从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观点出发，将各自负责
地区划分为‘治安地区’、‘准治安地区’、‘未治安地区’。”
所谓“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观点”，是指日军制订的一系列评价标准。据日方文献，此标准制为表格，即为：日方文献称：所谓“‘治安地区’即我方治安稳定地区。‘准治安地区’即敌我双方势力均进入的地区。‘未治安地区’指敌方势力范围的地区。”大致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敌占区、游击区、根据地。在冈村宁次到任前，这次规模不小的调查活动刚宣告结束：截至1941年7月，日军与中共的势力大致相等，即主要城市、交通干线、重要资源地的周围，约有全面积的10％可以看做治安地区。中共势力圈内，约有10％为其中心根据地，是日方不能插手的地区。剩余80％为双方势力交错的地带。其中约有60％大致认为属于日方实力占优势的准治安地区。
“治安地区”10％、“准治安地区”60％、“未治安地区”30％，在日在华占领区内，“治安”状况倒数第一，这�
